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章克標的《文壇登龍術》出版。這是一本用諷刺筆法寫成的散文隨筆，從文人應具備何種資格、氣質、修養到如何生活社交、著作出版、如何宣傳等，以辛辣的筆鋒揭露和諷刺了文壇上種種惡劣的手段和行徑，為讀者展現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壇內幕的一角，所以，《文壇登龍術》引起了文壇上各路文士們的注意。林語堂懷疑野容就是章克標的化名，用《文壇登龍術》來報復《人間世》，搶走《論語》的讀者。
《人間世》發刊時，林語堂也是對各派作家採取了兼容並蓄的態度。創刊號上公佈的特約撰稿人有49人之多，當年的知名作家大都羅列在內，如蔡元培、周作人、劉半農、徐懋庸、朱光潛、黃廬隱、郁達夫、廢名、傅東華、豐子愷、阿英、徐、李青崖、簡又文、陳子展、劉大傑、全增嘏等等各種不同政治傾向的作家或學者。《人間世》暢談小品文的特性，林語堂為此親自撰寫了《人間世·發刊詞》、《說小品文半月刊》、《論小品文筆調》、《說個人筆調》、《論玩物不能喪志》、《說自我》、《關於本刊》、《小品文之遺緒》、《再談小品文之遺緒》等多篇文章。其主要內容論說了：(一)小品文取材的廣泛性："宇宙之大，蒼蠅之微"；(二)小品文的特點："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三)小品文的性質："以期開卷有益，掩卷有味"；(四)小品文的筆法："提倡小品文筆調"。林語堂還借鑒西方小品文和我國古代的小品文的傳統，做到"融會古今，貫通中西"。他還在1934年建議重印《袁中郎全集》。該書由劉大傑編訂，林語堂校勘，胡適、郁達夫、阿英和劉大傑等人分別作序。此書出版後，頗受社會文化界人士的歡迎。僅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便有了五種翻印本，出版數量達五萬部以上。
《人間世》由於刊登了不少的小品、雜文和遊記，這些文章中有的反映了對現實人生的不滿和感慨，有的暢談了讀書的藝術，有的是對人物的傳記和印象記，具有知識性、趣味性、真實性和史料性，且還具有樸實、清新的特點，因此，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所以，有人說1933年是"幽默年"，而1934年則是"小品文年"。當然《人間世》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當左翼作家對《人間世》表達不滿時，林語堂寫了《方巾氣研究》和《母豬渡河》，分別發表在《申報·自由談》和《人間世》上，把罵"幽默"的人，比喻成蠢豬。
五、與魯迅再次"疏離"
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雜誌倡導"幽默"，一時幽默成風，以至於1933年被稱作"幽默年"。宋慶齡和蔡元培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林語堂是同盟的宣傳主任，魯迅是委員，這兩人"化干戈為玉帛"，重新攜手，聯繫也多起來。但是否存有表面的和好？這就難說了。對於魯迅來說，肯定心存芥蒂，這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林語堂提倡的小品文，兩人的看法也存在不小的距離。如魯迅說："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魯迅認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魯迅主要是站在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上來認識小品文的，不能說沒有其合理性；但林語堂是從文學本身的藝術性來倡導，目的是培養人的浩然正氣來肯定小品文的價值，也自有其合理性。其實，小品文的價值，在國家安定時自不必說，即使在戰爭中在國家危亡中也自有其意義，因為人民也需要平正健全的心態。焦慮不安、苦悶彷徨等神經變態正是小品文精神所批評的，它們會使為難的國家處境更糟。林語堂的觀點是：國家危亡的責任在那些官僚們及為昏君吹喇叭的文人，如果把它推給所有的文人們，就好像說女人是國家危亡的禍水一樣的毫無道理。在文學觀念上，林語堂固執己見，繼續做自己的事，有時他還發表自己與魯迅不同的文學觀，提出不僅"玩物不能喪志"，而且還會"養志"。他說："余嘗謂玩物喪志，系今世偽道學家襲古昔真道學語。令今人謂游名山，讀古書，寫小品，便是玩物喪志。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讀古書，英人亦長小品，而三國人之志並未喪，並不勇於私鬥，怯於公憤，如吾同胞。然則國人之志本薄弱可知，喪之不足惜，不喪亦不能為也。"
林語堂與魯迅的再次"疏離"，直接的導火索是關於翻譯問題。魯迅對於林語堂提倡的"幽默"、"閒適"和"性靈"等，從開始就不滿，他曾建議林語堂去翻譯一些英國文學作品，但林語堂有自己的計劃。林語堂說現在還不想搞翻譯，等老了再來翻譯點西方文學。不料，魯迅以為林語堂在嘲笑他，他疑心林語堂是說他老了，因為魯迅十分重視翻譯工作，在魯迅看來，翻譯是為革命"運輸軍火"，所以，魯迅大為惱火。
他在1934年8月13日給曹聚仁的信中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此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絕不會的，我絕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與魯迅的想法正好相反，林語堂只是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林太乙在《我心中的父親——林語堂傳》中提到了林語堂的想法："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麼你老了，只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因為兩人的想法不同，又造成了誤解。
有一次，《濤聲》主編曹聚仁請客，林語堂和魯迅都在座，席間，林語堂談了他在香港的一件逸事：當時有幾位廣東人在興奮地旁若無人地講廣東話，說得非常起勁。林語堂說："我就插進去，同他們講英語，這可把他們嚇住了"沒想到魯迅不明白林語堂的用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來責問林語堂："你是什麼東西！你想借外國話來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結果，林語堂大吃一驚，不知說什麼好。
從1934年8月29日以後，林語堂與魯迅的關係進入了第二次"疏離"階段。從此，林語堂的名字從魯迅日記中消失了。六、《宇宙風》
《論語》與《人間世》這兩份刊物分別為邵洵美的時代圖書公司和良友圖書公司發行，林、陶只是負責編輯，隨著刊物的發展壯大，於辦刊方針上與老闆多有分歧，於是林語堂提議單獨創辦一個刊物，自己當家做主。1935年9月16日，林語堂與陶亢德創辦並編輯了《宇宙風》半月刊(後改為旬刊)。《宇宙風》創刊不久，便達到了4.5萬份的銷量，在當年排在《生活》週刊和商務的《東方雜誌》之後，位居全國雜誌第三，也是文學刊物的冠軍。林語堂編至第22期(1936年8月1日)時，因國內時局日益危急，英文著作《吾國與吾民》又在美國一炮走紅，便在1936年夏天有了到美國定居的打算，並在是年8月10日離國，其時距離《宇宙風》的創辦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林語堂的離去對《宇宙風》的影響並不大，除了與林語堂還通訊聯繫且經常賜稿之外，更重要的是刊物的大部分事務工作，早已由陶亢德負責了。但8月16日出版的《宇宙風》第23期，林語堂其兄林憾廬加入編輯，讓陶亢德感覺很不好。一來他覺得《宇宙風》是一個初辦的小機構，不便安插閒人；二來覺得林語堂也許是對他不信任。這一事件埋下了其與林氏兄弟漸漸分離的伏筆。不久，抗戰軍興，《宇宙風》不得不轉移到廣州、桂林等地，陶亢德也輾轉到了香港，流離中尚編輯《（逸經·宇宙風·西風）非常時期聯合旬刊》，以及與簡又文合辦的《大風》等刊物。1939年初，陶亢德從香港返回"孤島"上海，面對《宇宙風》，隱忍良久的陶亢德提出分家，他在"孤島"上另辦《宇宙風乙刊》，算作副牌，《宇宙風》正牌則交由林憾廬在桂林出版。名義上還是一家，實際上各自獨立結算，已沒有什麼關係了。
"孤島"上創辦的《乙刊》，延續了《宇宙風》原來的風格。《宇宙風乙刊》自1939年3月起，到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淪陷止，歷時兩年九個月，出版凡56期，成為"孤島"期間歷時最久的一個刊物。可惜好景不長，上海全面淪陷，《宇宙風乙刊》停刊。陶亢德後來成為了落水文人，終於不能得到大家的諒解。抗戰勝利後，陶亢德與周作人等一起被定為"文化漢奸"，鋃鐺入獄，一個出版奇才的夢想像流星一樣，倏忽墜落。
除了林語堂主編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個刊物外，與論語派關係密切的還有簡又文主編的《逸經》，海戈主編的《談風》，以林語堂為顧問、編輯，黃嘉德、黃嘉音主編的《西風》等等，其中《西風》以翻譯介紹西洋社會、文化為主，知識性強，存在時間也最久，從1935年9月創刊，到1949年終刊。
《論語》提倡幽默為目標，《人間世》提倡小品文為宗旨，《宇宙風》則是兩者兼而有之：更好地貼近人生。《宇宙風》第一期的《且說本刊》把這一宗旨說得很明白："《宇宙風》之刊行，以暢談人生為宗旨，以言必近情為戒約；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議論則主通俗清新，記述則取夾敘夾議，希望辦成一合於現代文化貼切人生的刊物。"林語堂改變了《人間世》不談政治的傾向，恢復了編《論語》時談政治的主張，刊登了大量具有現實主義的文章和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因此，《宇宙風》比《人間世》有了明顯的變化，也有了更加積極的思想色彩，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為人生的刊物。
但林語堂認為"人生總是複雜的"，不能把文學變成"政治的附庸"。他辦《論語》、《人間世》本來無意於跟左翼文壇對立，他提倡幽默、閒適、性靈和小品文等也並非想成為文壇的"正宗"，然而，接連遭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使他逐漸產生了與左翼作家對立的思想情緒，結果導致了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也使他對左翼文壇愈來愈反感。除了對左翼文學的反感外，他對南京政府在禮義廉恥掩蓋下的腐敗統治也進行了諷刺，如在《宇宙風》的第3、4、5、6期上連續發表了《談螺絲釘》、《再談螺絲釘》、《三談螺絲釘》、《四談螺絲釘》等文。
同時，《宇宙風》也發表了許多新文學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北閥途中》，老捨的《老牛破車》和《駱駝祥子》，郁達夫的《梅雨日記》、《秋霧日記》、《懷四十歲的徐志摩》、《雪夜》、《北平的四季》，豐子愷的《人生漫畫》、《談梅蘭芳》、《梧桐樹》、《新年懷舊》、《緣緣堂隨筆》，謝冰瑩的《一個女兵的日記》，許欽文的《無妻之累》，劉大傑的《船邊》、《巴東山峽》、《夔府夜遊記》、《劉鐵雲軼事》、《成都的春天》，朱自清的《歡喜老墓碑》，俞平伯的《秋荔亭墨耍》，馮沅君的《談詩雜記》，冰心的《一日的春光》等。
林語堂無意中成了論語派的精神領袖。《論語》創刊時列入的"長期撰稿員"名單有24人，《人間世》公佈的特約撰稿人有49人，《宇宙風》創刊時的"撰稿作家題名"有72人，可見，從《論語》、《人間世》到《宇宙風》及《逸經》、《談風》和《西風》，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論語派陣營，幾乎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化精英大部分都網絡其中，從中還產生了所謂的"論語八仙"和"三堂"、"三老"之說。
1936年，林語堂的《語言學論叢》出版，包括33篇文章。主要內容是：關於古音的研究，關於現代語言的研究和關於字書詞典編纂的研究。此書的出版，奠定了林語堂作為著名語言家的地位。1934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林語堂的《大荒集》，收入林語堂自1927年後的五六年間的雜文27篇；1934年和1936年分別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了《行素集》和《披荊集》，共收入林語堂《論語》時期所寫的雜文近百篇，兩書合為《我的話》分上、下兩冊。《翦拂集》和以上三本雜文集的出版，奠定了林語堂作為雜文家的地位。
七、緣識賽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