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執掌北大的那個年代，已成了北大永遠值得驕傲的記憶。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辦學方針，無聲地垂訓於此後的歲歲年年，它是北大永遠的精神財富。這所最高學府不論經歷了怎樣的世變滄桑，蔡先生倡導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師生始終沐浴在他那廣納百川的浩瀚大氣之中。它已成為這裡的精神遺傳，在時間的長河中恆遠地綿延。
學校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流動的社會。一批學生進校了，一批學生又畢業離校了。人更換了一批又一批，而那種精神卻一代又一代地留傳了下來。不論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而北大學生的那種精英意識，總是驅動著他們做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驅者。這種思想的確立，受惠於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主事北大之初，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十六字的深遠意義，自不限於指出了北大的辦校方向，更是一種人生境界的啟迪，無疑是一種大氣度、大胸襟的展現。其影響不僅在於開拓了北大人的學術視野，更啟示並陶冶了北大人的立身處世的精神和姿態。北大「多事」，時不時地總有驚人的事件發生。北大人的思考和呼喊很有名，卻多半不為一己的得失，多半總涉及社會進步、國事安危這樣一些大題目。人在書齋，萬家憂樂湧上心間，讀書而不忘世事，這正是北大人的通常心態。
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初，雖曰它是去科舉而興新學，但仍有諸多陋習，如學生稱「老爺」即是一例，讀書為做官的思想也很普遍。蔡先生上任之初的那些舉措，無疑給北大帶來了新氣象。他瞭解北大當年的積習，明知困難甚多，決心迎難而上。「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思想」，他到任後的第一個講演，便是講：「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他認為要改變學生的思想，須以引進學有專長的教授為第一步。
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思想，其要義不在保古而在推進新學。他尤為重視聘用教授中具有新思想的那些人。他首先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便是極有魄力的第一步。他也極為看重胡適，認為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胡一回國就被聘為教授。陳獨秀、胡適以《新青年》為陣地倡導文學革命，影響了北大也影響了全國。北大由是一掃舊式文人的積習，變而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蔡先生從引進人才入手，一棋定局，徹底改變了北大的風氣，並影響了全國學界。
蔡元培先生本身是位學者，但蔡先生的個人魅力，以及他在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地位，卻首先在於他是一位領導潮流的人物。中國不乏純粹的學者，那些飽學之士以前赴後繼的努力，創造了中國學術的輝煌。但中國缺乏蔡先生這樣的學界領袖。他的決策和行動的後果，也絕非是個人性的，其影響也絕非是暫時性的。這種人，如蔡先生者，他的影響足以改變一個時代的風尚。
蔡元培先生出身舊學，他儒學功底很深。幼時曾在叔父銘恩公的指導下讀經史小學等典籍。在叔父的影響下，蔡元培先生打下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穩固根基。十三歲時，蔡先生受業於經學名宿，對宋明理學有很深的造詣。1892年，進士出身的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如上所述，作為中國舊式知識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成就已是相當卓越的了。但蔡先生卻是不同凡響，他並不以此為自己的學術終點。他敢於從零出發，迎向20世紀的學術新潮。
1898年的變法維新，他站在時代的前列。也就是這一年，他開始學習日文。為了吸收西洋文化，他到世界各國考察。1907年抵德國，41歲開始學習德文。次年，入萊比錫大學研讀哲學、文學、人類學、美學、文化學、心理學等。隔數年，復又作為期3年的學術遊歷。這一切，決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起時，他能堅定地站在新文化運動的一邊，而且成為那場文化革命的重鎮。
蔡先生生當19、20世紀之交，正是新舊、東西諸種文化猝然相遇的時刻，也是中國社會急劇轉變的時刻。蔡先生生當此時，既不固守，又吸納新知，而在這種激烈的交匯、衝撞中完成了由舊而新的學術轉型，他本人也在這種轉型中成為中國知識界、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面旗幟。
蔡元培先生垂范於我們這些後人的，是他並不充滿傳奇色彩的、偉大而堅定的人生，是他的具有極大包容性的寬廣的胸襟，是他絕不墨守成規的、勇於革舊圖新的開創精神。北京大學一代又一代的學子，懷著景仰的心情永遠懷念他們的老校長。他們在校園美麗的一角他的銅像周圍，為他植了常青的喬木、耐寒的雪松。
1998年4月20日於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