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兄弟兩人都積極參加了《語絲》(周作人還是主要總編輯)，以及後來對女師大學潮的一致態度，但魯迅與周作人不會出現在同一種集會場合裡，尤其是宴會，只要周作人參加，魯迅是絕不會參加的。據《周作人日記》載，從1924年11月2日"議刊小週刊"到1926年5月底林語堂南下廈門之前，語絲社聚會至少有14次，周作人參加了12次。魯迅說："我那時是避開宴會的。"可以說，魯迅基本上沒有參加語絲的聚會。林語堂對魯迅的描寫可能來源於在其他場合見到過魯迅而留下的印象。同樣的失誤，林語堂在《記周氏兄弟》中也存在："每逢語絲茶話，兩位都常來，而作人每會必到。作人不大說話，而泰然自若，說話聲調是低微的，與其文一樣，永不高喊。魯迅則詼諧百出。達夫在座，必來兩杯花彫，嬉笑怒罵都來。我此時閉目，猶可聞達夫呵呵的笑聲。他躺在老籐椅上，一手摩他的和尚頭。但是兩位弟兄不大說話，聽說是因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我也莫知其詳"。林語堂所寫魯迅和周作人的說話情形符合實際，但肯定是另外場合留下的印象。但說郁達夫"一手摩他的和尚頭"，卻不真，如果換作周作人才對。
林語堂加入"語絲社"，成為《語絲》的一根台柱子。孫伏園在《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補》中說："《語絲》——週刊，北大一院新潮社。這個'自由說話'的刊物，以周作人、魯迅為骨幹，林語堂、衣萍等為配角。因主持者之努力，文思之雋逸尖刻，格調之風韻滑稽，廣佈國內。在它的作者中，除周氏二人外，我所喜歡的林語堂與錢玄同，而尤以林為最。林氏對於政治的見解，駕胡適等遠甚。"孫伏園的說法應該是夠權威的。
林語堂由於參加了《語絲》社，跟魯迅的關係也由同事前進了一步。當魯迅感受到林語堂已成為一位可靠的戰友時，就向林語堂為他編輯的《莽原》約稿，林語堂慨然寫了一篇題為《祝土匪》的文章，魯迅把它安排在《莽原》半月刊第一期的首篇位置。
五、"費厄潑賴"引發爭議
林語堂在新中國成立後至20世紀80年代一直被歷史塵埃淹沒，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魯迅的雜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點名批評了林語堂。由於受"左"的影響，魯迅也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魯迅批評的人也就成了"敵人"。不提便罷，提也是當做"反動"人物，或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看待。林語堂因受到魯迅的批評，自然也成了"反動"文人。
其實，當時的事情是：1925年10月，孫伏園寫了一篇文章《語絲的文體》發表在《語絲》第52期上。此文是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主要是探討了《語絲》刊物上的散文文體問題，後來周作人也寫了一篇《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發表在《語絲》第54期上。同期也刊發了林語堂寫的《語絲的體裁》。孫伏園在文章中引用了林語堂曾說過的話："林語堂先生主張擴大範圍，連政治社會種種大小問題一概都要評論，這話初看起來似乎主張略改語絲的體例，我看實際不然。語絲同人對於政治問題的淡漠，只限於那種膚淺的紅臉打進黑臉打出的政治問題，至於那種替政治問題做背景的思想學術言論等等問題還是比別人格外留意的。說得加重一點倒是語絲同人最熱心於談政治，那種紅臉打進做一條評論，黑臉打出再做一條評論的才真淡漠於談政治呢。
"周作人在覆信中，提到了林語堂"必談政治"的意見，說《語絲》並沒有規定"不談政治"，只是大家都不是以政治為職業而已。周作人說："這都依了個人的趣味隨意酌定，沒有什麼一定的規律。除了政黨的政論以外，大家都要說什麼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Play)，——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這只需看前回的大蟲事件便可明瞭，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多。"周作人的文章發表後，林語堂作了《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刊在《語絲》第57期上。林語堂在文章中發揮了周作人《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的精神，要求寫文章重在寫出自己的主見。在林語堂看來，"凡是誠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論，'偏見'。
若怕講偏的人，我們可以決定那人的思想沒有可研究的價值；沒有'偏見'的人也就根本沒有同我們談話的資格了。因為他所談的'公論'都是一種他人的議論調和而成的"林語堂與周作人一樣，都是看重《語絲》"不用別人的錢，不說別人的話"。林語堂說到論戰的態度，那就是要"費厄潑賴"。他說："再有一件就是豈明所謂'費厄潑賴'。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唯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樣的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他在文章後的附記裡寫道："又豈明文中所謂不'打落水狗'及'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體統和身份'也正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文末特別強調："'費厄潑賴'原來是豈明的意思。"
林語堂的文章發表後，魯迅立即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發表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1期上。魯迅說："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涵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魯迅立論的起點是對"落水狗"應持什麼態度：是不可打，或者應該打，還是像林語堂所主張的那樣"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呢？魯迅舉了辛亥革命時期王金髮對敵人實行寬容的結果是反被殺害一事為例，說明"不打落水狗，反被咬了"。王金髮(1883-1915)，浙江嵊縣人。浙東洪門會黨平陽黨的首領，後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後於1915年7月被袁世凱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殺害於杭州。魯迅分析了不打落水狗的原因：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
就後一原因來說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誤將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縱惡。"魯迅指出："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餵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魯迅認為"費厄潑賴"精神，"我們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魯迅所擔心的是"保護壞人"，其結果是不可想像的。魯迅的文章實際上是對林語堂觀點的批評。因為魯迅從1923年開始與弟弟周作人感情破裂，不再來往，所以在文章中只點了林語堂的名，而未提周作人。要講寬容，不打"落水狗"，這可以說是周作人、林語堂共同的認識。
魯迅的文章發表後，林語堂馬上畫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的漫畫，登載《京報副刊》上，表示了贊同魯迅的意見。林語堂一會兒主張不打落水狗，一會兒又贊成打落水狗，不免引起一些人的非議。為此，他寫了《討狗檄文》、《打狗釋疑》，作了解釋。在"三·一八"之前，林語堂就寫有一篇《泛論****與喪家之狗——紀念孫中山逝世週年》的文章，把早期革命思想提到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討狗檄文》聲言："我們是絕對不妥洽的，與政府妥洽的人妥洽即同於與政府妥洽。"他說："我們打狗運動應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兒狗，老黃狗，螺獅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養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數殲滅。此後再來講打倒軍閥。"《打狗釋疑》是對侯兆麟一封來信的回復，重申對魯迅忠告的信服。文章一開始就說："狗之該打，世人類皆同意。弟前說勿打落水狗的話，後來又畫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願意。現在隔彼時已是兩三個月了，而事實之經過使我益發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裡而又從而打之'之話。"
魯迅、林語堂等人當時的筆戰對像很明確，主要是指支持章士釗、楊蔭榆的現代評論派，因此，林語堂的漫畫發表後，陳西瀅等人極為不高興。陳西瀅在《致志摩》一文中說："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裡林語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現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陳西瀅說的雖有人身攻擊之嫌，但也不能否認魯迅的確是當時政府(教育部)的官員身份。
應該說，林語堂與魯迅的關係不如與周作人的關係密切。林語堂與周作人相識較早，又同是北大的教授，據《周作人日記》記載，1923年11月3日，周作人和耀辰、鳳舉等十人晚宴，林語堂是其中之一。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比與周作人的交往晚了兩年多，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發表後，兩人才親密起來。這說明，林語堂與魯迅的相識相交是從文字上開始的。林語堂不僅對魯迅的文章未進行任何分辯，而且在他把那篇文章收入《剪拂集》時，把題目《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改為《論語絲文體》，並把"'費厄潑賴'原來是豈明的意思"的附記也刪去了，因周氏兄弟失和，無法對話，所以林語堂獨自一人擔起了提出"費厄潑賴"這一暫時不宜在中國實行的擔子。
六、《語絲》新秀
年輕的林語堂，參加《語絲》後，大顯身手。當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痛斥語絲派是"學匪"時，林語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與魯迅乾脆以"學匪"派自居，使"正人君子"們瞠目結舌，無可奈何。論敵們指責語絲派"罵人"，林語堂挺身而出，為"罵人"叫好，他說："凡是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多少涉及罵人。罵人正是保持學者自身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丟盡了學者的人格。所以有人說語絲就是土匪，猛進就是傻子，這也是極可相賀的事。"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林語堂與數萬北京市民，一起瞻望孫中山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即現今的中山公園)，也看見了宋慶齡身著孝服，隨在靈車後的情形，這時林語堂第一次看見宋慶齡。事隔不久，當林語堂發現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上有譭謗孫中山的文字，一向欽佩孫中山的林語堂，被激怒了。在3月29日，林語堂寫了《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一文，以示紀念孫中山先生。林語堂認為孫中山的偉大就在於他是一個與傳統決裂的中國人。林語堂在文章中讚揚孫中山能夠擺脫中國人的樂天知命的中庸之義，讚賞孫中山能保持著救國救民的"急躁性"而且至死不變，同時在文章中引用了魯迅和周作人的言論，也可看出對周氏兄弟的尊敬。
林語堂、錢玄同和劉半農關於改造國民性問題的討論，曾引起廣大《語絲》讀者的注意。劉半農當時在巴黎，他從巴黎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已經打破了對西方文明的迷信，同時引用周作人的一句話"覺悟只有自己可靠"，對改造國民性、學習西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