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見過女修道士帶著一群學校兒童去參觀一所墓，當她們立在一塊墓碑的前面時，一個女修道士就拿出一本書來，講給兒童聽，死者的生死月日，結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許多不知所云的事實。我敢斷定這種廢話，必已使兒童完全喪失了這次旅行的興趣。成人在導遊的指引之下竟還會拿著鉛筆和日記簿速記下來。""第二種虛假的旅行，即為了談話資料而旅行，以便事後可以誇說。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產地虎跑，看見過旅行者將自己持杯飲茶時的姿勢攝人照片。
拿一張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給朋友看，當然是一件很風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重視照片，而忘卻了茶味。這種事情很容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縛，尤其是自帶照相機的人，如我們在巴黎或倫敦的遊覽事中所見者。他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完全消耗於拍攝照片之中，以致反而無暇去細看各種景物了。這種照片固然可供他們在空閒的時候慢慢地閱看，但如此的照片，世界各處哪裡買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費了許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攝呢。這類歷史的名勝，漸漸成為誇說資料，而不是遊覽資料。"林語堂主張旅行的真正動機應是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較為詩意的說法，旅行以求忘卻一切，最好是由一個童子領著到深山林叢裡去自由地享受遊覽的樂趣。
林語堂還喜歡釣魚。他對釣魚的體會是：釣魚樂在釣而不在魚。他專門寫了《記紐約釣魚》和《談海外釣魚之樂》的文章，在前者說："人生必有癡，而後有成，癡各不同，或癡於財，或癡於祿，或癡於情，或癡於漁。"正像他喜歡發明中文打字機一樣，對釣魚也是癡迷有加。在《談海外釣魚之樂》中說："人生何事不釣魚，在我是一種不可思議之謎。"他談到了在阿根廷的巴利洛遮(Bariloche)湖的一次垂釣："到目的地停泊以後，我們兩人開始垂釣。也不用釣竿，只是手拉一捆線而已，果然天從人願，鉤未到底，繩上扯動異常，一拉上來，就是一線三根鉤上，有魚上鉤，或一條，或三條。這樣隨放隨拉，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連抽煙的工夫都沒有。不到半小時艙板上儘是錦鱗潑剌，已有一百五十條以上的魚，大半都是青鬣這是我有生以來釣魚最滿意的一次。到岸上檢得二簍有餘。皆送堤上的海鮮飯店。這是一家有名的海鮮飯店，名為Spadavecchia，打電話叫我太太來共嘗海味，並證明漁翁不淨是說謊話的人。而在此場中也可看到阿根廷國人集團唱歌，那種天真歡樂的熱鬧，為他國所難見到的。"
雖然林語堂喜歡垂釣，但千萬不要認為他是一個釣魚專業戶。他只是在工作之餘或休假避暑之時的一種"生活的藝術"。四、吸煙、喝茶、美食及其他
煙是林語堂離不開的，它是林語堂最明顯的癖好標記。雖然他也戒過煙，但終於被煙所俘虜。據說"飯後一袋煙，賽過活神仙"就是林語堂發明的。他對吸煙的用具特別講究，關於吸煙之多、之頻繁、之快樂和關於吸煙的議論之多、之高、之偏激都是非林語堂莫屬。林語堂吸煙的一大特徵是他的煙斗，煙斗不離身，總是拿在手中，或含在嘴裡。他的煙斗不光用來吸煙，還有其他用途：一是擦揉鼻子；二是用來指示事物，表達意見；三是一個平穩器具——當事情忙碌時，它是一種調節，當無事可做時，它是一種放鬆。林語堂在《淡巴菇和香》一文中說："口含煙斗的人都是快樂的，而快樂終是一切道德效能中之最大者。"
關於煙、吸煙，林語堂比較關心，他寫過有關紙煙考，也寫過吸煙與教育以及戒煙的文章，表達了自己的吸煙觀。
林語堂說："我生平不善飲酒我除了睡眠時間之外，幾乎沒有一小時不吸煙，而一些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雖然他的確不善飲酒，可是他也對酒文化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寫出過《酒令》等文章。他以為中國人極講究飲酒的時機和環境，飲酒應有飲酒的心胸，如"法飲宜舒，放飲宜雅，病飲宜小，愁飲宜醉，春飲宜庭，夏飲宜郊，秋飲宜舟，冬飲宜室，夜飲宜月"。他把飲酒和喝茶作了比較："茶如隱逸，酒如豪士。酒以結友，茶當靜品。"他還引了一位作家的話："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醉將離宜擊缽，此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考其景；反此，則失飲矣。"
林語堂還講到中國人對於酒的態度和酒席上的行為，他說："在我的心目中，一部分是難於瞭解應該斥責的，而一部分則是可加讚美的。應該斥責的部分就是：強行勸酒以取樂勸酒時，總是出之以歡樂友誼的精神，其結果即引起許多大笑聲和哄鬧聲宴席到了這種時候，情形極為有趣。客人好似都已忘形：有的高聲喚添酒，有的走來走去和別人掉換座位，所有的人到了這時都已浸沉於狂歡之中，甚至也無所謂主客之別了。"所以一次宴席，時間延長到兩小時以上，很不足為奇。宴會的目的，不是專在吃喝，而是在歡笑作樂。因此在席者以半醉為最上，其情趣正如陶淵明之彈無弦的琴。因為好飲之人所重者不過是情趣而已。因此，一個人雖不善飲，也可人享酒之趣。"世有目不識丁之人而知詩趣者，世有不能背誦經文之人而知宗教之趣者，世有滴酒不飲之人而識酒趣者，世有不識石之人而知畫趣者。"像這些，都是詩人、聖賢、飲者和畫家的知己。
林語堂對於喝茶與吸煙一樣，一生都不能離開它。正像離開吸煙不能寫作一樣，沒有茶他也沒有辦法寫作，也沒有辦法與人更好地談話聊天。對茶具、茶、茶水以及泡茶方法和飲茶方式，林語堂都頗有研究。林語堂還專門寫過《茶與交友》和《飲食》等文章，全面而詳細地論述了中國飲茶的歷史、方法、境界和作用等。他說："飲茶本身就是一門學問。""它在這裡的作用，超過了任何一項同類型的人類發明。""只要有一隻茶壺，中國人到哪兒都是快樂的。這是一個普遍的習慣，對身心沒有任何壞處。""這樣的好茶喝下去之後會使每個人的情緒都為之一振，精神也會好起來。我毫不懷疑它具有使中國人延年益壽的作用，因為它有助於消化，使人心平氣和。"
不僅愛好喝茶和吸煙，林語堂還稱自己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他毫不掩飾地說："吃好味道的東西最能給我以無上的快樂。"林語堂自己喜歡吃好的東西，同時也喜歡研究中國的飲食文化。他公開承認"吃"是人生為數不多的享受之一，應該把吃和烹調提高到藝術的境界上。林語堂崇拜的蘇東坡，對飲食更有研究，蘇東坡曾寫過大量的與飲食有關的詩文，如《老饕賦》、《豬肉頌》、《酒經》等，他所創造的煮肉法，經過不斷改進，成為現代名菜"東坡肉"。蘇東坡還做得一手好魚羹，在杭州太守任上時，他親自烹魚羹待客。清代文學家袁枚的《隨園食單》更是對我國烹飪技術經驗的總結。
清代李笠翁的《閒情偶寄》對飲食文化也進行了研究。研究飲食文化，這是歷代文人的一個傳統。林語堂繼承了美食研究的這一古代文人遺風，曾在《吾國與吾民》中以中華民族悠久的飲食文化而感到自豪。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談論飲食的篇幅更多了。林語堂對美食和食譜有長期的研究，如他讚美中國人把食品和藥物相結合的藥療食物，總結出美食哲學的三要素："新鮮、可口和火候適宜。"在他的耳濡目染影響下，廖翠鳳和三女兒林相如專門寫出了一本《中國烹飪秘訣》(ChineseGastronomy)在美國出版，林語堂親自為《中國烹飪秘訣》撰寫序言。此書在1960年獲得了法蘭克福德國烹飪學會授予的獎狀。
除了吸煙、喝茶和美食以外，林語堂還說，人生享樂不過數事，家庭之樂便是第一，而含飴弄孫是至高的快樂。這是他到老年帶著外孫玩時體驗到的。其實在許多年前他寫過一篇文章，表達了他的理想和願望，認為這些願望十成中能實現六七成，便是幸福的了：
我要一間自己的書房，可以安心工作。我想一個人的房間應有幾分凌亂，七分莊嚴中帶三分隨便，住起來才舒服。
我要幾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時髦的長褂，及兩雙稱腳的舊鞋子。居家時，我要能隨便閒散的自由，雖然不必效顧千里裸體讀經，但在熱度九十五以上的熱天，卻應許我在傭人面前露了肩膀，穿一短背心了事。
我要一個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牽的家庭。我要在樓上工作時，聽見樓下妻子言笑的聲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兒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我要一小塊園地，澆花種菜，喂幾隻家禽。我要在清晨時，聞見雄雞喔喔的聲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幾棵參天的喬木。
我要幾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盡情吐露他們的苦衷。幾位可與深談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張，同時能尊重我的癖好與我的主張，雖然這些也許相反。
我要一位能做好清湯、善燒青菜的好廚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僕，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瞭解我所做的是什麼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書，幾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幀李香群畫像讓我供奉，案頭一盒雪茄，家中一位瞭解我的個性的夫人，能讓我自由做我的工作。
我要院中幾棵竹，幾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氣，可以看見極藍的天。
我要又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膽量。
這些願望，後來在台灣陽明山上十成得了八九，他實在是快樂，感到幸福。他在"無所不談"專欄寫了一篇《來台後二十四快事》。
五、南洋大學的首任校長
南洋大學(簡稱南大)創辦於1953年。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1957年馬來亞聯邦獨立，1963年組成馬來西亞聯邦，1965年新加坡退出，成立新加坡共和國。1980年新加坡政府宣佈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
南洋大學創建之初的新加坡還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下，屬於馬來亞聯邦。200多萬人口的新加坡島上華人和當地各族人民一起，艱苦奮鬥，為開發建設新加坡和馬來半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的新加坡已成為東南亞最大的海港，亞歐和大洋洲重要的國際航空中心。但由於殖民主義統治，華文教育遭受嚴重摧殘，華人子弟升學、就業遇到重重困難。
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的華文教育，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日軍的破壞後，劫後餘生，再度出發。兩地華人對戰後英國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的壓迫極為憤慨。在獨立、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高昂的年代，新馬華人對於創辦一所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遙相呼應，相期相許，意志堅定。華文教育在新馬一帶已有百年歷史，但是其教育系統並不完整，只有小學和中學。高等教育和深層文化的建立，仍然未能實現。國際和區域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都左右著華文高等教育學府的發展。同時，在這段時間，不利馬來亞半島華校生存的《巴恩報告書》(1951)、《1925年教育法令》以及《1954年教育白皮書》相繼出爐。華校學生被排擠在官方成立的馬來亞大學之外，升學無門，形成一群文化邊緣社群，與受英文教育的主流社會不合。一所華文大學的創辦，乃成為當地華人社會的普遍要求。1953年1月16日，新加坡華僑領袖陳六使在福建會館召集理監事聯席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一所大學的建議，並自認捐款500萬元，他還表示願竭盡全力，甚至破產也在所不惜，得到了華僑各界的熱烈響應。
1953年2月10日，馬來亞和新加坡297名華人主要社團代表推舉陳六使和12個華人團體共同組織了籌備委員會。2月20日籌備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決定學校定名為"南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