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歷史[轉帖來自鐵血論壇]
Hcxy2000關於轉貼前的話：
很遺憾，因為小說的原因，在書評裡已經有了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貢獻的爭論。作者的觀點很明確，在抗戰的人群裡，只有中國人，只有華夏兒女，沒有政黨之分！
要抗戰，必然需要自身的壯大，以*主席為首的共產黨人抓住了機遇，也就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人！
請時刻記住，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人！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鐵血論壇上看到的。裡面絕大部分觀點我是贊同的。這些觀點，可以全面回答目前為國民黨鳴冤的問題。
基於以上理由，請準備再發關於這個爭論內容的讀者注意，如果你的觀點已經在這個帖子裡被反駁了，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刪除你的書評。
再次說一遍，我是贊同的是這篇文章裡面的絕大部分觀點，而不是全部觀點。
本文來自鐵血論壇，感謝轉貼者安倚天
史迪威只是一個軍人，執行的是按美國利益作出的決策。正如羅斯福總統所說：中國最多的是人，應該讓中國人使勁的打日本，以減少美國士兵的傷亡。所以史迪威要獎勤罰懶，要把美國軍械發到最能打日本人的軍隊手裡。在他看來，將美國軍械發給那些不能打日本的軍隊是浪費美國人的錢。
而蔣總統的想法是：讓盟軍替他打敗日本人，然後，再用美國的軍械消滅中國共產黨。這樣一來，兩人的戰略目標就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有那樣激烈的衝突，所以才有五角大樓、羅斯福支持史迪威的舉動。但是，史迪威不是政治家，而羅斯福是政治家。羅斯福考慮到了戰後遏制共產主義的需要，因而只好犧牲史迪威。
「赫爾利聽過這番話，終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給羅斯福發出了電文」
需要注意的是，赫爾利給羅斯福的電文是在10月13日發的，這是在10月3日，美軍參謀部降低了中國戰區的作用後發出的。這時軍事考慮已不重要了，它讓位於政治考慮。而蔣介石對赫爾利講這番話是9月24日，《一寸》中所謂「赫爾利夜不能寐」完全是鬼話，如果真的夜不能寐，為何要拖19天才給羅斯福復電？
同樣對於這件事情，石島紀之在《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第139頁寫道：
但是，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美國軍作出了進一步降低對日作戰中中國作戰的地位的決定。也就是說10月3日，美國綜合參謀本部放棄了預想將要作出很大犧牲的台灣、廈門作戰，決定了攻克呂宋島戰略以及繞過台灣向硫黃島和沖繩前進的路線。結果，被指定支援太平洋戰爭的中國戰場對於美國的作用，進一步下降。因此，美國政府得以優先考慮政治判斷而後考慮軍事判斷。
美軍為何改變作戰路線？顯然國軍的戰鬥能力已經被看成一文不值，美軍只好自己幹了。
1944年12月2號日本軍攻陷獨山，重慶震動。日軍入獨山如入無人之境。29軍孫元良帶900多人在那拚死打了一仗。沒有幾天，收復獨山。
「獨有一座孤零零的紀念碑（獨山抗日紀念碑），在黃昏裡矗立著。過路人當不會知道，這裡正是本世紀中葉，中國人扭轉自己命運的轉折點。也是迎向21世紀的001號里程碑」
2000多日軍，作戰保障完全沒有，卻敢孤軍深入296公里。說「日軍入獨山如入無人之境」，這句話好聽嗎？
既然29軍孫元良帶900多人先期趕到，其主力部隊應在第2天也能趕到。不能全殲該敵，讓其退走。就能功勳卓著嗎？
把獨山抗日紀念碑說成是「中國人扭轉自己命運的轉折點。也是迎向21世紀的001號里程碑」，實在是太過譽了。因為直到第二年8月15日之前，國軍也沒有發動戰略反攻。獨山之戰只是一個防禦戰，其後的雪峰山戰役也是一個成功的防禦戰。若論第一個勝利的防禦戰，則是第一次長沙戰役。第一個全殲日軍的戰鬥，則是平型關之戰。第一個大規模的殲滅戰應屬台兒莊。獨山之戰是哪個第一都沒撈上，就連最後一次也沒撈上。
把獨山之戰說成迎向21世紀的001號里程碑，實在是句笑話。
對於那段撲朔迷離的時期，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看的呢？
石島紀之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寫道：
P127
對此中國戰場最高司令官蔣介石的參謀長並兼在華美軍司令官史迪威將軍，堅持奪回緬甸公路，並依靠由此而得到加強的中國陸軍，來反擊日本軍。這本是美國陸軍的構想，史迪威想實施這一計劃，他為了在中國保持空軍活動，認為「第一重要措施是擁有能夠佔領並保持航空基地的陸軍」。史迪威的想法，引起了不願意將國民政府軍投入戰場的蔣介石的反對，兩者之間的關係從1942年中期開始逐漸惡化。
北緬甸的反攻作戰，是中國軍第一次從正面進攻日本軍並取得勝利的戰役。參加這次戰役的中國土兵具有「我們也能夠打敗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親自向世界證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適當的指導，中國土兵可以與世界上任何軍隊匹敵。」
P129
所謂打通南北大陸交通線作戰是指打通平漢線(北平至漢口)、粵漢線(武昌至廣州)、湘桂線(衡陽至柳州)等各鐵路——貫穿中國南北大陸的戰役。日本軍發動作戰的目的，是殲滅中國西南部的空軍基地，挫敗美國空軍空襲日本本上的企圖；依靠打通中國南北的鐵路，確保與南洋方面的陸上交通；挫敗中國軍的抗戰意志這三點。日本軍為了這次作戰，動員了日中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大兵力，即15個師團，兵力約50萬餘人。
首先，日本軍華北方面軍的第十二軍，1944年4月17日，渡過黃河，5月19日打通平漢線。隨後，第十二軍的主力西進，5月25日佔領路陽(以上行動叫京漢作戰，中國名叫豫中會戰)。當時，駐守河南省的中國軍是第一戰區(司令官是蔣鼎文)的十八軍，約30萬人，擁有兵力是日本軍的兩倍，其中中堅力量是湯恩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軍隊是蔣介石嫡系的精銳部隊。但是中國軍除了守備洛陽的非嫡系部隊奮起抵抗以外，其餘都在日本軍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
隨後日本軍第十一軍，5月27日，從洞庭湖東北岸的岳陽附近向長沙開始進攻。在這以前日本軍進行過三次長沙作戰，都是從正面攻擊，因此遇到中國軍的反擊，不得不撤退。所以這次日本軍採取從三方面包圍長沙的戰術6月18日佔領了長沙。失去長沙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在長沙南邊的戰略據點衡陽，用堅固的陣地抵抗日本軍的進攻。衡陽是粵漢線與湘桂線的連結點，也是美國空軍的重要基地。衡陽的攻防戰從6月26日開始，激戰持續了一個月之久。8月8日守備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向日本軍投降，戰鬥結束。
衡陽失陷後，中國軍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軍第十一軍在廣東的第二十三軍幫助下，佔領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佔領南寧，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屬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軍的一部分，12月3日佔領了貴州省的獨山．威脅著貴陽和重慶(以上稱湘桂作戰，中國名叫長衡會戰和桂柳會戰)。
這樣，可以說日本軍取得了絕對的勝利。打通南北大陸的作戰，對日本人來說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戰鬥。由於精銳部隊被抽調到南方，在中國的日本軍的戰鬥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內地和中國現地召集徵兵，好不容易才彌補。更嚴重的問題是制空權被美國空軍掌握著。因此，日本軍的補給受到攻擊，糧食甚至武器、彈藥、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軍。雖然日本軍的戰鬥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國軍仍然慘敗，是原因何在？
第一個原因是：國民政府軍的戰鬥意志顯著下降，軍隊內部腐敗。當時國民政府軍的兵員，在戰時狀況下，總數約為650萬人。正如前章所述，由於通貨膨脹的迅速發展，士兵的軍餉大幅度下降，這成為戰鬥意志下降的一個原因。將校們的腐敗也是很顯著的，在河南會戰中，當時河南的中國軍所有的七八百台軍用卡車中，只有100台用於軍事物資的運輸，其餘的都被將校們用於將自己的家屬和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後方西安。
第二個原因是：蔣介石優先考慮政治的戰略，影響了防衛戰的有效執行。蔣介石為了保存自己的軍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軍隊撤出中國東部戰線，把他所不喜歡的、屬於軍閥或民族主義的軍隊配置到前線。例如在衡陽奮戰的薛岳是廣東系的、與蔣介石不投機的人物。蔣介石還採取*優先於抗日的政策。日本軍向河南省進攻的時候，沒有將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蔣嫡系的最精銳部隊胡宗南(第八戰區副司令)軍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陽失陷後，出動了胡宗南部隊的一小部分到前線去反擊。
第三個原因是：變為戰場的地區，經常出現民眾背叛國民黨的現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農民7000多人，為反對國民政府軍的徵收，奪取了駐守在信陽西部的軍隊的武器。國民黨派遣軍隊對此進行鎮壓，屠殺了5000多農民，國民黨這種殘酷行為成為導火線，農民暴動從河南省南部，擴延到湖北省北部，數萬農民提出「反對不抗日的軍隊」等口號，組織了農民救國軍，殲滅了屠殺農民的軍隊。這樣，不受民眾支持的軍隊其戰敗是必然的結果。
這次大戰敗，給中國帶來的損失是極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國民政府軍兵力的損失達到六七十萬人；國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分。新淪為日本統治地區的民眾有6000多萬人，有許多難民背井離鄉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地區。日本侵略的擴大和國民政府的戰敗，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對於這場大慘敗，當時在中國戰地的英美記者看到了真實的原因，他們發出了大量的報道。使得美國國務院開始考慮與在延安的中共接觸。美國記者西奧多．懷特（白修德）在《中國抗戰秘聞》中記錄了這個事情。
P183
1944年10月22日,我來到了延安。
時間，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偉大的事件都獲得澄清，使一切久遠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縟節，暴露了歷史和決策的本來軌跡。我是以一個戰地記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寫一部關於政治和勢力集團的報導。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裡正發生的事情是非同尋常的。一場革命正初具規模，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準備宣佈它的出世，共產黨領導人經過全國的篩選，正從地下狀態雲集延安，籌備其自1928年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事情還不僅如此。在那幾周裡，由於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離異以及羅斯福和蔣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災難性後果，中國的共產黨人正推備擬出一份完整的，也許是永久性的與美國結盟——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他們所希望，我們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並準備把它堅持到未來的年月。如果這種延安氣氛繼續下來的話，或許就沒有朝鮮戰爭，也沒有越南戰爭了。
那幾周是美國的戰爭目的和中國革命共處的蜜月時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聯姻的牽線人，是美國一個年輕的外交宮：小約翰巴頓·戴維斯。他在中國出生，父母都是傳教士，剛剛三十六歲，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一個輕巧自如，舉止瀟灑，善於詞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單槍匹馬地進行歷史的探索。我希望對我親密的老朋友約翰·戴維斯沒有傷害地說，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也像那時的我一樣對美國的政治天真爛漫；但他因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詩般的日子，飽受的羞辱和謫貶之苦遠遠超過了我。
戴維斯在抵達的那天深夜就和*、周思來還有紅軍總司令朱德進行了會晤。如果我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沿海登陸，共產黨能否給我們諸如以斷鐵路，動員農民之類的支持？這是一個合理的探詢，但卻是在一個混亂的時刻進行的。共產黨對蔣介石和美國在史迪威問題上鬧翻的事一清二楚，對國民黨軍隊腐朽和潰敗的情形甚至比誰都清楚。他們正著手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他們所有的那些偉大的軍事領導人，有的從地下狀態，有的從游擊抵抗區，有的靠徒步行軍，紛紛回到延安，準備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16年以來的第一次！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都長期居住延安，但*、彭德壞、陳毅、聶榮臻都是剛剛到達——他們是征服未來中國的著名元帥，建立一個一統天下的功臣。而戴維斯，來這裡是要探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還有結盟的可能性！在那個大好時機裡，戴維斯本來不應該出場。我也不應該。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場革命，正歷經磨難，由胚胎進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聞工作者，受著老朋友周恩來和老相識葉劍英的庇護，也受到了我和戴維斯抵達的事件而引起的虛假重要性的掩飾。此行的偉大目標是探討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結盟，我是作為該目標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時機以及牽線人約翰·戴維斯的出現確定了當時的氣氛。
時機的掌握就是共產黨人對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們比誰都清楚蔣介石在華東戰場上的厄運。國民黨的軍隊正在解體，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裡如入無人之境，而共產黨人卻尾追著日本人，組織抵抗運動。不管什麼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產黨就感到是他們採取行動，進行組織的機會——組織發展之快超過了共產黨的預想。六個月裡，蔣喪失了25萬軍隊，而共產黨的兵員每個星期都在增長。眼下，他們已在日本人的後方建立了不少於16塊的政治——軍事基地，每塊都稱作「解放區」。其中有些解放區已控制了好幾塊長200英里寬100英里的地盤。不管是日本人還是國民黨都對這些解放區望而卻步。解放區裡的唯一政府就是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所考慮的頭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樣把這些「解放區」聯成一片，建立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真正控制著9000萬人民並提供了保護的政府。正像他們所關注的，那個蔣介石的所謂「政府」己把它在華東的軍隊消耗完畢，而眼下只能在中國的西部，在美國的特別關照下苟延殘喘。瞧，為了這一點，美國人，戴維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來了，在探討共產黨分享美國友誼的誠意。所以，當這些當地政府的領導人在延安雲集的時候，更為重要的軍事長官們也隨之而來，共商召開16年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考慮成立一個共產黨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職的事件也促使他們考慮這個正在誕生中的新政府是否應當同美國進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歷史的時候，親身瞭解到的事實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識分子創造的，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識分子能把他們的理想和困擾普通百姓的東西結合起來，編織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誘或羅致到一起成為一種革命動力。如果他們再聰明一點，向工人們和家庭們講明道理，使這些樸實的人民認識到正束縛或正毀滅他們的東西是什麼——那麼，他們就能動員起人民去改變現實，去殺戮，去獵取，去犧牲，變得殘忍，同時知識分子又總能給予純樸的殺人者和恐怖主義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無上的。延安，置於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產思想的工廠。也許只有羅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紀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許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如此有意識地察覺到，思想本身也像劇烈行動的發出者那樣具有強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個正處於實驗階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沒有人在美國的大學裡接受過政治學的基礎教育，他們就自己學會怎樣去挑選合適的人選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臨時去學大量實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藝。在一個山村裡，怎樣才能用紙印刷成書籍、傳單和貨幣呢？他們正在靠自己學習掌握。那時候，點燈用的油都是傳統地從果仁裡搾出來的，一點燃，這些劣質油就在家庭自製的燈上辟辟啪啪響個不停。怎麼辦呢？怎麼使這些油純淨些呢？怎樣使鐵融化製造槍支呢？怎樣護理傷病員呢？總之，一句話，沒有知識，怎樣去進行革命，建立一個嶄新的政府呢？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這些人們在這抉根據地上循環往復地接受教育，教會他們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時的延安地區居住著4萬人．1萬2千人是當地的農民和商人，其餘的就是黨的人了——積極分子，領導人，官員，占壓倒多數的還是學生．學生們的年齡都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有的是逃離敵占區的城市或國統區的學校剛到達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紀，頭髮灰白的游擊隊指揮員。他們在接受文化課的補習，學習怎樣用書面下達戰鬥命令。
延安是—個學校社會——醫生的，護士的，指揮員的，政治委員的，黨的積極分子的，各類學校應有盡有。政治局的成員人人都分工負責某個領域的思想訓練。
在那幾周裡，以及在一年後的重慶我好幾次見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會見。他給我不可磨滅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個會用槍來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強迫歷史朝著他的理想邁進。
產生偉大歷史力量的對話，在一開始就因為談話自身的變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見的事一一美國民主黨人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對話就是這樣一個在官方的首次接觸時就遭到曲解的實例。中國方面的發言人是*，美國方面的發言人是帕特裡克·赫爾利少將。毛是個天才，赫爾利是個\*\*\*\*。赫爾利於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達延安，開始了美國同中國共產黨的談判。這個談判是被偶然事件拖離歷史軌道的最明顯的實例。
赫爾利1944年11月7日抵達延安，抵達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記員與會作記錄)就同毛人其他領導人開始了會談，出示了他和蔣介石以前共同擬定的條亂一個五點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兩黨都矢志於團結，共產黨將得到合法承認，在將來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個矢志於進步的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要解散其軍隊．放棄他們的「解放區」政府(已經統治著8000萬人民)，他們的軍隊要聽從軍事委員會的改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應——是爆炸性的。他對國民黨政權從上到下都作了譴責．指出，軍事委員會沒有什麼權力，只是一個閹割軍閥和地方部隊將領的裝飾性機構，其中只有一個位置留給共產黨的部隊是不夠的，以此來讓他放棄他那在中國首屈一指的部隊及效率最高的政府顯然是不能接受的。赫爾利說，這個協定將使你的一隻腳邁進門裡。毛說，如果你的雙手被反綁在你背後，進去這個門裡沒有什麼好處。赫爾利明智地提出建議．讓共產黨擬出一項自己認為是適當的解決條款，他將樂意洗耳恭聽。那個下午，他們為這個談判建議暫時中止了會談。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們又進行了會談。共產黨擬出了他們的書面提議，措詞之絕妙，使赫爾利一點也看不出他們的強硬企圖。赫爾利興高彩烈地說，共產黨的建議確實挺好．但就是邁的步子還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評論。
赫爾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識分子出身，只是一個美國民間的那種漫畫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間在迪克西使團的窯洞裡，他竟以美國最優秀的傳統改寫了共產黨的建議——而對共產黨說來，當他們在10日的上午見到赫爾利的修改稿時，一定會被那修改過的提議弄得眼花繚亂。
在赫爾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團結：「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一致同意作為三種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這幾乎是一些辭不達意的話——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驚——意思是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蔣的獨裁政府)將被更新組織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裡，所有的黨派一律平等。在這個聯合政府之下，還將有一個「聯合的全國車事委員會」，負責全國的軍隊共同對日作戰；「從國外所得之供應將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將同時武裝兩黨的軍隊。總之，經過赫爾利英國式的潤色加工後，全文的基調完全是美國憲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熱情洋溢又讓人翻譯不出來。這個新的全國聯合政府，赫爾利寫道，將使人民獲得「公正，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請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權利，人身受到保護的權利和居住的權利。」赫爾利在使美國承擔起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義務，在使一個東方國家接受美國的人權法案。
當然，赫爾利的這個協議最終成了一片廢紙。國民黨認為被出賣，決不可接受。協議不得執行，使共產黨認為受了美國的欺騙。
第四十集《天亮前後》
「接踵於經濟的崩潰，跟著來的便是道德社會的解體。這種環境正好是共產主義滋生蔓延的溫床。也為中共的擴張與壯大留下了寬廣的空間。但承擔此一惡果的，卻是苦撐八年，力卻強敵的國民政府。」
可見國民黨缺乏自省，只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戰，對中國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然而中國不死，必然蘊涵著生機。中國象鳳凰一樣，要在浴火中重生。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必然滅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戰爭中發展健全起來的新的政治、經濟體制。這個新的政治、經濟體制便是中國新的生機，破殼而出的新生命力，將促使中國向世界強國邁進。
經濟的崩潰、道德社會的解體即是舊的政治、經濟體制不能適應中國應對災難的需要，行將滅亡的徵兆。國民黨不知調整，不能有效的應對災難，不去變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經濟體制，而是固守於舊的、行將滅亡的政治、經濟體制。敗亡則是必然的事。
國民黨只是到了台灣後，在幾乎滅頂之災時，才知變革，才得以生機再續。國民黨的災難還未消失，還將面臨生存危機，是就此滅亡，還是浴火重生，脫胎換骨，重回中國國家級大黨的地位，就要看國民黨諸君在危機面前是如何應對的了。其實在政治這個世界裡，也應了達爾文的那句話：適者生存。
「在國際上，蘇聯不斷扯國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但更狠毒的則是滲透西方世界，進而左右美國政府高層的對華政策方向。像馬歇爾、史汀生、羅斯福都深受第三國際：『國民黨並不積極抗日，他們爭取外援的目的在於對付中共。』的宣傳影響。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華物資，我們無法充分利用。兩億美元的黃金採購案，被耍了烏龍。以至抑制通貨膨脹的最後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國政府中這一股左傾的隱形力量，並利用史迪威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資，去裝備中共部隊」
這些話好像不是經過腦子裡說出來的。國民黨是否積極抗日，那些派在國軍各部隊、戰區的美軍觀察員看不到嗎？美國政府高層決策判斷的依據是來自蘇聯？還是來自他自己軍隊的觀察員？莫不成這些美軍觀察員統統被中共蒙住了雙眼？
至於說到「慫恿中共在國內戰場擴大對國軍的攻擊，也屬有形的叛亂。」，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平江慘案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２７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並將新四軍高級參謀塗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６人活埋於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
這件事發生在皖南事變的半年前，新四軍的一個通訊處，且在大後方深處，有多少人馬？能進攻27集團軍的部隊？究竟是新四軍通訊處攻擊國軍？還是國軍攻擊通訊處？
究竟是誰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於《一寸》，只能有一句話來評判，那就是：滿口胡言！
「盟軍終於民國33年，奪回了淪失已久的制空權。這對日軍來言，是極為不利的一項逆轉。根據統計，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軍利用中國大陸各機場，以長程重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的飛機高達一萬七千五百餘架次，投擲各式炸彈共7萬噸。日本方面作過統計，單就東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彈藥噸數，約為當年日機轟炸重慶的23倍。」
湘西會戰日軍以失敗告終，為日軍在華的攻勢作戰畫上了句號。
1945年2月，雅爾塔密約。羅斯福與邱吉爾為了尋求戰爭快速結束，竟然答應斯大林的要求。背地裡出賣了他們的盟友中華民國。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扔下第一顆原子彈。廣島死傷為20萬1千餘人。
1945年8月9日，全縣被收復。第二顆原子彈又投向長崎。蘇軍出兵東北。
「雖然在戰爭中，日本人民同樣受盡了痛苦煎熬，但當他們於1945年8月15日中午，親耳聽到裕仁的[終戰詔書]的廣播時，仍然忍不住熱淚盈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橋上。」
「8月15日這一天，無論是對中國人、對日本人都是終生難忘、驚愕不已的一天。」
第四十一集《激情過後》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東京灣內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艦在內的美英大小艦隻達380艘之多，誠有舳艫千里之氣概。中國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裡，不禁興起[50年前甲午之役果能一勝，我國海軍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米蘇裡艦上簽完受降書後，徐永昌和他的隨員轉往東京，當時，目睹日本警察守崗如常，老百姓循規蹈矩、沉默肅靜的景象。他對同行人員說：[吾人切不可有痛飲黃龍之想，因為一個戰敗國能有如此表現，其中興是計日可待的！]這是在風光的受降日子裡，一個中國高級將領內心的感受。顯然徐永昌說對了。」
「事實上日本從這一天開始，在美國的支持之下，便開始了戰後重建的工作。而贏得勝利的中國，卻又落入了另一場天翻地覆的戰爭淵藪。」
「在激情過後，中國政府要面對的是比戰時更為嚴酷的現實。[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路是坎坷與漫長的。」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時的情形。1945，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同時，我們的國土所呈現的，是這樣一幅支離破碎的局面，此時日本在華的總兵力仍有128萬人左右，總共210餘萬人。遣送這些人出境，是戰後的一次繁重的工作。」
「由此可以證實，在當時，我們對這些戰敗者的照顧，遠比千里跋涉勝利還鄉的軍民們要好得多。」
「戰後，各交戰國對於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災禍，曾經作了部分數據調查，以傷亡而言，根據統計，從民國26年7月7日開始，我國在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中，傷亡將士的總數為340萬餘人，老百姓則為860萬餘人。但這些數據並不可靠，因為當時中國包裝總公司兵籍戶籍的制度未興，取得準確的數據十分困難。」
「但經過一場飛來橫禍的中國老百姓，這個時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園。在短暫的勝利激情之後，去面對另一個茫然。」
「戰後的許多國際法庭中，都將首要戰犯繩之以法以儆傚尤。」
「至於南京大屠殺的禍首谷壽夫，後來被引渡來華就地處決於雨花台。還有日軍攻陷南京之前，從淞滬一帶一路殺過來的野田和向井，當年他們以殺人為樂，今天也要輪到自己，經歷面對被迫結束生命的恐懼了。但是這些人，就算被槍斃十次，對那麼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補呢？」
「1945年8月15日，蔣委員長的[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中，對戰後日本的態度十分明確，他說：『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懲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件，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壓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於錯誤與罪惡。』這幾句話，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忠恕為懷的傳統文化精神。」
「後來，不知怎的，有人竟將[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改成[不念舊惡]及[以德報怨]。從此，[以德報怨]竟成了我國戰後對日的[基本態度]。既然以德報怨，那就表示什麼都可以不計較了。其實，這是很大的一個錯誤。」
「[論語]有關[以德報怨]的記載，在憲問35章，原文為：或曰：[以德報怨，如何？]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意思是：有人問孔子說：你認為[以德報怨]怎麼樣？孔子說：那你拿什麼去報德呢？我認為我們要以正直的態度去對待和我們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報答對我們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見，所謂[以德報怨]事實上違反了我們中國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則，也偏離了待人處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將[與人為善]改成[以德報怨]，等於陷一個國家元首於不義了。更何況，當時蔣中正確實是主張[以直報怨]的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賠償已經開始，從1948年1月直到1945年9月，從日本運回中國22條船，招商局派去22條船運回中國3萬多噸物資所以這個賠償已經開始。後來因為我們中國國內的變動，內戰的關係，因為國際間美蘇的對立，冷戰的開始，這樣的話這賠償才停了。」
「1951年，開這個[舊金山和約]，那個時候的蘇聯呢，氣焰非常的囂張。所以呢，美國為著防止蘇聯，同時要利用日本的過去工業的潛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舊金山和約]裡面，美國就放棄了對日本賠償的要求。[舊金山和約]呢，我們中國並沒有參加，因此到1952年，中華民國給日本簽定和約的時候，那我們也放棄了對日本的賠償。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榮這個日本首相到大陸去訪問，他跟周恩來總理聯合發表聲明的時候，中國也大陸也放棄了對日本的賠償要求。這個可以說，當時對日賠償要求的放棄，完全是在美國這方面，他為著整個世界分裂成兩個集團，為對付蘇聯而引起來的。這個是主要的一個基本原因。」
黎東方說：「蔣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鬧要賠償。是美國人後來通知蔣介石，美國政府叫蔣介石，不許要日本賠償！以為我們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設起來，抵抗蘇聯。你中國需要錢，將來我們美國給你。美國給了沒有啊？後來直到韓戰以後，美國才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給我們的，借的，照加利錢還的。總而言之，我們政府交到了美國政府，總算領教了不少。」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大戰中另一個軸心國家——德國，戰後是如何對待猶太人的。」
游芳憫說：「現在德國人戰後，付給猶太人，大概據估計要超過600億美金。就是殘餘的這些遺屬，或者是德國過去登記有案的猶太家庭，被殘害的，到目前為止，還要領德國政府每個月發給的津貼，大概是950塊美金。每個猶太家庭的每個人，大概人數有17萬人之多。所以這個錢呢，預計到了公元2000年的時候，大概要超過將近1000億美金。所以德國人他曉得自己有錯誤，應該付出這些戰爭的代價。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認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這個歷史。」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啊，我們有責任，我們也應該要求回復那個賠償嘛。」
「至少也有1000億美元，因此，有人算過，假如中國堅持要日本人賠，那麼當時日本全國就算傾其歲入所有，100年也賠不完。這麼一來，他們可真的是永無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誰還記得這碼往事呢？今天，他們篡改教科書，否認侵略事實，他們有錢買下洛克菲勒廣場，卻不願意償還台籍軍伕那麼一點點小錢。除了搖頭歎息，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中華這個民族是蠻可愛的，是可引以為榮的一千多年來，中國人深受儒家的影響。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視一個[人]的尊嚴。所以傳統中國人是不輕易向人借錢的，萬不得已借了，也必定會還，所謂言而有信。在戰時，我們確實是在十萬火急之下，才向盟國伸手的，但這些錢，不但每一分毫都還清了，而且還給過了頭。」
「有人認為中國人是靠老美的兩顆原子彈贏得全局勝利的。我們不否認西太平洋戰事逆轉，對日本形成的壓力和原子彈的致命一擊，提前結束了對日戰爭。但是1945，民國34年春，事實上，我們第一梯次30個師的新軍已經訓練完畢。只要美國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該給我們的物資，及早撥給我們，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復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後戰役中的傷亡，可能要比喪生於原子彈之下的人數高出數倍。照這麼說，大和民族應該感激促使戰爭提前結束的原子彈才是。因為這一切，本來是他們自己惹出來的禍。」
「抗戰八年，中國人因為貧窮，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ling辱，但我們卻未曾淪落到人窮志短、窮斯濫矣的地步有人說中日之戰，[日本慘敗，中國慘勝！]其實不然，中國的勝利應是光榮的。因為，從表象上看，中國之[慘]，打戰爭一開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後，我們贏得的是尊嚴。這正是當代人可以流傳給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的珍貴資產。」
「為了取得此一勝利，中國人和他的強敵在八年中進行了22次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以及像[盧溝橋]那種規模的戰鬥達38931次。這不只是一個數字，而是真刀真槍要命的廝殺，在這些戰役中，後人很難想像先人那種慷慨悲歌視死如歸的情懷。甚至連他們的故事，都隨著歲月的流失而遠去了。今天留下來的，大概只剩下幾柱碑記，在荒僻的野地裡孤獨的矗立著。好奇的觀光客，就算很仔細唸完銘文，恐怕也無法想像，當年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驚天動地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