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看到錢玄同和劉半農在《語絲》上的文章後，也忍不住地加入了他們的討論，他寫了《給玄同先生的信》，贊同了錢玄同的"歐化中國"的主張。錢玄同提出"歐化中國"，似有"裡通外國"之嫌，可是林語堂在《給玄同先生的信》中，用詞更偏激，他竟要中國人承認自己是"根本敗類的民族"。在"五四"時期批判中國國民性的大環境下，從魯迅到胡適，從陳獨秀到吳稚暉，從林語堂到陳西瀅，幾乎人人都是用了極端偏激的語言來批判國民性的弱點和民族的劣根性。語絲同人中的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都是反覆古的先鋒。錢玄同以為，在中國，除魯迅、陳獨秀、吳稚暉三人外，林語堂是能徹底批判國民性弱點的第四人。錢玄同在1925年4月13日說："語堂先生：您說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先生講過這樣的話。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論中，充滿了這個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國人'所不高興八九年以來，我最敬佩吳、魯、陳三位先生底話，現在您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我高興得了不得"
林語堂是文壇新秀，也是《語絲》造就的新人。林語堂的雜文，慷慨激昂，體現了語絲派無所顧忌的潑辣大膽風格。他的文風頗近於錢玄同，但自有其特色，那就是洋溢在文章整體結構中的那種幽默感是別人難以企及的。語絲時代林語堂頗有犯上作亂的勇氣。他在1925年4月7日給錢玄同的信中，就反對"勿談政治"。"五卅"以後，林語堂直接向現代評論派陣地衝鋒陷陣，1925年6月24日，他寫了《丁在君的高調》，針對丁在君蔑視群眾的老爺作風，駁斥了丁在君"應和官僚與軍閥的'高調'"，充分發揚了"無所顧忌"的語絲之風。
當《語絲》出刊滿五十期，同人們暢談《語絲》創刊近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時，林語堂主張《語絲》要擴大內容，針對"正人君子"們所散佈的要青年學生"勿談政治"、"閉門讀書"、"讀書救國"等言論，林語堂認為，這正是"正人君子"們的"中華官國的政治學"，中國沒有國民說了算，所以能算"中華官國"了。他主張《語絲》應積極提倡凡健全的國民不可不談政治，談政治是國民的天職，而所謂"勿談政治"只是一種民族的病態心理，這種遇事畏縮、消極、苟且偷安的態度是"中國民族普通惰性的表現"。林語堂和語絲諸子們，提倡大談政治，充分體現了林語堂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飽滿的愛國熱情。後來，他又寫出了《謬論的謬論》，其矛頭直接對準了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總長章士釗，因為在章士釗主持下，教育部部務會議規定：小學生要讀經自初小四年級至高小畢業止，每週一小時。這是公然實行起"讀經救國"的倒行逆施。林語堂毫不留情地縱橫針砭，他那幽默之諷刺的文筆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也充分體現了《語絲》新秀的勇氣。
圍繞著"女師大"事件，在《語絲》、《京報》、《莽原》、《晨報》、《現代評論》等報刊上，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林語堂從一開始就是站在女師大學生這一邊的，十年後，他在回憶往事時說："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被別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一個激烈分子。"在《語絲》和《現代評論》"這兩個週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那裡真是一個知識界發表意見的中心，是知識界活動的園地，那一場大戰令我十分歡欣"。
1925年這一年，在林語堂的生活史上留下過不少"驚心動魄"的記錄。他不僅用筆，而且用竹竿和石塊等武器直接參加了1925年11月28-29日的"首都革命"，直接和軍警肉搏，做出了其他語絲成員從未採取過的激烈行動，成為街頭暴力的反抗者。文人敢於與警察搏鬥，這首先要歸功於聖約翰大學的體育鍛煉造就了他的強健體格。在北京大學的示威隊伍裡，這位三十來歲的青年教授出色的投擲技術博得了示威者的熱烈喝彩。他撿起石塊勇敢地回擊軍警和流氓們的進攻。從他手裡扔出去的石塊命中率極高，常常把武裝軍警打得頭破血流。當年，在聖約翰大學，他曾苦練過投壘球的技巧，是一名優秀的壘球投擲手。林語堂自己也想不到這投壘球的技巧竟會在此時此刻此景中大顯身手。作為一個業餘的壘球手，這一天是他運動生涯中最光輝的頂點，但在一次搏鬥中，林語堂的眉頭被擊中，流血不止，後來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傷疤。
林語堂在示威遊行中大顯身手，被現代評論派指責為過激行為。有一次，北大教授燕樹棠在席間攻擊支持女師大風潮的語絲派教授們"形同土匪"林語堂接過燕樹棠的話頭，索性以"土匪"自居，寫了一篇反擊的文章，題目便是《祝土匪》。林語堂諷刺一些以"學者"自居的人不敢維護自己良心上的主張，不敢堅持真理，而像妓女一樣倚門賣笑，雙方討好，與這些出賣良心的"學者"相比，"土匪"倒不會把真理"販賣給大人物"。他說，有史以來的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為"土匪"、"傻子"，這是現在的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
林語堂讀到了魯迅的《"公理"的把戲》一文後，立即又寫了《"公理的把戲"後記》，呼應了魯迅的文章。他並不隱瞞自己是在為魯迅搖旗吶喊。林語堂的這篇雜文，不僅非常典型地體現了"語絲文體"的風格，而且也充分體現了"浮躁凌厲"的個人風格。他是《語絲》所培養出來的一位雜文家，因為他的雜文創作生涯是從《語絲》起步的。在《語絲》的搖籃裡，他從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新青年》作家那裡獲得了豐富的藝術營養。由於他能虛心學習，同時又刻苦鑽研，所以在短短的一二年內，他竟能異軍突起，成為語絲派中一位可畏的"後生"，一位《語絲》新秀。
七、痛悼劉和珍楊德群
1926年，國共兩黨實現合作，國民革命軍積極準備北伐。在北方，奉系軍閥駐紮在山東的張宗昌部隊，在日本的支持下，向馮玉祥的國民軍大舉進攻，但在天津以南被國民軍擊敗。於是，帝國主義又一次插手中國的內政。
3月12日，馮玉祥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與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八國公使，於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覆，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脅北洋政府。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3月18日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和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隊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段祺瑞執政府的人員擔心局勢失控，命令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在這場血腥的大屠殺中，造成包括有兩名警察在內的47人被打死，132人受傷，48人失蹤。死者中有共青團員8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劉和珍、楊德群和燕京大學的女生魏士毅等在這場運動中壯烈犧牲。在死難烈士中，有7個是中學生，最小的一個年僅十二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3月16日，林語堂剛剛上任為女師大教務長，18日早晨8時半，發現學校的教室裡空無一人，林語堂正要打聽原委，接到了電話，聽出是學生會主席劉和珍的聲音。她以學生會名義為全校學生集體請假一天，希望教務長批准。其理由是：女師大學生要參加十一點的天安門抗議大會，會後還要參加遊行等等。林語堂明白女師大學生的愛國立場和熱情，對此，學校理應支持。但林語堂在答應准假的同時，告訴劉和珍："以後凡有事請假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校方及時通知教員。"林語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剛剛當了兩天的教務長，支持學生的愛國舉動，反而造成了學生的犧牲！
聽到噩耗，林語堂和許壽裳急忙趕往血案現場。林語堂和許壽裳以"女師大"校方負責人的身份，來現場查看並作後事處理。23位死者已被裝在棺材裡，林語堂辨認死傷的學生時，只見屍體縱橫枕藉，鮮血滿地。進門開棺看到的第一個就是劉和珍的遺體林語堂悲痛欲絕。他強忍著巨大的悲痛和憤慨，看著劉和珍慘死的情狀和一雙憤怒的眼睛。當劉和珍向他請假時，他以為"此回國民大會，純為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準"。現在離劉和珍打電話請假只不過才過了四五個小時，想不到那次電話竟成了永訣！林語堂眼前變成了一片漆黑，悲哀充滿了心間。林語堂聽說除了劉和珍外，還有具女屍，還有許多受傷的學生，他馬上讓醫護人員千方百計的搶救，而自己從諸多傷員中，一一辨認和安慰，盡一個教師的責任。突然，他發現女師大的學生楊德群的屍骸被放在一塊木板桌上，由於桌子太短，下半身懸空掛著林語堂不忍看下去了。
林語堂回到學校著手安排死者的後事。楊德群的遺體很快從醫院搬回學校。而劉和珍的遺體因為在執政府，當局不允許搬動。林語堂只得和教職員一起到執政府進行交涉，到19日晚才算把遺體運回學校裡，安放在大禮堂。
林語堂在劉和珍、楊德群被害的現實面前，氣憤的"每日總是昏頭昏腦"，他切實感覺到了"亡國之隱痛"，所以，在第二天，即3月21日，以沉痛的心情，寫下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在此文中，他稱讚劉和珍的政治識見"遠在一班喪家狗之文妖與名流之上"。林語堂說："劉、楊二女士之死，同她們一生一樣，是死於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
"三·一八"慘案後的那幾天，林語堂真不知是怎麼熬過來的，直到慘案過了三天之後，他才開始思索。林語堂"覺得劉、楊二女士之死，是在我們最痛恨之敵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劉和珍是他"最熟識而最佩服嘉許的學生之一"。他寫道："劉女士是全校同學欽愛的領袖，因為她的為人之和順，及對於校事之熱心，是全校同學異口同聲所稱讚的。功課上面，是很用功，是很想自求進益的一個人，看見她的筆記的人大都可以贊同，而且關於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苦，能幹有為，足稱為中國新女子而無愧。我本知她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人，但是還不十分知道底細，到許季茀先生對我詳述，才知道她是十分精幹辦事靈敏的女子。上回女師大被章、劉摧殘，所以能堅持抵抗，百折不妥而有今日者，實一大部分是劉女士之功，可稱為全校革命之領袖。處我們現今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治社會思想都鬚根本改造的時期，這種熱心有為，能為女權運動領袖的才幹，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寶貴！"林語堂的《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寫於3月21日，周作人的《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寫於3月22日，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寫於4月1日。可見，林語堂是最早寫悼文的人(比魯迅的早了十一天)。
1926年3月29日出版的《語絲》第72期的稿件，全部與"三·一八"慘案有關：卷首就是林語堂的《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以下分別是魯迅的《無花的薔薇之二》；啟明(周作人)的《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自清(朱自清)的《執政府大屠殺記》；效廉的《我們的閒話》等。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刊於《語絲》第74期。
3月25日，女師大師生和北京各界人民在女師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劉和珍楊德群烈士大會，由許壽裳主祭，靈堂裡掛滿輓聯、花圈，哀痛一片。林語堂懷著沉痛的心情參加了追悼大會。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分子如梁啟超、魯迅、聞一多、朱自清、蔣夢麟、徐志摩、周作人、林語堂、王世傑、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文化人一致憤怒譴責段祺瑞政府。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