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吳組緗先生
吳組緗先生原先住在鏡春園八十二號。那是一座清雅的中式庭院。灰磚青瓦，垂花門上爬滿籐蘿，院內植有花木，竹影森然。
50年代一個槐花飄香的下午，我送一篇關於冰心的學年論文請先生批評。這是我第一次在課堂之外和先生相處。他給我的印象是嚴格得有點嚴厲，他不輕易讚許一個年輕人。
後來，開始了動盪的歲月，吳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也在這樣的歲月裡動盪著。吳先生原先接待我們的書房被擠去了；接著，吳先生原先的房子也住不成了……總之，那是很痛苦也很漫長的歲月。我知道吳組緗是同情勞苦者的進步作家；知道他早年做馮玉祥先生老師時影響了馮將軍積極抗日；也知道中國解放後吳先生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吳先生是不斷追求進步的，但他卻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受到打擊。這當然與那年月總的風氣有關，卻也多半由于先生的「直言」。
1957年的「反右」，吳先生也受到打擊，他艱難地過來了，但他還是「直言」批評當時的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打一下屁股給一顆糖吃」。那時「鳴放」的號召已過，正是實現「陰謀」之時，聞者心驚，嚇出一身汗！「文革」中先生和師母也歷經坎坷，好不容易熬過來了，但吳先生依然不放過哪怕絕無僅有的機會「直言」。他在會上抨擊「文革」造成了知識和文明的「不毛之地」。那時並不是如今的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還是一個言必稱偉大英明的時代，聞者亦禁不住要為吳先生的處境憂慮。
但吳先生依然步履從容，依然慢悠悠地往他的煙斗裡裝煙絲。他還是不走樣地侃侃而談，帶著機鋒，卻從不激昂。難道吳先生不知道這些言論的後果麼？但先生顯然並不想改變什麼，我們北大的老師們大體都是這樣一些「固執」的人。這與其說是性格，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格的堅定。
吳先生是一位清高的知識分子。他的工作只是寫作和教書，可以說除此之外他並不需要，甚至也不關心什麼，他和老捨先生私交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還曾托人贈我一套老捨先生的《四世同堂》，但我卻親自聆聽過吳先生對這位老朋友的公正而尖銳的評價。吳先生認為即使是老捨先生這樣傑出的人物也不應「神化」。至於我，作為吳先生的一位並非「嫡傳」的學生，在我過了五十歲之後也還有幸讓吳先生批評得好久都不自在。吳先生是眼裡容不得半點灰塵的人，他的耿介與他的澹泊構成他奇特的魅力。
但他卻是心胸博大而有包容性的人。在一次文學會議上，我聽到吳先生關於現代意識和文學現代性的精彩發言，他嚴厲批評了復古傾向。他的發言甚至遭到一位三十年的老朋友的「駁斥」。吳先生鮮明地站在文學探索者一邊。還有一次，在一次開往八寶山的車上，我，王瑤先生和吳組緗先生同座。王先生感慨說，如今好多文章他都讀不懂了，吳先生很灑脫地告訴他，「看不懂你就不看好了」。
50年代我們這些北大中文系的學生是很幸運的。那時，那些博學的老師們正當盛年，他們的學問人生也處於高峰狀態。我們的許多基礎課都是這些老師親自講授，游國恩先生講《詩經》、《楚辭》；林庚先生講唐詩；王力先生講漢語詩律學；王瑤先生講現代文學……那時吳先生給我們講宋元明清這段文學史，後來又給我們講《紅樓夢》專題課。
吳先生講《紅樓夢》和別人不同，因為他既是教授又是作家。因此他講的既有對於社會歷史和文化環境的背景介紹，又有嚴格的史實的徵引和證實，這些均與融個人創作經驗於其中的論析結合，舉凡從構思、情節乃至個性化的人物語言等等，他都有新穎獨特的分析。
我最後一次看吳先生，是他在北醫三院的病榻上。吳先生已經不會與台灣詩人郭楓在吳組緗先生家作客說話了，他正艱難地、也是最後一次與死亡搏鬥。我感到痛苦，因為我心中的吳先生是不能和死亡聯繫在一起的。就是去年，我和北京作協的朋友們一起向吳先生慶賀八十五歲生日，那正是吳先生經歷一次大的手術後勝利歸來。他對生命充滿信心。他給我們講「歪牆不倒」的道理。他自喻「歪牆」，因為在他的兄弟中，唯有他體質較弱卻活得最長。
那次談話已成了永久的紀念。那時我感到吳先生對人生有一種徹悟的透明。他講每個人的存在都只是一次偶然，那只是一次千萬個精子與卵子的偶然中的結合，但形成生命的這個結合體卻是幸運的勝利者。吳先生這番話是滲透生命奧秘之後發出的。我想，他的意思是長者對我們的勸勉：每個人都不必把這種「偶然」的獲得和失去看得過重，怛每個人又應當十分珍惜這種「偶然」的勝利而要把它發揮到極致。
現在，吳先生已經不在了，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命如蘆葦般脆弱。吳先生執著而勤勉地度過了他的一生，但他還有很多事來不及做。80歲以後，吳先生曾立志要寫一部《吳批紅樓夢》。但死亡的鐘聲卻無情地敲響了，留給我們的卻是永遠的遺憾。
（原載《中國青年報》199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