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二哥、三哥、我，我們都生在這個院子裡，可是大哥的命運和我們卻完全不同。大哥出生時，家裡來了個算命先生，說大哥命硬，主著父親早亡，十八歲之前，不能讓他喊父親爹，只能叫大叔。大哥懂事後，曾多次哭著問媽媽，別人都有爹為什麼我沒有爹，母親做不出可信的回答，他就瘋了一樣跑到野地裡撒野。母親每講一次這個故事，我都止不住淚流滿面，我那時哭，僅僅以一個孩子心情揣度爹就在身邊而不能喊爹的難過，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突然覺得，他一小就擁有家族責任感，十五歲就跟遠房舅舅上小鎮學徒，他不斷地折騰讓申家改變，是不是就因為沒有爹才很早就學會承擔呢，在他的兄妹都有爹他沒有爹的時候，他是不是暗中一直和父親較量著，比試著，一直不放棄在家庭中樹立自己的權威呢？他不斷地在並不廣大的領域裡挑起征服的喧囂，希望盡可能地集結更多的人，是不是他一出生就感覺自己是孤身一人，從而希望獲得集體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
對於出生地，大哥也許有比我們複雜一百倍的感受，可是他感受再複雜，也比不得母親。母親從史家溝嫁過來才十九歲，她在做著村保長姥爺的大小姐時，姥爺把聚賭時和自己勾達的莊家女人領進家，成了我的小姥姥。姥姥的媳婦大妗子從此有了同盟，和小姥姥勾結，不到兩年，年僅四十的姥姥就被氣死，母親就被逼嫁人。母親嫁父親，是姥爺情急之中托人做的媒，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姥爺跟小姥姥的關係，就沒有母親跟父親的關係，也就沒有我們這一些父母的後人。在這個院子裡，母親經歷了那麼多骨肉的生和死。我那只活到五歲的姐姐，因為吞了一隻鞋卡子，還不等便出來就跌了一跤，把腸子卡斷，在炕上爬了三天三夜嚥氣。她死後媽媽才要的我。沒有姐姐的死，就沒有我的生，生死緣於宿命。母親之所以都四十多歲了還要要我，是有僧人告訴她的姥姥，從她往下三代只有一個女的，母親就是第三代。在這個院子裡不斷經歷死，經歷生，她扎煞著小腳，把所有的苦樂都踩在了一方狹小的地盤，重返這個地盤，母親剛剛進院就不再往前走了，杲杲地立在一個石罅旁，彷彿這裡埋藏著地雷、炸彈。有好長一段時間，她都把目光對準西牆邊一截曾是我們家豬圈的殘壁，面無表情。
回老家拜年，她一上午都沒說話，她聽不清別人的話，也是早已習慣把主角讓給大嫂，可是在老家的院子裡，呆呆地看著那截殘壁，看著看著，她說話了。母親說話，不是她看到了舊物，翻動了埋在這裡的歷史，想訴一訴在這裡吃下的苦頭，就像李玉勝女人遇到我們，而是說：「俺要是能說了算，說什麼也不搬走呵，要是不搬走，哪能有這一天？」這一天怎麼了？這一天難道不比她的過去更好嗎？她生兒育女，一天天盼著的難道不是兒女有出息的這一天嗎？母親的話，也許不過是對拋撤在院子裡某些時光的懷念，在那時光裡，她像一個做窩的老母雞，雖不能完好地護住她的小雞，可畢竟她年輕，能幹活。老來之後，母親常說，要是還能幹活該多好呵。可這句話多麼深地刺疼了大哥只有我知道，在回來的路上，他一遍遍重複說：「恁二哥家肯定有什麼事了，要不他不能早走。」在大哥那裡，母親指的這一天，就是二哥對他權威進行了挑戰的今天，而他，決不想把這樣的挑戰看成是事實。
展示申家風光的拜年之旅，居然成了虎頭蛇尾的敗興之旅。
從歇馬山莊回來的路上，誰都不再說話。然而壞事也是好事的前因，有了二哥的挑戰，大哥大嫂堅決要求我、大慶還有三哥去家裡吃飯。大嫂有病之後，這已經是好多年不曾有過的事了。這年頭，誰也不在乎一頓飯，但大慶在乎，我也在乎。我在乎主要因為大慶在乎。年裡不去打擾大嫂，最初還是大慶提出的倡議，可是這樣的倡議得到實施，受益的是大嫂，受傷的卻是大慶。不去大哥家吃飯，就沒法去二哥三哥家吃飯，都是嫂子，得一視同仁。
可長期不去舅哥家吃飯，和舅哥感情越來越生了，當然只要和老婆不生，和別人生就生了，問題是，你作為申家女婿，過個年都沒人叫你吃一頓飯，在父母那裡，就顯得太沒面子，大慶動輒就以開玩笑的口吻說：「不能求求大嫂請咱吃頓飯嗎？」大嫂終於請了，大慶高興，我也高興。說心裡話，幾天來我一直處於飢餓狀態，肚子裡嘩啦啦叫的時候，常常要不停地嚥口水。見我們興高采烈答應，大哥更高興，要是依大哥的想法，恨不能天天有人熱鬧。當然，在這些人當中，最高興的要數母親，她願意我們在她身邊環繞，就像小雞在老母雞身邊環繞，關鍵這環繞的人裡有三哥。在大嫂做了好吃的，殺了雞或包了包子，把自己的兒女叫到樓上吃的時候，最難受的就是母親了。這個家是大嫂的，她就無權往家叫三哥。三哥等於每一天都在以實際行動向母親提醒她的蒼老、無權。母親覺得不搬出來好，或許就因為這個。可是，這一頓讓所有人都高興的午餐，卻讓大慶攪了，他在往家裡打電話通報不回去時，那邊公公命令，必須回去，他的兩個女兒回來了。
婆婆家早已是一派熱鬧景象了，大姑姐和大姑姐夫，小姑子和小姑妹夫，還有他們的孩子全都回來了。這是另一棵樹上的枝權，以往，為了能和我們見一面，他們都是初三回來，公公家不講究送年不送年。這次之所以提前，是公公一早給他們打了電話，說大慶帶了攝像機，早一點回來熱鬧熱鬧。
小姑子一見我就把我摟了去，甜兮兮地說：「嫂子俺太想你了。」她一向嘴甜，會說話，可因為她心眼好思想簡單，你覺得她怎麼說都不麻人。大姑姐姐生性憂鬱，話少，但她有一個特別好的習慣，向你表達感情時，她願意摸你耳朵，每次，耳垂捏在她手裡，你都會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想把她的手拿下來貼在自己臉上。
我明知道，我是外姓人，是她們娘家的媳婦，雖然我沒有日夜守在公婆身邊侍候他們，但從某種意義上，在程家，我就是申家大嫂的角色，是未來的芯子，因為不管怎麼說，未來老人生計的責任，全都在我們身上。她們親近我，就像我親近大嫂，有感情在，但更多的是技術行為。可是，她們這麼熱火熱燎地抱你摸你，渾身癢酥酥的同時，不知怎麼就有一種飄浮感，心再也不像在娘家那麼沉了。你心不沉了，突然就覺得有什麼東西乘虛而入了——你不能辜負她們。
這也是老天的安排，讓你有了做小姑子的沉重後，再給你一點做嫂子的輕鬆，你就在這少許的、一次又一次的輕鬆中，被和平演變了，一點點就有了對於另一個家庭的責任感了。小姑子也是一樣，她是程家的閨女，卻是她婆家唯一的媳婦，沒有小姑子小叔子，婆婆跟她在一起，回家打溜須的是姨婆婆家的女兒，她說她會燙髮，一臘月給她換了三次髮型。在婚姻這個迷宮一樣的迴廊盡頭，你永遠不知道有多少微妙的關係在悄悄締結。然而就在這輕鬆剛剛到來不久，大哥那面打來電話，說移民加拿大的堂弟回來了，要我和大慶馬上回去。
熱鬧，就像快樂一樣，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預期。公公蓄謀製造熱鬧，都因為大慶昨晚為了感動我拿出攝像機，讓他體會了多年來不曾預期的熱鬧。可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我和大慶，會因為有不能預期的客人從天而降，讓他預期的熱鬧迅速消散。
大慶不想去，和姐妹一年才見一次，關鍵是我們結婚時四叔平反，全家早從歇馬山莊遷回瀋陽，他和堂弟不認識，也不覺得有什麼關係，可是他不知道，一早上把攝像機拿回娘家，就已經有了關係，大哥在電話裡說，「叫大慶回來拍拍，安征五年沒回來了。」有五年和一年比．當然五年重要，從家裡出來，大慶拍拍攝像機，有些沮喪地說：「都是自找的麻煩，餓死我了。」進門才知道，堂弟在我們還沒從歇馬山莊回來時就已經來了，他朋友開的車。見大哥不在家，他先去前爐舅舅那邊走了一趟。按原計劃，他是準備和四嬸一起回來，正月十五去老家墳地看四叔的。可單位那邊有急事，就提前了。
和大哥一樣，堂弟高大、魁梧，寬寬的肩膀方方的下頜，一看就是申家的後人。他是申家後人，如今卻有了外國身份，你看他時，不知怎麼就有了怪怪的感覺，讓你想起小時家裡丟了的一隻鴨子，它三個月後從外面回來，分明還是那只鴨子，你卻覺得已經不全是了，好像它身上已經有了說不清的什麼東西。堂弟無論見誰，都要擁抱，兩隻長長的胳膊環抱你是那麼的輕，傳達的親熱卻那麼濃烈：「大姐，太想家了。」我早就知道他對家的想念，在他那裡，家是個複雜的所在，它既是國土，又是瀋陽的母親姐妹，又是出生地的鄉村、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