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詩歌悲劇發生在林昭身上。林昭當初並不激進，她在《紅樓》開除張元勳的會上甚至說「我有受騙的感覺」。但她以她的正直和良知，痛切地感到「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而終於站了出來。她是真正的「詩歌烈士」。她在極端慘苦的狀態下，堅持用詩歌表達爭取自由民主、反對思想專制的抗爭的決心。她為理想而蒙受苦難，直至慘烈地獻出生命。林昭的詩歌創作，新舊體都有。前期的創作如前引登在《紅樓》上的那一首，是青春浪漫的聲音和輕鬆的節奏，後期創作則是憤激而沉痛的血淚凝成。據沈澤宜的《我和林昭》介紹，林昭「幾年內咬破手指以鮮血在白襯衣和床單上數十首驚天地泣鬼神的詩篇。這些曾和她的骨灰一樣多年來無處可尋的詩篇，現在陸續覓得」。文章援引了林昭所作四百行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的片斷，其中有普羅米修士對宙斯的發問——
神族這樣的統治哪能持久，你難道聽不見這遍野怨聲？賤民的血淚會把眾神淹死，奧林匹斯宮殿將化作灰塵。
她的舊體詩也寫得好。據張元勳回憶，1960年秋天，他們分別之後，林昭從上海寄山東，在她贈送的照片背面有詩相贈：
楚頭吳尾勞相關，顧影低徊斂雲鬟。困頓波濤佳歲月，凋零風雨舊容顏。堪憎勿怪人爭避，太冷應疑我最頑；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猶自問廬山。
張元勳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介紹，他在第一次「探監」臨別時，林昭口吟一詩相贈。因為她當時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詩中用了古代裴航與雲英藍橋驛相會的典故，又因為探視時她的母親也在場，又用了《白兔記》中井台認母的典故：
藍橋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憂思。舊遊飄零音情斷，感君凜然忘生死。猶記海澱冬別夜，吞聲九載逝如斯！朝曰不終風和雨，輪迴再覓剪燭時。
林昭對張說，「詩言志！此刻已無暇去推敲聲病，只是為了給終古留下真情與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斷字，也許可以改成『絕』字。第四句『死』字有點拗，但怎麼改暱？詩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許說話，不要忘記告訴人們：有一個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被他們殺掉！」她是一個真詩人，直至此刻，生命垂危，她還在思考和掂量著詩的「拗正」。
林昭，蘇州人，1954年以江蘇省最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1955-1956年任《北大詩刊》和《紅樓》編輯，1957年被劃為右派，判勞動教養三年。以病，經批准回滬休養。1959-1960年編《星火》。她的詩歌《海鷗之歌》印出。詩歌《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刊登在《星火》第一期。1961年以反革命罪在蘇州被捕。1961年在獄中寫《思想日記》和《牢獄之花》。1962年保外就醫。1962年7月寫《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此信被轉至上海靜安區法院。1967年8-9月，在蘇州起草「中國自由青年聯盟」綱領和計劃，再次被捕。此後曾先後四次致函柯慶施和《人民日報》，被判刑20年。1965年6月1日，用鮮血寫《判決日聲明》，以「公理必勝，自由萬歲」為結語。1968年4月29日，由原先的20年改判死刑，立即執行。1968年5月1日，上海公安人員向家屬索取五分錢子彈費。
林昭的所有行為都是公開的，她以上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獨立思想。她以思想獲罪，最終以堅持、不改變而被處以極刑。她至死都沒有忘記她的文字和詩歌，張元勳在獄中與她告別時，她臨別贈詩並托付張如有出版的機會，詩集取名《自由頌》，散文集取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為《情書一束》。她把一切都拋棄了，連同生命，即使到了訣別之時，唸唸於心的只有詩。她原是一個為詩的理想而活的人。
2002年12月20日，這天是林昭的70冥壽。我從昌平冒著大雪趕往文采閣，紀念這位為真理而獻身的慘烈的朋友。那次的紀念會由林昭的舅父許覺民先生主持。我在發言中說：「我不能忘記這位年青時代的朋友，不能忘記她詩一般的生命，用生命寫成的詩。林昭如果活著，她應該也是到了古稀之年。也許她戀愛過，但她來不及做妻子，也來不及做母親。人間的一切親情摯愛，她都沒有享受過。她始終面對那濃重的黑暗和殘暴，最後是慘烈的死亡。」
50年代在中國新詩的故鄉，新詩一方面是在受難和流血，一方面卻在智慧而頑強地活著。這裡要提到在詩歌界具有傳奇色彩的燕京大學詩人吳興華。他最早發表作品是1937年3月10日的《小雅》第5-6期的《花香之街》。解放以後，他逐漸「淡出」。他在大陸發表作品，僅見於1957年8月號《人民文學》的《詠古事二首》（《劉裕》、《彈琵琶的婦人》）。此後，便「蒸發」了。
然而，在香港和台灣卻出現了一個「新」詩人——梁文星。1956年9月20日《文學雜誌》在台北創刊。第一卷第一期就有署名梁文星的《峴山》。由此至1959年11月20日，該刊第7卷第3期共刊出新詩十餘首並詩論一篇。梁文星的名字漸為世人所知。但誰也不知道這梁文星是誰？據夏志清先生回憶，除了編輯們，沒有人知道「梁文星」是居住在大陸的吳興華。吳興華本人對此事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新詩史的一個奇跡，荷蘭學者賀麥曉的研究揭示了奇跡產生的始末。賀說：「我們今天能夠讀到吳興華的作品應歸功於他的朋友宋淇。宋在抗戰結束後將吳的一些作品帶到香港，在香港的《人人文學》上發表，為了保護作者的身份，署名『梁文星』。50年代中期（請注意，是中期，這是北大發生張元勳、林昭事件的同一時候——作者注），宋又將其作品介紹給台灣《文學雜誌》主編夏濟安先生。夏在1956-1958年間將吳興華的12首詩和上述的詩學論文陸續發表在《文學雜誌》上。」
吳興華（梁文星）的詩論《現在的新詩》發表後，陸續有跟隨的文章發表。主編夏濟安親自著文說：「新詩假如沒有更好東西寫出來，這不但是新詩的不幸，連整個白話文學的成就都要使人發生疑問。」由此引發了關於新詩問題的大討論。這情景很像我們後來所遇見的那樣。吳興華作為當事人對此毫無所知，他安全地躲過一劫，卻在不經意間在異地掀起了一個浪頭。這種喜劇性的後果是那個嚴酷的年代的一個插曲。
50年代後期，我們驚魂未定，來不及回顧曾經發生了什麼，便被捲進了另一陣狂潮之中。「大躍進」和「共產風」裹脅著我們投入了「拔白旗、插紅旗」的大批判運動中去。也就是此時，我和其他五位同學接受《詩刊》的委託，編寫了《新詩發展概況》一書，1959年6月號開始在《詩刊》連載。我們當年少不更事，加上天真和狂熱，使我們傷害了許多詩界前輩。這個工作的始末，最近已有專書介紹，此處從略。但不論怎麼說，我們所做的，依然是第一本類似中國新詩史的著作一一儘管它留下了遺憾。
「文革」中的中國是無邊的沉寂。儘管週遭是日以繼夜的高音喇叭和「萬壽無疆」的嘈雜，而內心卻是無邊的寂寞和痛苦。林昭在這個時候死去，我們不知。張元勳和沈澤宜則正輾轉於各個監獄之間，被剝奪了青春年華。比起他們，我算是一個幸運者。但在這十年中，也經歷了無盡的苦難。當過「現行反革命分子」，當過「516分子」，後來帶領學生開門辦學，因為一條作業的批語，重新被認定是「右傾翻案的急先鋒」。我始終以帶罪之身，一邊工作，一邊充當階級鬥爭的對象。
但不論經歷多大的挫折，我不能放棄文學和詩歌，因為它已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它是我的信仰。1971年北大在鯉魚洲干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重新安排教學。為了應付教學需要，1972年我們著手選編《詩選》。只要對那個年代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當年「橫掃一切」，如今要編選，這就是「翻案」，這就是「反攻倒箅」。但是，我們無法顧及，我們有點不計後果。
《詩選》是北大印刷廠排印的，如今已很難找到了。詩歌史料專家劉福春先生那裡有收藏，他非常珍貴。我那時不怕，我承當了選詩的工作。當然是在政治與藝術的「夾縫」中小心翼翼地行事。找最安全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因為除了魯迅和浩然，中國所有的作家和詩人都被打倒了。我的工作就是在佈滿地雷的環境中行走。記得起來的選目有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回延安》，李季的《致北京》，陳輝的《為祖國而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熱的鬥爭》，張萬舒的《黃山松》，戈壁舟的《延河照樣流》，饒階巴桑的《步步向太陽》等。
「文革批判文藝黑線」之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北大編的這一本《詩選》，是現今所知的、國內的第一本，是不是唯一的一本，不敢說。與此相配合，我們同時還編了《短篇小說選》、《散文選》，特別值得自豪的是，我們還編了《外國小說選》，《項鏈》、《羊脂球》都被我們囊括其中，我們當時膽子也真大，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後怕。
1974年，又一批學員進校了，我們把他們分做「創作」和「理論」兩個班，一個班側重文學理論，另一個班側重文學創作。忘了事情是如何提出的，突然有一天要我帶領四位同學寫表現上山下鄉的長詩。那時唯一可參考的、也是影響最大的的政治抒情詩是賀敬之的《放聲歌唱》。我們大體是以此為榜樣，開始了當時也是罕見的集體的詩歌寫作。這就是後來引起反響的《理想之歌》。
北大即使是在極為困難的境地，也沒有忘記詩歌。在動亂的年月，即使隨時都有不測的事件發生，但北大還是盡可能地保持了它對詩歌的熱愛和關懷。
2006年9月11日晚7-9時，在北京大學理科樓207室講演2008年3月5日寫畢於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