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政真能識見千里之外。貧僧亦常以此事為念，夏國不比遼國。遼國除燕雲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撫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鎮之，則終究只能親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邊境安寧之外，便無尺寸之用。而夏國河南之地，凡華夏強盛之時，未嘗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雖愚可知，不可盡言。若能進據靈涼二州，西則可開通絲路，北則可夾擊遼國，精兵良馬，其地所產，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陝西無烽煙，大宋無西顧之憂。且夏國弱於大宋，旦夕有事，正可圖之。」智緣說起西夏之事，實是關係到平生的抱負所在，不由雙目炯炯，意氣軒昂。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為漢。遼東非不能為我所有。」石越沉吟道：「然而我聽說遼國新主耶律浚，才智過人，決斷無疑，又信任賢臣，我大宋兵不練甲不精，一旦行軍，處處掣肘，且於遼軍，士氣不高，有未戰先怯之憂，真要打仗，勝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勸皇上不可輕舉妄動。歷來佔形勢而兵敗，不知凡幾，實不得不謹慎。而夏國之事，若朝廷從長計議，陰做準備，一待有變，兵鋒直指靈涼，當其內外疑懼之時，則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故我的不少主張，都是急欲在四五年之內，克見事功。以便萬一西境有事，不至被國內之事困住手腳。」
智緣聽到石越這番話，當真喜出望外。這是石越分明告訴他：他已然決意圖謀光復靈武！智緣一身抱負，盡繫於西事，王安石罷相，石越得勢之後，他以為石越行事謹慎，志在國內，便是對外用兵，也當是一二十年後之事，因此滿腔雄心，漸漸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遜於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內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來。智緣心意已動，便試探著問道：「朝廷歷來西事，在於聯蕃制夏，參政若要謀劃西事，不可不結納吐蕃。」
石越目光轉向李丁文，李丁文微微額首，含笑道：「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長董氈本是唃廝羅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佑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還，觸怒董氈，遂殺契丹使者，絕遼通宋，至今已有十三年。當年夏主諒詐在位，以為吐蕃與契丹有隙，即領兵而西，欲吞併吐蕃，並亂秦州，時張方平相公在秦州，嚴陣以待，諒詐無隙可乘，轉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廝羅擊敗。兩家世仇，愈結愈深，唃廝羅雖曾兩敗於元昊，卻三克諒詐。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後，西蕃亦多歸附。聯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氈終是蕃人，他日有事，無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涼城，以為牽制。若要謀劃西事，其根本還在中國。」
「善！」智緣本是試探石越之見識，此時聽李丁文言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慨聲道：「本朝諸公，無一語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國一國戶口，僅能當陝西之一路，以陝西四路攻夏國，傾全國之力能供糧餉，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當。又朝廷之中，凡議兵事者，盡以計苟安、彌邊患為便，故種諤取綏州、城羅兀，無不干犯言路，眾議紛紛，以為釁事。貧僧願為參政言平夏形勢：平夏之地，以綏、宥為首，靈州為腹，西涼為尾，有靈州則綏、宥之勢張，得西涼則靈州之根固……」
石越微微頷首，吩咐道：「取地圖來。」頃時，便有家人將一幅地圖取來，掛在客廳的屏風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細觀看地圖，便見在陝西以北、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區，由東至西，盤垣著銀、夏、綏、宥四州，往西則有靈州與靜州，再往西則是涼州，也就是西夏的西涼府。這數州之地，便宛若一條長蛇，盤踞於宋朝的西北邊境，護衛著西夏的都城興慶府。石越知道銀、夏、綏、宥、靜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業」，而如今綏州總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銀、夏、宥三州之中，時刻威脅著蛇首，特別是銀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區，則與蛇腹靈州、蛇尾涼州，形成一個三角形，一朝有事，奪下蘭州，不僅可以鞏固西線，切斷蛇腹與蛇尾的聯繫，還可以直接威脅靈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則宋朝與吐蕃便聯成一線，可以互相支援——王韶畢竟是知兵之人。
「參政請看——」智緣走到地圖之畔，手指銀、夏二州，道：「綏州屬銀、夏之沖，得綏州，則銀、夏不安。此處是橫山，羅兀城是橫山之要，若能兩險並據，則夏國國勢已危。種諤爭之，豈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綏德，不能救撫寧，患得患失，臨戰而怯，致使諸堡分崩，朝廷震動，將已成之業，付諸東流！種諤固有罪，然朝廷終於棄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無言，這不過幾年前的事情，雖然他並非決策之臣，但事事歷歷在目，自己當時也未必有此見識。
「參政可知夏國之兵乎？」智緣手指橫山，重重一劃，帶著幾分遺憾的語氣說道：「夏國雖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戰，人馬精強慣習戰鬥者，惟二百餘里橫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國每入寇，橫山兵必為前鋒。嘉佑八年，橫山部將輕泥懷側苦於諒詐虐用，率所屬歸附，請兵延州，約中國會兵靈夏，此天賜之機。昔日吐蕃衰絕、回紇亂亡，無不由此。本是夏國安危之機，然會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應，諒詐已然得訊，立時遣使安撫，天賜良機，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實為可惜！」
石越以前從未聽聞此事，不由愕然，不過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駕崩，英宗並非仁宗親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輕啟邊釁。縱有機會被白白浪廢，也是在所難免。
「故夏國並非無隙可乘，其國上則權臣當道，女主臨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則各部心懷怨恨，常有異心，百姓亦苦於賦斂，且兩國和市久絕，其國中必然匱乏，民不能無怨。光復河套之要，在於大宋能把握時機，善用將領。言臣紛紛，於防範權臣或有利，於軍機大事則常誤。行大事者，豈能順庸人之意哉？！」智緣說起來，依然是一臉不平。
石越凝視智緣，忽然揖首道：「越不才，願請教大師圖夏之策。」
「朝中王副樞使、郭侍郎，本朝名將，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參政何故問一老僧？」
「若機會已至，當問策於王、郭。然越以為，不能坐等良機天賜，沒有機會，便要設法製造機會！越所請教於大師者，是如何製造機會？」說罷，朝侍劍打了個眼色，侍劍立時斥退廳中所有家人。
智緣待眾人散盡，這才笑道：「貧僧有三策，可獻於參政……」
***
數日之後。
大宋尚書省非常低調地成立了一個臨時機構，其全稱為「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軍屯制置使司」，負責全面協調軍屯地點勘測工作，由尚書省與樞密院各派一人並同主持，尚書省方面的官員是工部尚書蘇轍，樞密院則是樞密院都承旨曾孝寬，二人一同擔任「四路軍屯制置使」。四路軍屯制置使司向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個規模可觀的調查團，調查各路州縣可以進行軍屯的地點、規模與周邊狀況，畫出地圖，撰寫報告，最後再由蘇轍與曾孝寬選定方案，交由尚書省決策。四路軍屯計劃悄然拉開序幕。
與此同時，工部工部司的官員也開始了有關修路的準備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強調下，蘇轍亦開始要求手下習慣於模糊的官員，遞交由石越親自擬定格式的調查報告，蘇轍的要求非常的簡單明瞭：如果報告中沒有足夠的數據，即以不勝任論處；若報告中發現兩處數據錯誤，即要求其主動引咎辭職。與石越的愈行愈近，不僅僅讓蘇轍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風也在影響著蘇轍，蘇轍深知修路與軍屯之成敗，關係到國家的前途，也關係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溫和的形象，決意將官僚主義趕出工部。便在當日，蘇轍還做了一件相當大膽的事情——兩封蓋有蘇轍印鑒的信件從工部發出，分別送到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蘇轍主動請求兩家報社派遣記者前往穎昌至南陽進行調查。
但是這些，在當時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們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實的碎片而已。熙寧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轟動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詔天下，廢除持兵禁令，允許百姓持有二十七種兵器之後幾天，尚書省便緊接著頒布了《若干軍資許民間生產敕令》，這份敕令公開向天下宣佈此後諸軍所須軍衣等物品，官府將向民間作坊採購六成以上，並且將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單將軍廟，向天下公開競標。「凡大宋商民，只須家世清白，皆可投標！」——報道此事最為熱誠的，自然是《海事商報》。敕令頒布之後僅僅七天，遠在杭州的《海事商報》即已刊出，一時「杭州紙貴」，商人紛紛爭搶，許多人不及細思，便決定先來汴京一探究竟。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軍隊，但是人們都知道這個數目非常的龐大，之前軍器監向民間購置寒衣，就讓許多作坊主發過一筆財。所以歷史上第一次，從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無數的馬車不絕於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誤了時日，而連續不斷的騎馬趕路，則不是這些腰纏萬貫的商人們所能承受的。也是在這個時候，四輪馬車格外標顯了它的優點，從此以後，在陸路上，四輪馬車幾乎成為商人們出行的唯一選擇。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馬車上顛簸的商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就要來臨。雖然這個時代未必比得上戰國之時能與國君抗禮，但是卻也比戰國時更安全。
不過不能責怪這些商人們看不到一個新時代的帷幕在升起。因為十月下旬的時候，整個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參知政事石越與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趙頊，正躲在瓊林苑的行宮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計著別人的錢袋。
「陛下，將軍資開放給民間競標，固然會為朝廷節省更多的資金，但是臣想於那些商賈，也是有極大利潤可圖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說道，「因此臣已經規定，凡是參加競標者，都必須交納一百貫錢的入場費，以向朝廷證明他的實力。」
「一百貫？」趙頊吃了一驚，他並不是那種不知金錢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貫絕非是一個小數目。
「想來競標之人，自然都是家產殷實的，給朝廷貢獻幾萬貫錢，權當替朝廷省下了組織競標的開支，臣以為並不無妥。他們日後要賺的錢，何止萬貫？這樣也免得有人進來看熱鬧，搞得亂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後，明年軍屯之競標，就會更有經驗。」
「如此一面節省，一面開源，明年雖則有修路與軍屯兩項工程要做，兼之軍器監生產新式軍器的投入加大，且朝廷一歲無免役錢寬剩錢之收入，但省下給遼國的歲賜，兼之商稅與市舶務關稅增多，且撤并州縣又省費用，今歲朝廷最少能節餘二百萬貫，至明歲，或者能達五百萬貫不止。」趙頊的情緒非常好。
以宋朝如此龐大的帝國，每年僅交到中央的稅賦折成銅錢最低不低於六千萬貫，省吃儉用能節餘二百萬貫，皇帝就已經高興不已，實在讓石越哭笑不得。須知唐家每年的純利，石越雖然不能盡知，但是最保守也有三四十萬貫之巨，便是說有一百萬貫，石越也不會太意外。
「陛下，待兩三年後，財政好轉，臣以為改革兩稅法便可提上議程。」石越趁著皇帝高興，進言道。
「改革兩稅法？」
「正是。兩稅法弊病太多，百姓之困弊，一為稅，一為役。本來兩稅之外，不當有役，今日之兩稅法，實在過於苛刻。臣以為非改不可。兩稅法量出為入，索求無度，最不可取。然後稅法牽涉太大，不可輕動，故臣以為，一旦財政紆緩，第一步，可以取太祖建國以來至熙寧八年之兩稅稅額相加，取得均值，再以均值之八成，定為兩稅稅額。稅額五年不變，使百姓稍得休息。此間朝廷一切用度，皆要量入為出。」
趙頊心中不由一緊，石越這樣說法，分明便是一次為期五年的大減稅。以一百年稅額相加，取平均值，雖然會比開國時多，但是比起現在來，卻肯定要少上許多，趙頊幾乎懷疑會降到六成，再加一個八折，那麼不用算太仔細，也知道是換了個名目給普天下的農民減稅一半。雖然未必會動到他準備用來打仗的封椿錢，但是那五年時間，朝廷肯定不可能多一文錢的積蓄。若是司馬光提出這個意見，趙頊心裡還會寬心一點，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馬光更無反對之可能——他兩個管財政的臣子只要難得齊心一次，他的軍費就不免要大大減少……
「這……」趙頊果然遲疑起來，但是他畢竟知道「愛民如子」是一個傑出君主所應有的品德，石越打出「讓百姓稍得休息」這樣的大義來，他也不太好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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