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月之後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實際上就是由這"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擴大改建的。除了原來營救委員會的成員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員之外，還盡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這一組織的份量。除了仍舊把營救牛蘭夫婦作為實際上的首要任務之外，還加上了營救其他******的任務，加上維護一般人權的口號，以爭取更多的同盟者。1932年12月17日，宋慶齡、蔡元培、楊詮(杏佛)、黎照寰(曜生)、林語堂等籌備委員會發表宣言，決定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盟成立宣言中明確宣佈了自己的三項任務：(一)爭取釋放國內******，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對象是大量的無名囚犯。(二)予******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佈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三)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
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報》刊出了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人以籌備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言》。
12月29日下午，"同盟"在上海南京路華安人壽保險公司大夏(今華僑飯店)八樓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慶齡(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因病未出席，由蔡元培(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委、中央研究院院長)主持，並代為宣讀了宋慶齡的書面講話，指出："我們的組織的宗旨在於支援為爭取結社、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而進行的鬥爭本同盟首先關切的是援助那些擁塞在監獄中的大量無名無告的******。你們新聞界當然知道有無數同胞被非法逮捕與監禁，知道那中世紀的殘餘——秘密軍事法庭的存在。"楊詮(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報告會務，宣佈了"同盟"全國執行委員會名單：主席宋慶齡，副主席蔡元培，總幹事楊詮，宣傳主任林語堂。會上還宣佈各地將成立分會。
1933年1月17日，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在中央研究院召開成立大會。大會由蔡元培主持，鄒韜奮記錄。到會者還有楊杏佛、林語堂、伊羅生(英文《********》雜誌記者)、史沫特萊(AgnesSmedley，第三國際聯絡員，德國《法蘭克福報》駐華記者兼宋慶齡英文秘書)、許申、吾漢祺、陳彬和、林眾可、郭蔚然、胡愈之、魯迅、周建人、王造時、鄭太樸，共計十六人。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陳彬和、胡愈之、魯迅九人被選為執行委員會。3月18日，上海分會舉行大會，改選執委會，原屬總會的執委退出。除魯迅、陳彬和留任外，其餘全部退出，又推選郁達夫、洪深、吾邁、沈鈞儒、王造時、錢華、寧明予等七人加入，再加上留任的兩人，上海分會執委也是九人。
1933年1月30日下午4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在南河沿歐美同學會舉行成立大會，選舉胡適、成捨我、陳博生、徐旭生、許德珩、任叔永、蔣夢麟、李濟之、馬幼漁等九人為執行委員。
"同盟"成立後，在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的領導下，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營救******，反對國民黨的非法拘禁和殺戮，開展了多項活動。
七、歡迎蕭伯納
1933年2月17日，蕭伯納在環遊世界途中來到上海停留一天。他之所以來上海，主要是想見一見宋慶齡等人。由於中國文化界人士頗為仰慕他，因而受到了熱烈而隆重的歡迎。林語堂就是最熱心的一個。蕭伯納(GeorgeBernardShaw，1856-1950)，直譯為喬治·伯納·蕭，愛爾蘭劇作家，1925年"因為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而獲諾貝爾文學獎。他是英國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戲劇家，是世界著名的擅長幽默與諷刺的語言大師。蕭伯納與宋慶齡一起，是"國際反帝同盟"的名譽主席，他對中國人民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他拍案而起，曾聯合各國著名人士發表宣言，嚴厲譴責英帝國主義的殘暴行徑，支持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此後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的民族獨立和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際反帝同盟"曾委託一批世界文化名人擬到中國訪問，其中就有蕭伯納。
1933年初，在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的邀請下，七十七歲高齡的蕭伯納偕夫人將乘英國"不列顛皇后號"輪船漫遊世界，並從香港到上海作短暫訪問。消息一傳出，上海文化界的反應空前熱烈，各大媒體競相刊登蕭伯納來滬的消息及其作品，而上海的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也都紛紛撰文予以評說，掀起了一股"蕭伯納熱"。2月2日，《申報·自由談》發表郁達夫的《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我們正在預備著熱烈歡迎那位長臉預言家的蕭老。"上海的生活書店也大登廣告，推銷有關蕭伯納的書籍。2月9日，《申報·自由談》又發表玄(茅盾)的文章《蕭伯納來游中國》；2月15日起連載宜閒(汪倜然)翻譯的中篇小說《黑女求神記》。而蕭伯納抵滬的當天和次日，《申報·自由談》還連續兩天刊出"蕭伯納專號"，其中有何家干(魯迅)的《蕭伯納頌》、郁達夫的《介紹蕭伯納》、林語堂的《談蕭伯納》、玄(茅盾)的《關於蕭伯納》、許傑的《紳士階級的蜜蜂》和楊幸之的《HelloShaw》等等，在高度評價蕭伯納的文學成就、批評國內對蕭伯納譯介不夠的同時，對蕭伯納此次到滬的現實意義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1933年2月17日，中國電影文化會及上海劇團聯合會代表洪深、戲劇協會代表應雲衛和上海各界青年400多人手持旗幟，高舉"WelcometoourGreatShaw"的標語，齊聚稅關碼頭，等候蕭伯納的光臨。民權保障同盟會的林語堂、邵洵美等人以及中外新聞記者20多人，也在歡迎的人群之列。
中午，宋慶齡在莫利愛路29號寓所(今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設宴為蕭伯納洗塵，接待這位不遠萬里來滬的貴賓，參加歡迎午宴的均為一時之選，有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伊羅生和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等。魯迅趕到孫宅時，午宴已進行了一半。
午宴後，宋慶齡等一行人陪著蕭伯納在院子裡散步。當時上海的天氣幾天來一直不好，可現在居然出了太陽。"蕭先生真是好福氣。"有人說，"在多雲喜雨的上海見到了太陽！""不，"蕭伯納機智地反駁，"應該說這是太陽福氣好，能夠在上海見到蕭伯納！"一番詼諧的對話引得眾人大笑不已。隨後，這幾位中外文化精英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魯迅站在最左側，蔡元培居中，兩人都穿著長袍；林語堂站在魯迅與蔡元培的中間偏後的位置；宋慶齡以她一貫的姿勢立在台階上，端莊雍容，頭微微偏著，露出幾乎不容易察覺的一笑(楊杏佛不在其中，可能為他們攝影)蕭伯納還分別與宋慶齡以及蔡元培、林語堂、魯迅在孫宅花園草地上合影。
蕭伯納匆匆結束了他短暫的上海之行，而上海文化界圍繞蕭伯納的報道和評論卻仍在繼續。林語堂於1933年3月1日的《論語》第12期上特地作了迎蕭專號，幾乎整期的篇幅刊登了蔡元培、魯迅、宋春舫、邵洵美、洪深和主編林語堂對蕭伯納訪滬的各種感想。其中有蔡元培、魯迅、林語堂和邵洵美等人的迎蕭文章，而林語堂一人就有五篇：《蕭伯納與上海扶輪會》、《蕭伯納與美國》、《水乎水乎洋洋盈耳》、《歡迎蕭伯納文考證》、《再談蕭伯納》。此外，還刊有鏡涵的《蕭伯納過滬談話記》、宋春舫譯的《蕭伯納敬告中國人民》、開洋的《泰晤士報記者與蕭伯納談話記》等。由此看見，林語堂為歡迎蕭伯納訪問上海並擴大他的影響，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八、楊杏佛被暗殺
1932年，除了牛蘭夫婦被捕外，陳獨秀也遭到了被捕。1933年，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上海分會不斷召開會議，營救被關押的人，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北平分會由胡適任主席，也開展了多項活動。但在二、三月份，同盟組織內部產生了分化。在北平的胡適，認為史沫特萊交給《大陸報》發表的北平陸軍反省院情況的報道與事實有出入，公開發表談話，反對同盟提出釋放一切******的要求，以致背離同盟章程，最終被總同盟會議議決後開除了。
1934年，林語堂的侄子林惠元，在福建龍溪縣擔任抗日會常委、民眾教育館長，因在家鄉積極開展抗日活動，嚴辦採購日貨的商人簡孟嘗醫師，遊街示眾並沒收其財產，不料被調閩剿匪的十九路軍特務團團長李金波以"通匪嫌疑"逮捕林惠元，不加審訊，立即槍決了。此事大大損害了十九路軍抗日榮名。宋慶齡、蔡元培代表中國民權同盟於5月31日致電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要求徹底昭雪。蔡元培、柳亞子、楊杏佛、魯迅、郁達夫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宣言，闡明事件真相。6月2日，林惠元親屬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林語堂以盟員和親屬的雙重身份在會上說明了林惠元被槍殺的經過。
林語堂參與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惱恨和制裁。他們不敢把宋慶齡和蔡元培幹掉，但蔣介石決定殺掉總幹事楊杏佛。這次殺楊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殺民權保障同盟，一舉掃除專制道路上的障礙。蔣介石殺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非一時心血來潮。將槍口對準楊杏佛，既有楊個人的因素，也有對民權保障同盟的整體考慮。在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前，楊就已"離經叛道"，不顧禁令如實報道蘇區，令蔣惱羞成怒；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楊任總幹事，更是不遺餘力，到處營救******，做了許多共產黨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禍害。在蔣介石看來，若除掉楊，民權保障同盟便陷於癱瘓，不能發揮作用了。楊杏佛(1893-1933年)，名銓，江西清江(今江西樟樹市)人。
早年就讀上海中國公學，1911年加入同盟會，1912年任南京臨時總統府秘書，同年春參加南社。南北議和後，因不願在袁世凱政府任職，11月赴美留學，入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後，又入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經濟學和統計學，1918年畢業回國，獲商學博士學位。1920年，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南大學工科主任。1924年，赴廣州任孫中山秘書，深得信任與賞識。1925年3月，任孫中山治喪籌備處總幹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32年12月，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總幹事兼執委。如果說宋慶齡、蔡元培是民權保障同盟的精神領袖或者說靈魂人物，那麼楊杏佛就是同盟的實幹領袖，是實幹家。如果缺了楊杏佛這樣執著精幹的人物，民權保障同盟就不會有如此大的作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動盪中，楊杏佛曾赴華北呼籲全國統一抗日，蔣介石對此非常氣惱。楊杏佛從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恐嚇。1933年5月間，特務又給楊杏佛寄去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則將採取強硬手段。楊杏佛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對此不予理睬，因此，蔣介石決意除掉楊杏佛。
戴笠奉命殺楊是在1933年4、5月間，當時楊從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開始佈置。特務們先偵察了楊的每日行蹤，瞭解到楊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樓上，愛好騎馬，在大西路養了兩匹駿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馳騁一兩小時。特務們認為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段對楊進行狙擊機會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務們正進行狙擊楊的準備時，蔣介石表示堅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執行。戴笠只好改變計劃，在中央研究院附近進行佈置，準備趁楊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執行。
特務們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動，當他們到達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邏警車，又有一隊巡捕經過，所以沒敢動手。18日8時左右，當楊杏佛帶著長子楊小佛走到院中準備登車時，特務們便走近門前準備動手。但楊上車後又走了下來，特務們以為楊已發覺，正想衝入時，楊領著兒子上了另一輛汽車。當汽車駛出大門時，四支手槍同時朝著車內射擊。楊杏佛聽到槍聲，便知是衝他而來。生死關頭，他立即用身體保護兒子。特務們連開十幾槍只將楊和司機打死，小佛僅腿部中了一彈而倖免於難。
楊杏佛正在自由與民主道路上縱馬馳騁、大展身手之時，幾聲槍響，結束了這位民權鬥士的可貴生命。同時，"同盟"立即停止了活動，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楊杏佛被刺後的弔唁儀式共舉行了兩次。第一次是6月20日的入殮儀式，林語堂因為在家門口被人監視，未敢出門去參加，因為傳說林語堂是第二個被殺的對象。第二次是7月2日的出殯儀式。據1933年7月3《申報》報道，林語堂參加了7月2日的出殯儀式。魯迅參加的是第一次儀式，就認為林語堂膽小不敢參加楊杏佛的葬禮，而對林語堂大為不滿，這實在是冤枉了林語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