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歷史[轉帖來自鐵血論壇]
Hcxy2000關於轉貼前的話：
很遺憾，因為小說的原因，在書評裡已經有了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貢獻的爭論。作者的觀點很明確，在抗戰的人群裡，只有中國人，只有華夏兒女，沒有政黨之分！
要抗戰，必然需要自身的壯大，以*主席為首的共產黨人抓住了機遇，也就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人！
請時刻記住，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人！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鐵血論壇上看到的。裡面絕大部分觀點我是贊同的。這些觀點，可以全面回答目前為國民黨鳴冤的問題。
基於以上理由，請準備再發關於這個爭論內容的讀者注意，如果你的觀點已經在這個帖子裡被反駁了，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刪除你的書評。
再次說一遍，我是贊同的是這篇文章裡面的絕大部分觀點，而不是全部觀點。
本文來自鐵血論壇，感謝轉貼者安倚天
第三十八集《山窮水盡》
「1944，民國33年，中日戰爭已經跨進第七個年頭。這個時候對雙方而言，都面臨著山窮水盡的困境。」
「雖然日軍完成了[一號作戰]的任務，打通了中國南北鐵路縱貫線，但所付出的代價則是相當沉重的。在中國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這條戰線上，竭力去遲滯敵人的攻勢，而無力進行有效的反擊。」
仗打了七年，國軍的游擊戰姑且認為也打了七年，可是日軍的脖子卻伸得更長。國府窮七年之力，付出150個師的代價，卻仍然沒有學會游擊戰法，日軍似乎不認為再將脖子伸向南寧，會被游擊戰之刃割傷。日軍通過如此長的補給線，供給前線作戰部隊之需，也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奇跡吧。似乎七年的游擊戰法，只教給了國軍的幽靈部隊。
「因為當時中國的精銳部隊與美援戰略物資都被史迪威[鎖]在緬甸。這些只是眼可見的戰況，事實上中國的潛在危機，卻遠比看得見的局勢來的嚴重。」
「戰爭對經濟社會的殺傷力是難以想像的，他對一個強盛富裕的國家已然如此，對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就更難言喻了對一個寅食卯糧的國家而言，我們拿什麼去開發經濟來養戰？不幸的是，這一年其實還只是此一惡性循環的開始而已。後來情形越來越遭，政府被迫飲鴆止渴，只好以印鈔票以濟燃眉之急，終至釀成不可收拾的惡性通貨膨脹。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從民國26年到33年，這7年間，貨幣發行量與物價上漲的情形。民國26年，法幣總發行額為16億元。27年增加了一倍，物價上漲*%。28年發行額為3.5倍，物價未見大幅波動。29年發行額增為5倍，物價卻上揚了12倍。30年法幣總發行額為開戰之始的10倍，物價卻上漲了27倍。31年發行額為21倍，物價高揚了70倍。32年發行額為47倍，物價飛漲到200倍。顯然印鈔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價上漲的腳步。到了民國33年，印鈔機印出180倍的鈔票來，但物價卻狂飆到了2100倍。這種家誰當得下去？」
「形成戰時經濟金融狀況惡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還是來自戰爭、來自敵人在土地一片的淪失，交通網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顯然便成為我們的希望所寄。」
「抗戰期間我們的盟友美國，確實前前後後給了我們8億多美元的[資助]。但這筆錢是怎麼來的？怎麼花的？怎麼還的呢？」「黎東方說：美國給英國的租借法案物資29個Billion，等於290億，給蘇聯的是9個Billion，90億，給中華民國不到10億，8億6千萬。這有一點不同呢，給英國的物資給蘇聯的物資，美國人負責任把東西送過來，至於怎麼樣來用這些物資，英國人自己當家，蘇聯人自己當家。給中國的物資，不交給中華民國政府，更不交給蔣介石，交給美國派來的那個史迪威將軍。這個人他把柄這個物資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預備他自己打緬甸用。給中國的東西很少很少。錢在別人的口袋裡，我們顯然無權過問人家怎麼花。但如此懸殊待遇，除了當時西方重歐輕亞政策之外，實際上還有一個國際陰謀在暗中操縱著。這個陰謀來自於一個叫做[太平洋學會]的學術機構。當時[太平洋學會]所提供的[資訊]對羅斯福總統的遠東政策具相當的影響力。可是這個以[學術]為名的組織，卻早為共產國際滲透了。1941年羅斯福給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便是由這個[學會]所推薦的，此君正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太平洋學會]臭名昭著，它實質上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上面這個政治推論實在是淺薄無知，若照這種推論的思維方式，美國給蘇聯的援助比中國多得多，顯然美國已被共產國際滲透了，美國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所以，用這種推論振振有詞大肆宣傳的人，若不是蠢蛋，便是有意愚民。
「黎東方分析說：『日本人同英國講，你給我3個月的時間，我就可以解決中國問題了。英國人說好，你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在歐州就可以專心來對付德國。所以英國就做了日本人的幫兇。把我們從雲南通緬甸的路切斷。因此我們唯一的可以進口我們需要的物資的地方被割斷了。』」
這段話，似乎告訴我們：民國的經濟崩潰，英國人應付很大的責任。
單從這位黎東方大師的話來看，似乎日本是同盟國成員，中國與德國是軸心國成員。有日本人對付中國，英國也就放心了。黎東方大師心裡顯然知道事情並非這麼簡單，那麼，這些話就帶有明顯的愚民色彩。
「[黎東方說：]『國內呢，有許多必需品是從外國來的就漲，這一漲，帶動了整個的物價波動，這是第一次通貨飛昇。』」
雲南至緬甸的這條路，也是唯一的對外聯繫通道。是用來運軍需物資？還是運民生物資？若運軍需物資，則顯然軍需物資絕不會進入民生市場，如何能導致物價上漲？若用於運民生物資，那麼，中國有哪一類民生物資必須依賴進口？是影響市場物價的重要因素？這段話完全是胡言亂語。
「第二次物價波動，是在1942年，我們有了[盟友]之後的事。當時盟軍的重型轟炸機必須以我國西南為基地，進行對日本的攻擊。對中國而言，構築飛機場便成了義不容辭的任務了。為此，中國老百姓就像螞蟻一樣，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趕築。不到一年光景，分別在大後方修築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麼大的飛機可以降落的飛機場。這項不可能的任務，確實寫下了中國人不屈不撓精神的光輝歷史。但沒想到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經濟負擔他不拿錢來，說這個帳以後再算，請你們中國自己墊錢。我們中國政府就只好墊錢啊，這個農民來做工要發工錢，也發得很少啊，可是幾十萬人的工錢就很多了。這個老百姓沒有看過那麼多錢啊，就到小街上吃館子啦，吃麵啦，陽春麵啦、牛肉麵啦，這個麵館都發了財呀。又想到對不起太太呀，買幾尺洋花布給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貴啦，這個是市場經濟呀。這個小地方的物價漲了，帶動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帶動了全國。」
好傢伙，小地方的物價上漲，能帶動附近的城市，最終能帶動全國的物價上漲。這可是前所未有的經濟理論。我總算明白國民黨的政工宣傳為什麼那麼爛，原來都是如黎東方之類的人物來做。
「根據統計，如果以民國33年的幣值來算的話，一個低階軍官的月餉，只能當民國26年的一塊多錢，約戰前的30分之1。一個大學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條件一旦受到威脅，此一基礎便會鬆動，甚至瓦解。所謂[饑寒起盜心]、所謂[俸不養廉]、畢竟人總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層基石穩不住，法律的圍牆便會跟著崩塌，社會就難以收拾了。當時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個社會經過長期戰爭饑饉流離顛沛，老實說，健康的人已經所剩無多了。到了戰爭後期，抓來的兵是什麼個樣子呢？陳澤潤事件，其實只是戰時役政問題的冰山之一角，像當時軍隊裡[吃]空缺，已是普遍現象。那一個師長啊，吃2、3百人的餉，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隊吃空缺，雖然讓各級部隊長[肥]了自己，但卻瘦了整個戰鬥體。如此更嚴重的後果，是影響了戰術與戰略層次的戰力評估，而造成了錯誤的判斷與[莫名其妙]的失敗結果。」
「經濟崩潰形成社會混亂，兵源缺乏，軍隊虛胖沒有戰鬥力。這種現象看在中國友人陳納德眼裡，連他都覺得撐不下去了。1944，民國33年冬，中國已經山窮水盡了。」
對五屆十二中全會軍事報告
自民圖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隊住院各類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數統計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類患病人數死亡人數百分比
傳染病402851140133.07
呼吸系統病14947352712.27
消化系病25728760121.12
循環系病22537231.85
骨系病18032021.48
神經系病24855392.04
泌尿生殖系病624912685.13
感覺器病56776134.66
皮膚系病19147147415.74
其他32161132.*
合計12181727461100.00
本片從經濟、金融、兵員、戰鬥力等方面論述「中國已經山窮水盡了」。然而中國真的山窮水盡了嗎？並非如此。如果說有人已經山窮水盡了，那也只是國民黨統治的國民政府已經山窮水盡了。
本片的分析用殘缺、虛假的表面現象，去論證一個重大的結論，並有意隱瞞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將一切責任推給外部世界的結論。這就是一個偽證，以逃避國民黨由於反動政策所造成的責任。
實際上引起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過重的田賦造成農業生產大滑坡，繼而濫發鈔票引起的通貨膨脹。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極端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其表現為分散而落後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由於這種經濟結構，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卻很小，因而對中國的抗戰卻是有利的，日軍沿海封鎖並不能對中國的農業生產產生影響，只能對獲取重要的軍需物資產生影響。
糧食是一切民生經濟的基礎，糧食的短缺才是物價飛漲的主因。其實，當時長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區還在國府手裡，這一地區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國的糧倉。由於瘋狂的土地兼併所帶來的高額田租和無節制的稅賦、兵員的索取，破壞了農業的再生產，使農業生產逐年下滑。手中無糧，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為的通貨膨脹。為什麼說是人為的呢？戰時，國府實行了經濟「統制」，這個政策的本意是通過合理的分配資源，以抑制物價、穩定經濟。然而實行起來，卻不是那麼回事。比如：發放救災賑濟款，只發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後在中央銀行兌零時，扣去24元手續費（請見《白修德回憶錄》）。這是什麼？這就意味著昨天你的財產還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這裡暗藏著瘋狂掠奪民間財產的目的。還有光復後，對偽幣的兌換率問題，頃刻之間造成大量民眾的破產。這種瘋狂掠奪的結果，造成了物價飛漲，同時也摧毀了各級軍政人員的廉潔和忠誠。
中國還沒有山窮水盡，有何證據？看看共統區的情況，共統區（含游擊區，這是從邊幣的使用範圍來講的）有8000萬人口，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史》（[日]石島紀之）中有下列記述：
日本軍的徹底的殘酷的掃蕩作戰、經濟封鎖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使抗日根據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狀況。日本舉的攻擊使得許多根據地變為游擊區、游擊區變為日本佔領區。結果，1941—1942年華北解放區的面積縮小了1／6、人口從4000萬減少到2500萬。八路軍的兵力，從1940年的40萬減少到30萬。
日本軍的經濟封鎖和糧食掠奪、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再加上覆蓋華北的嚴重的旱災，沉重地打擊了解放區的經濟和財政。本來，陝甘寧邊區的工業就不發達，包括日用雜貸在內的工業製品，幾乎全部是外部運來的。日本軍後方的山區根據地，對外部的依賴更強。因此，經濟封鎖給解放區帶來極端的物資不足和物價上漲。在山區根據地，「敵人加強封鎖的時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給幾乎全部斷絕」。當地居民靠吃草根、樹皮充飢，在條件比較好的陝甘寧邊區「幾乎沒有穿的、沒有食用油、沒有紙張、沒有蔬菜。戰士們沒有鞋子、襪子，勤務員們冬天也沒有被子」。物資極端的不足引起陝甘寧邊區1941年以後物價飛漲。
與減租減息同時，在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它是1942年開始，1943年在各解放區普通展開的。大生產的目的是依靠在邊區建立起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來克服嚴峻的經濟危機。
以自力更生論為基礎的大生產運動的特徵，最明顯地表現在軍隊、機關、學校進行自給生產運動，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軍隊一邊進行大規模墾荒運動；一邊建起紡織、制鞋、制粉等工廠。1943年，部隊完全達到了自給。機關和學校，職員和學生也每天參加一定時間的生產活動。結果，陝甘寧邊區1943年的財政收入中，公營生產收入占37％，對減少財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貢獻。
由於農村的大生產運動，陝甘寧邊區1941到1943年開墾200萬畝荒地，從來沒有種過棉花的邊區，1942年種了9萬畝的棉田。
在工業方面，陝甘寧邊區1943年也有很大的發展。例如公營、生產合作社和民營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紡織工廠，從1938年的7家發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營23、合作社38、民營50)。年生產額也從1785匹急增到5.0968萬匹，增加了約29倍。除輕工業以外，鐵、小型機械、軍需品、化學藥品等重工業品也可以自給了。
在當時邊區經濟的技術條件下，除了無限投入勞動力以外，沒有用增大生產的辦法。可以說自給經濟的發展，緩和了通貸膨脹帶來的生活條件下降。
當然在戰爭的嚴峻條件下的生產運動，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陝甘寧邊區。1944年，民眾勞動達到每天12個小時，吃三頓雜糧，一年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貧窮的山西省東南的太行地區，據說富農幾乎吃不起小麥。但是，當時的中國，在戰爭狀況下，沒有出現大量的餓死人。民眾勉強「可以餬口」，這也是「有史以來的奇跡」。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依靠這種積極的經濟鬥爭渡過了決定解放區命運的危機。
當然，在當時日本人的資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沒有看到邊區政府興修水利，改造良田的舉動；也沒有看到安置災民的行動。實際上，太岳地區在抗戰的最後幾年個，從日占區和國民黨控制區收容了20萬難民，太行收容了40—50萬。貝爾登在他的《中國震撼世界》(紐約：每週評論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頁中寫道：
「河南國統區的100萬饑民，渡過黃河來到邊區(晉冀魯豫邊區)。據估計，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數多已死在當地，活著的人結伴進入共產黨地區以謀生計。」
邊區政府對這些災民進行了移民安置，鼓勵並協助生產自救。明令：誰開的荒地，就歸誰所有。
共產黨通過一系列的政府行為，建立了一個較穩定的經濟體系。同樣也通過「統制配給」制度，卻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機構，這個制度比國民政府做得更徹底，所有軍政人員一律不發薪奉，連一根香煙也是配給的。
將共產黨的作為與國民黨的作為相比較，真可以說：從此決定了「中國之命運」。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日軍方面對1944年狀況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針》1944年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制定：P191
中共軍事力量的弱點，表現在不能大規模生產軍需品，裝備低劣，訓練不足以及缺乏幹部。而其游擊戰術，是以長期消耗戰為目的的消極戰術，是不能與我軍正式作戰的戰術
中共的特點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眾動員工作彌補其軍事上的弱點，並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對我方進行策動。
中共的政治攻勢，特別是從1942年夏季前後對我方的政治攻勢逐漸活躍起來。從冬季出現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規模襲擊事件。同時開展整風運動及精兵簡政工作，進行內部的改編和改革，以及開始總反攻的準備工作及宣傳工作。
在《華北治安戰》下冊(日本防衛廳編)從P440之後，有如下描述:
關於1944年秋的治安狀況，方面軍第一課高級參謀寒川吉益大佐回憶如下：
在方面軍佔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只有七個縣（占總數的1.4%）。有一百三十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黨。而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准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恢復縣行政機關的為92%（總數398縣中的366縣）。與此數字對比，治安狀況惡化情況十分明顯。
1945年初，方面軍的治安警備部隊兵力為125個大隊，約19萬人（包括北特警十個大隊，但騎兵、坦克部隊及其他特種部隊除外）（註：坦克第三師團）。這與大東亞戰爭前在數量上雖無太大差別，但佔領地區擴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區，而且在大東亞戰爭以前連續擔任警備有經驗的部隊，不過只佔半數
特別是以冀中地區為根據地的共軍，改變了過去利用坑道的戰術，於6月10日，一齊發動攻勢，使警備津浦、石德線的獨立混成第九旅團前線守備隊遭到了嚴重損失
從「*的中日戰爭三個階段論」來看，中共的所謂總反攻的戰略階段，雖與其當初預料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現實的發展，在某些方面還是逐漸接近的。
方面軍直轄地區
本地區周圍的共軍糾集各地武裝團體，以進行總反攻的姿態逐漸向日軍勢力範圍滲入。治安情況日益惡化。
華北治安戰的特點是，其作戰對像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慶兩方面，他們既屬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質、戰術卻各不相同從這一戰爭的現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點：
一、敵人的性質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勢力，它和日軍在長期訓練中作為目標所描述的敵人，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無論在形式和本質上都完全不同。
二、沒有戰線的戰場
在傳統的正規戰中，互相對峙的敵我戰線是比較明顯的。然而，在治安戰期間的華北戰場，敵我的勢力範圍犬牙交錯，變化無常。有關敵人準確位置的情報，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勢力範圍內部深處經常潛藏有敵人的軍事力量。
三、長期持續的戰爭
這一戰爭，不是以往的持久戰，也不是消耗戰，而是一種獨特的戰爭。
四、新型的總體戰爭
軍事力量的優劣、軍事行動的成敗、並不直接連接於戰局的這一事實，說明在軍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這種兼有政治、經濟工作、社會思潮等非軍事力量的戰爭，有助於敵人的戰鬥意志和戰鬥力的發展，但是阻礙了我方戰鬥力的發揮。
換言之，華北治安戰的目的，實質上就是把華北、蒙疆當作完成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維持和發展，當地政權的穩定只不過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所不可缺少的一種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軍與民眾的關係，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瞭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正因為如此，儘管他們在數量方面處於劣勢，卻具有不容輕視的堅韌力量。就戰略戰術而言，其巧妙的作用，並不是由於他們學習了馬列主義，而是他們在中國風土人情及歷史的基礎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義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它一方面與重慶政府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一方面自己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抗日救國」的口號動員、引導民眾，並以「民族聯合政府理論」逐漸改造社會的政策，來掌握民心，從而不斷擴大和加強了黨的勢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將抗日戰變為政治戰，在建設解放區的同時，鼓動民眾廣泛開展「游擊隊」活動。當然，這些措施並非所有民眾都無條件贊同，但他們也萬無一失地依靠強制力量來進行調整。儘管如此，所有這些作法都是適合其國家風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對於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協，必須從各方面都採取徹底的對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們是要一直戰鬥到日軍完全從中國撤退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體上與我方同樣劃分為敵占區、中間地區、解放區，企圖逐次擴大地盤。但其作法與我相反。他們首先進行政治戰，組織群眾，然後才行使武力。他們把治安戰看作政治戰，全力以赴進行政治工作。因此，其軍事力量比之我方雖然處於劣勢，卻是逐步擴大了勢力範圍。
第三十九集《最後的堅持》
1944年12月初，從越南北上的日軍和23軍在綏淥會師，日軍的[一號作戰]到此[任務]達成。
「中國的領土，沿著南北縱貫幹道被切成了兩半但我軍在短短9個月的時間內，竟然連失數十城的事實，則不禁令人要問：這到底是怎麼了？根據統計，民國33年初，中國陸軍部隊應為320個步兵師，22個騎兵師，總數約在650萬人左右。但事實上，這些部隊多只是個番號而已。至於實際員額夠不夠4百萬？誰都沒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於連年征戰，傷亡太大，新兵體質已大不如前。根據何應欽民國32年的報告，當年征來的兵，10個人當中只有3個夠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標準。後來就把這3個送到遠征軍去，而把其餘的留在國內。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我們是用什麼兵來打仗了。」
這是1944年5月20—26日，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上作的報告。何應欽說：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遠征軍已補充六萬零四百三十二名，駐印軍二萬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隊缺額補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調撥補充團及壯丁，補充人數共計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這就是說徵兵總數為133萬7千多人，其中遠征軍、駐印軍補充兵員為8萬5千餘人，即遠征軍、駐印軍補充兵員人數是徵兵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說的30%。《一寸》公然篡改歷史文獻，在此又說了假話。
那麼，這一期間國軍的戰損數是多少呢？何應欽說：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計官兵負傷者四七、三八八人，陣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說，傷亡79826人。傷亡不足8萬，補充133.7萬，還說兵員不足？
由於連年征戰，兵員的合格率確實不高。何應欽在報告中說：合格率為33.7%。這就是說合格的兵員中有4/5補充到國內戰場上，也就是36萬人，是傷亡人數的4倍以上。還能說「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我們是用什麼兵來打仗了。」嗎？
何應欽在1944年4月五屆十二中全會軍事報告中說：
「自抗戰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計傷亡失蹤總數二、七六二、七九九員名。」
在1945年5月六屆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中又說：「總計自抗戰迄今，共徵募壯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這就是說：從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國軍傷亡276萬餘名。從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徵募壯丁1355萬餘名。考慮到1945年的兵員總額比1937年多200多萬人，這裡面有800多萬人上什麼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徵兵的路上？
「滇西、緬北之戰，從表面上看，是一連串光榮的勝利。但此一[光榮]，是在我國對日作戰最艱苦的時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華的人力去堆砌起來的。我們看不出此一[光榮]，在此時此刻對整個中國戰場的意義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緬戰場的勝利對整個中國戰場的意義嗎？為了抹殺史迪威的功績，又在這兒胡說八道了。
滇緬戰場的勝利意義在於重新打通這條國際運輸線。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駝峰空運代價太高，飛行員的損耗也太多。中國戰區大反攻所需的戰略物資僅靠駝峰空運是不行的。輸送到中國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飛航中；大戰之前，燃油不足，機械化部隊就無法作戰。況且，大量的重裝備難以空運。要迅速地將中國軍隊的裝備美械化，為大反攻準備作戰物資，必須打通滇緬公路。這是稍據常識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沒有滇緬公路，雪峰山戰役的那些美式重裝備從何而來？那些整天在日軍頭上轉的飛機的汽油又重何而來？這叫著：擱下筷子罵娘。
羅斯福9月18日給蔣介石的電文：
「閣下應立刻補充怒江方面之部隊，並飭其加緊推進，同時，必須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此步驟之實現，將更增美國援華的決心該一援華計劃如再延擱或猶豫，便將完全消失」
「回想抗戰以來，我們千辛萬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撐到現在只落到了這麼一句話，不禁令人唏噓。」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羅斯福要來這樣一份電報，全力支持與蔣鬧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國抗戰秘聞》——白修德回憶錄中有一段話，也許可以作為旁註：
我在1942年第一次會見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尋找原因之時，他開始領悟到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職責是要把中國軍隊訓練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使中國軍隊成為一支真正的作戰力量。其後，他的戰略職責便是：用這支現代化的軍隊去切斷日本軍隊佔領的緬甸防線，從而打破對中國的封鎖；到最後，再組建—支更為強大的中國軍隊，加入太平洋聯盟，實施對日本的總體反攻。這是一個軍人的職責。一個世紀以來，許多傳教士、顧問、教師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這個中央王國，但充其量只是對它有點干擾而已，而史迪威則不過是這個長隊列裡的最後一名隊員。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見面時，他開始領悟到的就是全部戰爭的最高水準是受制於政治的，在中國，沒有政治的變革便不會出現有戰鬥力的軍隊。
這個使命是單純的，但卻又是盤根錯節的，最明顯的，莫過於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於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錯誤地引進到這種政治裡，才是他倒霉的關鍵。如果中國士兵不能打仗，他要問個為什麼。「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將軍們偷士兵的薪餉，士兵們吃不飽肚子；士兵們有病，士兵們營養不良，要使他們再進入臨戰狀態，那就意味著要揭發出：是誰偷了他們的薪餉，為什麼不能撤換或槍斃那些不稱職的將軍？中國政府為什麼不能在危急關頭使用共產黨的部隊？歸根到底，兩黨都是抗日的嘛。為什麼蔣介石不讓他最精銳的20萬部隊去抗日而用來封鎖中國共產黨？這一切究競是為什麼？史迪威對此冥想了兩年半的時間，依然對這些「為什麼」不得其解。最終，問題總是出於政府。一支軍隊是一個社會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現，每支軍隊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個政府的面貌，年復一年，漸漸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國那個得到美國承認的政府並沒有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為一個美國人；史迪威得出一個令人畏懼的結論：如果要使中國政府變得對美國有用的話，就必須更換，——即使不能這樣，它的國家首領也必須靠邊站。
我現在清楚，我那時轉向史迪威方面反對陳納德，根本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史迪威的壓力。那時候，我開始相信中國政府已完全喪失了統治能力。中國不僅是個供我們試驗武器的發射台。它是一個實在的國家。它的本身和內部是遼闊的，神秘的，殘酷的，在我們使用它的領土作為消滅日本的發射台的同時，同它的正在變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經過事後漫長的頓悟，我現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圖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去處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軍服的將軍們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災荒才使我從贊同陳納德的立場上轉變，轉而贊成史迪威的意見。甚至就在那時，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麼無望，他將見到他怎樣的下場，然而災荒直接給我的教育還遠不止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亂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靈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過於河南的災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蔣主席此時此地面臨著，國家生存與民族尊嚴之間的痛苦抉擇。9月24日蔣主席約見赫爾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態度：」
「一、決不能變更三民主義民主政治，坐看共產黨赤化中國。」
「二、凡屬損害中國主權之事決不容許。」
「三、兩國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義，在友好的空氣中進行，不容含有絲毫強制，或出以強迫之手段。」
很好！從蔣介石的這份談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蔣介石與史迪威的衝突結症究竟在什麼地方！就在他的第一句，這是最關鍵的一條：「決不能變更三民主義民主政治，坐看共產黨赤化中國。」這就證明了許多美英記者所言非虛，而《一寸》對這個事情的說法全部都是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