沃爾特-蒂卡諾慢慢地舒了口長氣，手指在方向盤上輕敲著。「嗅，格羅莉婭-奧拉特是我們的什麼朋友？」他說。
顯而易見，哥倫比亞女僕不值得信任，然而不清楚的是，格羅莉婭應付喬-奧布賴恩並不是會部或主要由於她對卡斯特蘭諾家族的忠誠而引起的。不——格羅莉婭應付每一個人，甚至包括保羅先生本人。此外，像聯邦調查局後來所知道的那樣，她幾乎不能為她的誤人歧途、兩面三刀及玩世不恭負責，這個可憐的女人心理上不健全。
1949年10月18日她生於塞維利亞，一個有4000人口的小村莊，距臭名昭著的毒口中心麥德林南部大約200公里。她的家很窮，父親是下政治上的激進派，捲入了哥倫比亞保守派與自由派這間的殘酷鬥爭。保守派花了很長時間要抓住他並殺死他。童年裡格羅莉短幾乎都是藏在別人家裡，整日擔心上帝會不會讓她父親從山上受監視的山洞裡活著回來。
她在少女時代的不安全感及不信任感在遭到一樁獸性行為後更為激化：格羅莉婭14歲時被強姦了。這一事件使她幾乎精神分裂。身體僵硬，不願意也不能夠交談，看起來像得了健忘症。她被送進修道院，在那裡的好幾年的時間坐在幾乎空著的房間裡，靜靜地，盯著白色牆壁上移動的一束陽光。修女們來來去去，同她說話，婁也祈禱，替她梳頭，但她不有任何反應。
然而她的頭腦看起來並非一片空白，這個被虐待的女人正為在這個駭人而麻木的世界上生存而制定方案。這個方案的中心是絕對的自私，它使格圖莉婭變成一個國家，同任何國家都宣戰，人們要失去平衡，相互挑撥離間，格羅莉婭才會勝利。說謊是是個好方法，當然不有更微妙的方法。有時候幽默會起作用，魅力也有用。但最有效的是性。
會在修道院的房間裡，格羅莉婭-奧拉特一定得出了這樣一個早熟而墮落的結論——殘忍地遙在她身上的武器實際上也可成為她自己的武器。性，男人認為會使他們強壯，而實際上只能使他們衰弱，使他們變蠢，使他們變成孩子，變成小狗。羅莉婭意識到這種行為本身遠非如此。嘲弄、壓抑、嫉妒、讚美、威脅、抱怨都可以輕易地使有受重傷。她要使用所有手段。她不漂亮，不妖饒，甚至不時髦，但又怎麼呢？品味是盲目愚蠢的，她已知道得太清楚了。性使她受傷，她同樣要把性作為報復世界的工具。
格羅莉婭-奧拉特在修道院裡悄無聲息地過了幾年之後，一天清晨，她宣佈她要回家。她說話很正常，清楚地表示她完全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麼。格羅莉婭知道，自己並沒有「被治好」，她依然憤怒，對社會充滿惡意，但她知道如果表現出痊癒的樣子，她可以走出修道院的大門。
所以她被放出來了，這也是一個人們多麼容易被愚弄的證據。
當然，格羅莉婭低估了她的醫生。她們知道治癒與永遠的心靈創傷之間的區別，但是他們又能做什麼呢？他們把格羅莉婭作為院外病人，給她服美國鎮靜劑及抗抑鬱藥。即使到了美國以後，格羅莉婭仍同她在波哥大的醫生保持密切聯繫，聯邦調查局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在保羅-卡斯特蘭諾的私人電話線上發現了大筆長途電話費。每月幾百甚至幾千美元被用於掛電話，名目是為了使教父的女僕免於精神崩潰。
維拉扎諾——納羅斯橋的柱子沐浴在傍晚時分的金然陽光裡，交通高峰期到了，許多國一擠在收費口。奧布賴恩在座位上活動了一下，放鬆他已麻木的腿，他開始想他穿酉裝的時間太長了，身上有有點癢。
車裡通訊機的靜電劈啪做響，傳來接線員的聲音，讓喬-奧布賴恩立即給了的頭兒掛電話，又重複了一遍：立即。
「不知道有什麼事兒。」蒂卡諾說。
「有事總比沒事好。」奧布賴恩說。
蒂卡諾從車裡走出來給奧布賴恩讓路。奧布賴恩坐到前排，開車到本尼迪克特路找個收費電話。
電話鈴剛響，布魯斯-莫就拿起話筒。
「拉羅薩威脅說要控告你。」他說。
他羅薩叫詹姆斯-拉羅薩-保羅-卡斯特蘭諾的律師。莫用一種對黑手掌的高價喉舌特有的咆哮語調說出拉羅薩這個名字，這個黑手黨的律師有一頭蓬鬆的銀髮，總是穿著白得眩目的襯衫，繫著赫爾墨斯領帶。
「又來了？」奧布賴恩說。這是個很平常的威脅。
如果偵探太靠近匪首，特別是他的家庭，匪首的律師會威脅要以騷擾罪控告偵探。毫無疑問這對律師來說其樂無窮，不僅可以得到在筆律師費，而且可以體會一下當原告的樂趣，但是有人相信一外知名的黑手黨成員能把聯邦調查局送上法庭嗎？
「是，莫說，」他讓我告訴如果你不停止行動或其他任何該死的事，他要控告你。」
「好的，」奧而賴恩說，「但你沒告訴我，因為你找不到我。拉羅薩想同我談，他可以到他顧主的房裡同我談，我就在車道上。」
「你要在那兒呆多久？」莫問。
「直到卡斯特蘭諾回家，那樣我就可能把那張該死的傳票給他。」
「如果他不回家呢？」
「聽著，布魯斯，他是一個戀家的男人，他會回來的。」
「你有睡袋嗎？」莫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