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茶馬古道是走出來的商道、文化之道、民族團結之道。
行走於古道之上，收集一些歷史碎片，複述那些斷壁殘垣的故事，一定會引發人們內心那種欲說還休、複雜的情愫，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們很長的歷史中沉澱下來的家園情感。
這條朝聖之路便是通往寧靜與和諧、超然與脫俗的天國之路。
在川藏線上的成都、雅安和康定，聽到最多的話題是關於茶馬古道的。
茶馬古道是一部史詩，它的肚子裡裝滿了滄桑的故事，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啟迪。帶著一顆朝聖之心，像收藏者一樣沿著茶馬古道去尋覓，我尋覓到了一塊淨土，選擇了一個觀察歷史、觀察世界、觀察人生的最佳角度。神秘的茶馬古道成了我表達情感的載體——在歷史的遺跡裡圓自己的夢。
在中華幾千年的歷史上，成都、雅安和康定是古代的幾個大驛站和物流中心。從這裡出發，茶葉、絲綢、棉花、香料、葡萄、苜蓿、胭脂、胡蘿蔔、辣椒、煙草、紅薯、玉米、馬鈴薯……同時，西域各民族地區的土特產、馬匹也從古道輸入中原。「茶馬互市」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存在，曾對國家的財政、軍事、經濟、文化和民族團結產生過十分重要的作用。想古代先人們有了行走的雙腳，從東走到西、從內走到外。關於行走，尤其是茶馬古道上的行走，其意義遠比現實大得多。
拿成都來說，「天竺邛杖、蜀布路線」就是東到鹽鄉自貢和重慶、西到藏族同胞居住地、北連長安、南通雲南的古商道。同時，它又借助茶馬古道，可以抵達印度、尼泊爾和緬甸，甚至可以抵達波斯。川滇茶馬古道因勢而興，直到建國後，隨著公路鐵路的修建，才逐漸衰落並消失。據考證，川滇茶馬古道比絲綢之路還要早，古代的成都是中原進入西南邊夷的最大關塞，中原與西南各民族的交流，都以它為中心。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月氏，十三年後，周遊西域列國的張騫回到長安。他向漢武帝匯報了此行的所見所聞，在匯報中，張騫向皇帝說出自己的見識：「我猜測，大夏離我國一萬兩千多里，在西南邊。天竺國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地的物品，應該離蜀地不遠……如果從蜀地過去，既方便，又安全。」
於是，漢武帝派張騫帶著禮物從蜀地犍為郡出發，去結交天竺。歷史上，犍為郡是漢代時期的大郡，即今天的宜賓。張騫從漢代國都長安出發，朝西南走，到達成都後，沿著岷江經過今天的樂山到達宜賓，之後以便逆金沙江而上，到達今天的攀枝花，最後沿著茶馬古道到達昆明，到達緬甸、泰國。
張騫的此次出行有收穫也有遺憾。遺憾的是他沒有走到天竺；收穫的是，這次出行結交了西南地區的滇國等國家，使漢代與這些西南邊夷國家聯繫了起來。
張騫的出使報告寫進了《史記》。
張騫向漢武帝匯報後，司馬遷記寫下了漢武帝的想法：「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
張騫是漢代的信使，他不是商人，但他卻在漢代與西域之間發現了巨大的商機。他設問，大夏為什麼會有蜀地的產物？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大夏的蜀地產物是從今天的印度來的，那麼印度的蜀物是從何而來的？於是他得出一個判斷，毫無疑問這些蜀物是從茶馬古道進入緬甸和印度的。
茶馬古道以雲南最為著名，但那只是古道的下游主幹，這條古道的中游無疑就是四川，上游起點非長安莫屬。事實上也是如此，古道從長安到成都後，路分兩條：一條經雅安、漢源過大渡河、西昌、會理然後從攀枝花拉鮓渡金沙江上雲貴高原，經永仁、大姚、祥雲至大理，與雲南通過緬甸茶馬古道相連；另一條是從成都經樂山、宜賓跨金沙江進入貴州的赫章，再到雲南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這兩條路線為茶馬古道的「天竺邛杖、蜀布路線」。
而蜀地的茶馬古道並不僅僅只有通往印度這兩條，還有一條路，就是我們現在最為關注的「川藏茶馬古道」。
川藏茶馬古道從成都到雅安，翻過二郎山到達康定（打箭爐），然後到達理塘、巴塘、德格、昌都、林芝、拉薩，最後到達江孜、亞東，通往尼泊爾、印度。川藏茶馬古道山高路遠，地形和氣候條件十分惡劣，如果把物產直接運抵尼泊爾和印度，困難太大。所以，這條路更多地充當著四川與西藏之間的物流路線。中原戰事需要與西藏交換馬匹，藏地同胞則需要用馬匹換回生活必需的茶葉、鹽巴、棉麻絲綢等物產。
《史記·西南夷傳》說：「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筰馬是指筰都的馬；僰僮是指僰人奴婢；髦牛即犛牛。這段記載向我們透露了一個信息，早在漢代初年，四川人已經開始用當地物產和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特產作交換了。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司馬相如已經為他開闢了道路。當時，朝廷派司馬相如治理西南夷，他做得很成功，「邛、筰、冉、斯愉之君，皆請為內臣」，促進了民族大融合，被寫進了後來的《華陽國志·蜀志》：「夷人冬則避寒入蜀。」
成都平原與藏區民間的物流、貿易、文化溝通一直存在，司馬相如讓它更為通暢。利用這條古道，把成都平原所產的茶葉、鹽巴以及其他物產運往康定，再由康定的馬幫馱運到藏地各區，換回軍隊所需的馬匹；同時，藏商也會把當地的土特產輸入內地。
張騫出使從犍為出發時，司馬相如已過天命之年，這時的蜀地周邊，漢藏物流、貿易、文化已經交流得如火如荼，正是得益於川藏茶馬古道建立得最早、運輸量最大、保持得最為悠長。甚至在今天，我們還可以在雅安、天全、漢源一帶的山上尋找到蜿蜒曲折的古道，古道石板上依稀可辨那些背夫們用丁字拐砸出的坑洞。
川藏茶馬古道是走出來的通商之道。背夫們一滴汗珠摔八瓣，背負著和自己體重差不多的茶包，一步一個腳印，譜寫出可歌可泣的漢藏貿易、文化交流史。那些隱身於歷史灌木叢中的羊腸小道，如鐫刻於歷史豐碑上的畫面，見證了漢藏交流的全過程。今天，行走於古道之上，收集一些歷史碎片，複述那些斷壁殘垣的故事，一定會引發人們內心那種欲說還休、複雜的情愫，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們很長的歷史中沉澱下來的家園情感。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是中國茶的原產地。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四川人已經將茶作為商品進行貿易。當時，蜀地的商人常以茶葉、鹽巴和其他物產與大渡河以外的少數民族部落交換犛牛、騾馬等特產。這一時期進行商品交換的道路古稱「犛牛道」，也可算做最早的「茶馬古道」。這條古道是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崍）、雅安、嚴道（滎經），逾大相嶺，至旄牛縣（漢源），然後過飛越嶺、化林坪至沈村，過大渡河，經磨西至木雅草原（新渡橋、塔公草原）的旄牛王部落中心。沈村是進行交易的口岸。由於這個時期飲茶習慣還未普遍形成，茶葉在內地被視為藥品使用，價高量小、尚不可能被藏地大量使用，輸入藏地的茶數量有限。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興起於青藏高原後，大力汲取周邊地區的先進文化，認識到茶葉在漢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實行榷茶制，限定互換的物資，內地為茶葉，邊疆為馬匹。成為我國歷史上最早頒布實行茶法的朝代。這種以茶易馬的貿易形式，就是史學界所稱的「茶馬互市」。
唐宋時期的茶馬古道主要為「青藏道」，即通常所說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條政治交往之路，後期則成為漢藏貿易進行茶馬互市的主要通道。這條路東起長安，經青海、從四川西北角的鄧瑪（原鄧柯縣），過金沙江，經昌都地區、那曲地區至拉薩（邏些）。唐時期，茶馬互市還未限定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則在熙、河、蘭、湟、慶等州設置專門的茶馬互市的市場，實行茶葉專賣的「引岸」制度，並在四川的黎（漢源）、雅（雅安）設立茶馬互市口岸，專門供應康區茶葉。
到了元代，為了發展內地與西藏之間的交通，政府在藏區大興驛站，從而使四川西部與西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政府特別重視茶葉在安定藏區、促進國家統一中的作用，制定了關於藏區用茶的生產、銷售、販運、稅收、價格、質量、監察的一系列法規和制度，限制入藏茶葉的數量，抑制茶商投機行為。由於朝廷對朝貢者不僅厚賞崇封，賞賜「食茶」，還允許朝貢者在內地採購限額外的茶葉，從而使藏區宗教上層、地方首領紛紛朝貢求封，有的乾脆直接奏稱「今來進貢，專討食茶」，返回時總是「茶馱成群，絡繹於道」。為了加強與長河西、朵干思各部的關係，縮短運距，方便運茶，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開道，開闢了自碉門（天全）經昂州（巖州，今瀘定嵐安鎮）與大渡河至長河西（康定）的「碉門路」茶道，並於昂州設衛，駐軍以保護茶道暢通。成化六年（1476年），又規定烏思藏、朵干思各部朝貢必須從「四川路」來京。於是，四川不僅成為邊茶的主要生產地，而且成為了「茶馬互市」的主要貿易區，形成了黎、雅、碉門、巖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