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學士夫人韓氏被削去誥命，很快便引起了從愛說是非的官員內眷到四處奔走鑽營的官吏的注意，然後更慢慢擴散到民間，因為沒有正式公佈原由，這種神秘感，反而更引起了人們猜測的興趣。各種流言不脛而走——當各種各樣的猜測過多的時候，有時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種猜測，被埋沒在五花八門的流言當中，人們只有在事後真相揭開時，才會拍著胸脯說：「這個我當時早就猜到了……」而對絕大多數的官員來說，在這種時候，謹慎地減少出入石府的數量，則不失為明哲之舉。
不過，真正吸引官員們目光的，則是第二天在瓊林苑的大宴。
樞密使文彥博告病，並且從消息靈通的人士口中，還傳出這樣的消息，皇帝已經下詔召有「小閻王」之稱的小王將軍與慕容謙將軍回京，準備分別授予益州路經略使副之職，統率大軍，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亂。
那些不太熟悉王厚與慕容謙的官員，在宴會中悄悄地相互打聽著二人的功績與背景——尤其是一向不為汴京官場所熟知的慕容謙。有操守節氣的官員，關心的是二人的能力能否替帝國平定西南的叛亂；一頭扎進黨派之爭的官員，則關心二人的立場；汲汲於自己名利的官員，也要獲得更多的信息，以判斷這兩個人是否有可能成為新貴，對自己的前途將有什麼樣的價值……大多數的官員，都是出於兩種以上的原因，來關心著這個任命。而人們知道慕容謙與石越的關係後，有些人則不免要變得更加迷惑不解，感歎汴京的風雲越來越讓人看不懂，慨歎帝心之難測——怎麼會一面如此重地處罰石夫人，一面卻準備重用慕容謙？也有一些自作聰明者，便以為這是一種御下之術；還有一些人，則更加疑心著石夫人是不是重重地得罪了什麼重要的宮中嬪妃……
瓊林苑的花叢之中，流言便如蝴蝶一般，處處飛舞著。
而對於大遼國的駐宋使拖古烈來說，這樣大規模的社交場合，亦是他收集情報的好地方。宋朝皇帝的臉色極差，在各國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鐘的面，便只留下禮部尚書王珪與鴻臚寺卿李陶作陪，悄無聲息地眾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宋朝皇帝離席之時，腳步虛浮，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狀態——這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情報——但他知道趙頊的身體並不是很好，因此亦沒有太放在心上。而且，這正是一個好機會，當皇帝離開之後，官員們才不那麼拘謹，青壯派的官員們，藉著酒興，開始先行走動，不再固守於自己的席位，他們以同年、同鄉、同黨為特徵，自然而然地分開了群落。這時候瓊林苑正是花開的季節，來自天下各路軍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異葩，爭相鬥艷，自然亦會引起許多才華橫溢的詩人的詩興，因為這一日瓊林苑全部開放給官員們與各國使者遊園，更有許多的官員乾脆便離席而去，三三兩兩結伴去苑中賞花，詩詞唱和。
與蕭佑丹不同，拖古烈今日的穿著打扮，與一般宋朝士大夫毫無不同，他說著一口道地的汴京話，穿梭於大宋的公卿之間，傾聽著他們吟詩作賦，得心應手地品評著詩詞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語，贏得滿座讚歎。他巧妙地拉近自己與宋朝士大夫們的距離，讓他們不將自己視為「外人」，然後才有機會不動聲色地聽他們談論各種看似無關緊要的流言耳語，大部分的中下層的官員們對於朝廷的人事、政策，總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他們亦不以為自己所知道的東西會是什麼軍國機密，覺得自己說的只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於是亦放心大膽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談闊論。即使一些對遼國抱有極重的敵意的官員，也不怎麼排斥拖古烈——的確，要區分拖古烈與一個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區別，實在是太難了，而他又是一個極能獲得人們好感的人。也有人有時候會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著宋朝的國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個官員怎麼樣有才幹，大宋又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總是耐心地傾聽著，偶爾不卑不亢地回答幾句，即不讓他們太失望，也肯不讓他們太滿意。而且因為他對儒家經典、漢賦唐詩，乃至宋朝的學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經據典來回答，讓那些存心想詰難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裡佩服他的才智與學問。
但對於韓拖古烈來說，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自己的職責，為了那個將自己從微賤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遼皇帝，亦是為了大遼朝的存亡延續。對於自己的國家，拖古烈內心有著極深的憂患意識。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潛力——無論南朝現在面臨怎麼樣的危機，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這是一種感覺，一種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無法體會到的感覺。忠烈、先賢二祠，白水潭學院，朱仙鎮講武學堂，每天練習弓箭的小學生，汴京城牆上的火炮，熙寧蕃坊，還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隻，汴京街道上越來越多的太平車……每一樣東西，都讓他感覺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種平靜下面的巨大潛力。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能夠敏銳地感覺到時代的變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這樣的智者。但這樣的智慧，對他個人而言，卻不全是好事。他感覺到時代在變化，卻不知道自己的國家應當如何跟上這種變化，如何應對這種變化，這只能讓他產生極大的挫折感與焦慮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盡自己的力量，來幫助自己的祖國。
他深信大遼皇帝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大遼現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選擇。做為一個遼國人，做為一個遼國士人，拖古烈對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遊牧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所有的遊牧民族，都注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這是有人類以來，就亙古不變的一條鐵律。任何不肯改變的遊牧民族，都注定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滅亡，其中絕大部分，甚至不會在歷史上留下絲毫的印跡——能夠有機會做出選擇漢化與否的遊牧民族，都已經是極少數的幸運者。拖古烈不會被歷史的表象所欺騙，漢化也是注定要滅亡的，但是遊牧民族滅亡，卻從來都不會是因為漢化——這是只要做一個簡單的橫向比較，就可以得出的結論，不肯漢化的遊牧民族，在同樣的條件下，永遠比願意主動漢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遼的先祖們具備超凡的智慧，他們意識到不漢化就無法生存；但又擔心漢化後又失去賴以立足的競爭優勢，所以創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僅僅在太祖皇帝死後，太宗皇帝一親政，其理想便是成為中原的皇帝。他統率大軍南下，擊潰漢人軍隊，在開封稱帝，留下大遼國永遠的榮耀，也留下大遼國永遠的教訓。從此以後，大遼的歷代皇帝，都自居於中國的正統；也是從此以後，大遼的歷代皇帝，都對漢人心存敬畏。
遼太宗在某種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義軍給擊潰的。他離開汴京的時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國之民難治如此！」
這是一句被刻在大遼歷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從此以後，大遼國就再也沒有過野心要真正地兼併中國。與南朝和平共存，保持軍事上的相對優勢，實際上成為了大遼一百餘年來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鐵騎可以將阻卜人、女直人，將一切遊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踐踏在腳下，可以無所顧忌地剝削他們，奴役他們，輕視他們。但是自太宗皇帝北還之後，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輕視過漢人。
並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改變。
或者說漢化。
當今的大遼皇帝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也許要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但拖古烈深信，對大遼來說，對契丹族與奚族來說，這都是惟一正確的道路。
惟有農耕，方能帶來更多的、更穩定的糧食供應。
惟有將遊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馬羊。
惟有如此，方能養活更多的人口，過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會有更多的人力與物力、以及時間——惟有如此，大遼國才會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壞者只能暴虐一時，建設者才會擁有未來。
這一定會付出代價。也許是非常慘重的代價，但是拖古烈堅信，除此別無他途。為了未來，你不能懼怕眼前的犧牲。
但是遼國人也是矛盾的。縱如衛王這樣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認為「北方的朔風，才能錘煉出英勇強壯的戰士來」——他們都為自己民族的傳統感到由衷的驕傲；而且眼前的代價如果過於沉重，則會遮蔽人們更為長遠的目光……不僅僅是那些堅持祖制的反對者，連衛王、拖古烈本人，也並非那麼一無反顧的。黨項人為了正確的道路，已經代出了慘重的代價——他們失去了最重要的國土。大遼遠比他們幸運，經過內戰的錘煉，國內主明臣賢，政治清明，兵強馬壯……
但是一個想要漢化的遼國，一個正在漢化的大遼，反而卻要迫不得已與南朝開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諷刺。
太宗皇帝失敗的陰影，在一百多年後，始終籠罩在遼國君臣的心中。
這次，他們將面對一個更為強大的南朝。
信念堅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裡要有猶疑，更何況他人？
大遼國也在一個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間，就可以決定一個國家，三個民族的命運，永遠無法回頭的命運。
至此時，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凌牙門也有這麼漂亮的荷花麼？」一池綻放的荷花旁邊，兩個緋衣貴客毫無風度地坐在池邊的大石頭上，遠離著人群，一面說著閒話。他們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貴，在高麗，在南海，他們都是炙手可熱、翻雲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場，他們卻只是普通的中下級官員，他們與汴京的官場，似乎一直相互排斥著。這種排斥，幾乎是天然的。在這裡，他們很難找到同伴，沒有幾個人與他們有共同語言。儘管大宋已經開拓海疆十餘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關注的焦點。那裡只是遙遠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們的功績，亦受不到應有的尊重，他們被汴京官員背地裡稱為「夷官」。
「有。凌牙門的睡蓮，不遜於瓊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應當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應道。他今天本來還幻想找機會與皇帝搭上話，當面陳敘他的設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與他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他不由感到一陣沮喪——他好不容易見到文彥博，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文彥博對他海船水軍的新設想產生那麼一丁點的興趣，沒有想到，文彥博卻忽然告病。種種謠言顯示，文彥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於石越再次進入中樞，或者退而求其次，盼著唐康得脫此劫，回來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從各種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險為夷，也很難再在中樞呆下去……這麼些年來，薛奕從汴京官場學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謠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觀久久凝視著池中的荷花，他似乎並沒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沒頭沒腦地說道：「高麗有兩種不同的議論，一種議論說，朝廷允許他們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種議論卻說，高麗國物產應有盡有，貿易有害無益，為了造船，不得不讓許多勞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費國力……」
「短視。」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觀沒有理會薛奕的評價，繼續說道：「我在想，解決高麗的麻煩，也許應當全面允許他們的商船分享我們的航線與貿易，這樣高麗於大宋的依賴，將更深更長久……」
「少游一點也不考慮南邊那些海商麼？」一個聲音在二人背後響起。二人連忙起身回頭，笑道：「蔡元長怎的如此神出鬼沒？」
蔡京笑著在二人中間坐了，道：「我看你們才是神出鬼沒，躲到這個地方來了。」
「葉祖洽拉了一幫人在那裡吟詩作賦，我實在沒什麼詩興，便和世顯躲這裡來了。」秦觀笑著也坐了下來。
薛奕卻笑道：「少游是石門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為難，救我一命。」又道：「元長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長一半的本事，亦不至於躲到這裡來。」
秦觀知道薛奕是說蔡京長袖善舞，當下笑笑，岔開話題，問道：「文太傅到底是怎麼了？」
蔡京笑了笑，回顧了一下四周，見並無旁人，方低聲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擠了。聽說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聖回府後，氣出的病來。宮裡有人傳，帝心生厭，密院要換主了。我看不日之間，文公便要自請出外了。」
薛奕聽得更是意興索然，不由歎了口氣。卻聽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業，呂府、馬府、韓府，你總要走一家的門子。」
「罷了。」薛奕搖了搖頭，道：「我一介武官，奔走於執政之門，傳揚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說，轉向秦觀，問道：「方纔子遊說的是當真的麼？」
「我想來想去，並無其餘良策。」秦觀點點頭，道：「眼前看是吃了虧，長遠來看，卻是得利的。鼓勵高麗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麗的命脈。」
蔡京默然一會，低聲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豈會答應？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軍，實際是由這些海商們養著。況且這些人在東南勢力不小，不可小覷。」
「若能用我之策，便讓高麗人分一杯羹，又何傷大雅？」薛奕搖頭道，「元長與少游可見過寶雲齋的掌櫃？二位若聽他說一說，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貿易，其實還只是一個起點。踢開面前的絆腳石，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
「學士怎麼說？」蔡京試探著問道。他知道薛奕已經拜見過石越幾次了。
薛奕木然搖頭，沉默不語。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一半卻似乎是在暗示什麼，「眼下朝廷關心的是，說到底還是西南的局勢。千頭萬緒的一團亂麻，想理清了，總得要有個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騰不出手來關心你的海船水軍。再怎麼說，注輦國也是在萬里海域之外，與我大宋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的，前些年還有注輦國的使者來進貢過……」說到這裡，他頓了頓，又道：「使者今日早晨已經出發了，小閻王和慕容謙分任益州經略使副。皇上到時候一定會召對，詢問軍事方略……」說罷，瞥了薛奕一眼。
薛奕只在心裡暗暗苦笑，他哪裡又有本事能結交上王厚與慕容謙？
蔡京又與薛奕、秦觀閒聊了幾句，便告辭離去。對於薛奕與秦觀的態度，他是十分不以為然的。汴京的官場的確十分疏遠他們，但是這並非是沒辦法彌補的。一個契丹人拖古烈，尚能與汴京的士大夫們打得火熱，何況薛奕與秦觀，兩個人都是石越門下有名的高足？秦觀不必多說，他隨手填一小詞，隨口占一絕句，哪裡還會有葉沮洽等人的風頭？便是薛奕，其實也是會寫詩的，他在南海的幾首詩流傳回來，也頗受稱讚。說到底，二人還是太驕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風喚雨的人物，自以為做的都是經邦濟國的大事，打心眼裡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風花雪月的官員們。他們只恨不得能和兩府大臣天天謀劃著國家大事，卻渾然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不過是個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後，這種級別的官員，汴京城裡多如牛羊。
所謂的權力中心，在蔡京看來，絕不僅僅是指兩府與學士院。
在外面的時候，你必須表現出吏材來——無論是石越，還是司馬光、文彥博，甚至是呂惠卿、馮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沒有值得稱道的政績，你入不了他們的眼。想出人頭地，當然也可以賄賂內臣貴戚請托，「至寶丹」參政，還有呂惠卿、馮京那裡，也並非無隙可鑽，但是蔡京是個極精明的人，他知道這樣做不值得——門下後省的給事中與御史台的御史們就不必多提，靠這樣的手段晉身，在石越、司馬光、文彥博那裡，無異於判了死刑。如果他的政治野心僅止於五品六品，倒也無可無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為，只要這些人還能發揮著政治影響力，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陞官，就要摸準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兩府諸公看重的是政績，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績來給他們看。
但是，僅有這樣是不夠的。木秀於林，風必催之。同儕的關係若不搞好，就不會有士林的「清議」，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如果沒有清議的讚譽，同樣也會成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兩府諸公看的是你的政績，但是汴京的士大夫們，卻不會像個考課官一樣，憑著你的政績來決定他的喜惡。
你必須謹慎的融入其中，表現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華，才能得到他們的欣賞。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乃至品味美食，講笑話，互相贈送歌伎……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成為汴京士大夫們中的一員，而不是成為他們的另類。除非你和石越一樣，有機會一開始就得到皇帝的賞識，憑著自己的才幹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佔據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樣，用幾十年的功夫，不斷的積累著自己道德聲譽與政治資本。但是，石越那樣的奇緣，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應的地位之前，照樣也結交內侍，與馮京、王安禮等人打得火熱；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韓、呂等世家大族的——沒有韓維天天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好話，王安石未必有機會披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時不同往日，熙寧初年，皇帝為了勵精圖治，兼之還沒有一批自己瞭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呂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時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對於朝廷與大臣的操控，早已經得心應手。想通過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驟得大位，複製王、呂、石一樣的傳奇，幾乎已經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決定官員命運的最強有力的人。但在熙寧十七年，除非你是韓忠彥，你去逝的父親是定策兩朝的元老重臣韓琦，否則的話，一個太府寺丞，還是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為妙。決定自己命運的，是兩府諸公，與他身邊那些看起來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中低級官員。
蔡京盡可能地塑造一個良好的形象。石黨是他立身的根基，自然不用多說，即使是秦觀、薛奕、曾布這樣的海外官員，他也總是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且在他們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爾也會友善地幫幫他們。而石黨以外，對於舊黨與新黨，他也盡量地保持著交往，維持著較好的關係——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呂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陳元鳳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稱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經常出入白水潭學院，結交一切名士，偶爾也會資助一些貧窮的士子——能夠影響到朝野清議（主要是言官與報紙）的力量中，白水潭學院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一支。
總之，良好的聲譽，是絕不能忽視的。
他嘴邊帶著一種溫和親切的笑容，朝每一個人打著招呼。並非所有在京的官員都有資格參加這次瓊林苑的大宴。換言之，在今日的瓊林苑，一次不經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樹下難惹的敵人。這是蔡京絕不願意犯下的錯誤。
他一面走著，忽然，從左邊的道路上傳來兩個人的低聲議論。
「大尹這樁案子，怎的一反常態？」
「舒兄有所不知，這案子牽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裡一驚，他已經聽出來這個「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這兩個字，在汴京，除了開封府蘇頌外，是不會再有第二個人被如此稱呼的。祥符縣是隸屬於開封府的第一個大縣，天子腳下，稱得上是「天下第一縣」，祥符令也不是尋常縣令可比。這二人所說的案子，聽起來非同小可。他頓時留了心眼，放輕腳步，閃到一個樹叢後面，卻聽舒亶又道：「蔣安？那僧人和蔣安也有關係？」
「這些和尚道士，出入權貴之門，也是常事。他們作奸犯科，哪一樁後面省得了要牽出幾個權貴來？」
聲音越來越近，蔡京仔細辨認這個聲音，總覺得很熟悉。隱隱約約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卻記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蘇子容自任開封府起，便號稱要厲行法禁，說什麼京師重地，須用柱後惠文之治，以法彈壓，斷不能無為而治。說得好生冠冕堂皇，我還以為又要出一個包公了。」舒亶語帶譏諷地說道：「想不到，區區一個祥符令，他便視國法於無物了。輕輕鬆鬆便將那僧人給放了……」
「蔣安是韓樞副的同鄉。」
「一個韓持國，便可以給蔣某人面子，放過一個僧人。陳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決，那也不難想像了。」
二人一面說著，卻是朝北邊轉了過去。蔡京待到二人走遠，方從隱身處走出來，怔怔地發了一會呆。他已經看出來另一個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確的同年，如今在開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對付蘇頌，自然是有原因。呂惠卿曾經想過要收買蘇頌，他曾經故意對人放出話來，說蘇頌是他同鄉的前輩，如果肯來拜會他，就可以位至執政。這話自然會傳到蘇頌耳邊，但蘇頌只笑不答，並不賣呂惠卿的賬。兼之蘇頌為開封府，的確也因秉公執法，得罪過不少權貴，舒亶是新黨中有名的御史，想藉機羅織罪名彈劾他，也不足為怪。但那個開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為何要陷害蘇頌，他卻一時沒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對付的，並非是蘇頌，而是陳世儒——蔡確的父親蔡黃裳，曾經是陳世儒的父親陳執中的下屬，因為年老糊塗，被陳執中逼迫致仕，鬱鬱而終。蔡家與陳家由此而結下世仇。蘇頌遲遲不肯判陳世儒夫婦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顧慮，但卻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邊走邊想，此事表面看起來自然是事不關己，但他的直覺卻告訴他，這事沒有這麼簡單。「不要多管閒事。」蔡京一面在心裡告誡著自己，一面卻又忐忑不安。
「元長，有禮。」
蔡京只顧著想心事，沒料到前面來人，慌忙抬頭望去，卻見是國子監丞呂大臨。他慌忙回禮，笑道：「與叔，有禮了。」一面在心裡暗暗奇怪。
其時舊黨人物，也並非是鐵板一塊。在另一個時空的歷史上，因為新黨勢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與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塊，而一起聚集在司馬光這面反對黨的「赤幟」之下。但實際上，以蘇軾為代表的蜀黨、以二程為代表的洛黨，與勢力最大、人數最多，主要由司馬光的門人們組成朔黨之間，是存在著衝突的。大體來說，其中二程的洛黨，與新黨理念最為接近，他們也主張對朝政要進行徹底的變革，因此程顥開始時曾經與王安石共事，只是後來無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揚鑣。但至司馬光秉政之時，其時大程已然去逝，程頤還是公然反對盡廢新法的舉動。後來又是程頤第一個自我反省，以為黨爭之禍，舊黨亦應付責任。而蜀黨與朔黨的基本立場，則與石黨比較接近，都是主張逐步的改良。但相對而言，蘇軾較為理想化，而朔黨則重視歷史的經驗，實幹的精神較強。
此時歷史已然發生極大的改變。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變得更加複雜，甚至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糾纏不清的狀況。舊黨中，已經不存在所謂的「蜀黨」，這一派的政治勢力，以二蘇為首，已經隱隱併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謂的「洛黨」，因為二程植根於白水潭學院培養學生，與新、舊、石三黨，竟都有牽扯不清的關係。而真正意義上的舊黨，亦即是朔黨，因為與石黨在政治理念確有相合之場，二者的政治聯合，使之因此也成為了朝中三大政治勢力之一，而且隱然是勢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時也很難說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黨，其政治光譜其實是在石、舊二黨之間偏移不定的。
而這個呂大臨，雖然此時不過是小小的國子監丞，但他的身份，卻可以折射出熙寧朝中政治派系之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他是「程門四子」之一，是所謂的「洛黨」；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陝西人，他的兄長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都是舊黨中極有名望的大臣，呂氏兄弟，也是公認的「關學」大家。在舊黨的政治版圖中，顯然是更偏向朔黨的。兼之呂大臨以其忠直頗受司馬光的賞識，而又以其學問，在白水潭學院頗具人望，因此與石黨中的許多人物也牽扯不清。
一直到這個時候為止，呂大臨以其人品與學問、才幹，兼之身具這種複雜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視為汴京城中極為前途的一顆政治新星。許多人都認為，呂大臨成為「新貴」，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在蔡京看來，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呂大臨對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熱的。他親近的石黨人物，多半都是所謂的「白水潭派」，像蔡京這種「西湖派」，顯然不屬於他「青眼」的範疇。
但此時，呂大臨卻一反常態，主動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還親善地和他交談著。這既令蔡京感到有點受寵若驚，又讓他心裡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有點「反常」的情況，接下來又不斷的出現，一路之上，竟然又有兩三個在朔黨中素有剛直之名的官員，主動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極精明，極善於分析汴京各種政治勢力光譜的蔡京，也幾乎不由得暈了頭。一個呂大臨的善意，也許還可以說是偶然，但接二連三的出現，卻一定不可能沒有特別的原因。面對著這種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裡竟產生了不安的感覺。他極不喜歡這樣的狀況，哪怕這看起來對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還是有舊黨的官員對自己依然故舊，這讓他稍稍安心一點。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現在這樣的情況，會不會是那件使呂大臨們對自己改變態度的事情，就發現在今天，就發現在瓊林苑，而很多人尚還不知道此事的發生？
一想到這裡，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陣冷汗來。
＊
瓊林苑的一處行宮中。
石越靜靜地站在皇帝的身旁。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皇帝的病情會如此嚴重，連站立久了，都會支撐不住。當他被單獨召來之時，見著皇帝的病體，他跪在皇帝面前，哽咽得半晌說不出話來。他對於趙頊，絕不是沒有感情的。只不過，這種感情，有時候是致命的，必須謹慎的掩藏起來。年輕的皇帝可能需要一個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這樣的人物，隨著皇帝的成長，是不可能被允許一直存在的。如果他不懂得分寸，下場只能是淒慘無比。
但不管怎麼樣，見著趙頊的神情，石越卻還是忍不住動了感情——他是知道在另一個時空中，趙頊的壽命的。歷史也許已經改變，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會改變。皇帝的病情，讓石越突然產生一種不祥的預感。
他哽咽著，一面卻叩頭賠罪，為自己女兒的行為請罪，以掩飾自己的感情。
趙頊顯然也有點動情。
但他也不允許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從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經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經不再是熙寧初年的那個皇帝。他本來想和石越說說他的女兒，但是，結果趙頊只是和聲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談起了正事。
他也不允許自己隨便浪費精力。尤其是這個時刻。
「朕一定要穩住高麗國這個盟邦。為了北邊！」皇帝的聲音很輕，但卻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堅定。「與高麗的那點貿易，是蠅頭小利。朝廷也不缺那點錢，開貿易，是為了加深對高麗的控制，不是為了將其變成敵人。」皇帝停了一下，歎了口氣，「只是，司馬君實是斷不肯白給錢給高麗的……文彥博已經……」
石越聽懂了皇帝沒有說出來的話。
「高麗使者帶給朕的奏章，說的都是同一件事，顯然高麗國國內也很危險了……」關係到高麗國王的王位，自然不會說假話。現在王運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為，朝廷不能拋棄王運。」沉吟了好一會，石越才開口說道。
「貿易怎麼辦？」趙頊注視著石越，「繼續下去，王運遲早有一日王位不保，難道真要出動軍隊替他穩固王位？到了那個時候，江華島那點駐軍只怕不夠……但也不能停止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