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先生這時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裡，他每星期進城兩次，一次步行十五里。就在這樣的行進中，他完成了充滿現代精神的《十四行集》的寫作，而這種堪稱是象牙塔中精品的作品，卻是在戰時極其艱苦的環境中產生的。馮先生回憶這些十四行詩的寫作時說，「在一個冬天的下午，望著幾架銀色的飛機在藍得像結晶體一般的天空裡飛翔，想到古人的鵬鳥夢，我就隨著腳步的節奏，信口說出一首有韻的詩，回家寫在紙上，正巧是一首變體的十四行。」（《十四行集序》）
與聯大的師生們創作那些現代詩的同時，戰爭正在激烈地進行。前些日子我訪問騰沖參觀了滇緬戰爭紀念館，史料記載說，那場戰事極其慘烈，我方付出了傷亡二十萬人的代價。1942年3月8日中國遠征軍失去側翼，同古失守，曼德勒、臘戌、八莫、密支山陷落，時年六十二歲的史迪威將軍，身著士兵服，肩背卡賓槍，與遠征軍一起撤退野人山。援緬的中國遠征軍十萬三千人中倖存四萬六千餘人，傷亡近百分之六十。在這些士兵中，就有聯大的學生。
聯大的師生，傾心於科學和藝術，寫著精美的詩篇，卻是從來不忘社會盛衰、民族興亡。
據統計，聯大先後有學生8000餘人，參軍人數達834人，平均每一百人中，就有十四人參軍。穆旦、杜運燮的一些經典詩篇都作於軍中。這是杜運燮的《滇緬公路》——
歌唱啊，你們，就要自由的人路給我們希望與幸福，——給我們明朗的信念，光明閃爍在前面，這是穆旦的《讚美》——
當我走過，站在路上踟躇我踟躇著為了多年恥辱的歷史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著，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個民族巳經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巳經起來。
我進北大是1955年，當時正是中國的「百花時代」，到處瀰漫著早春氣息。戰爭已經遠去，建設正在展開，生活開始了新的內容。當時我們大學生活中有一個響亮的口號，叫「向科學進軍」，學校號召我們爭當「先進集體」。北大在馬寅初校長的領導下開始了充滿理想的無憂無慮的學習生活。
我在入學的第一學期就參加了「北大詩社」。在開學之初，詩社發表文告，向新同學介紹北大詩刊：「北大詩刊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創刊的。在創刊號上，詩人力揚在《給青年詩歌工作同志》一文裡寫道：『被共產主義思想所照耀著的英雄時代，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前進著的我們偉大的祖國，每時每刻都出現著無數新生的美妙的事物，值得我們去歌頌。』一年多以來，它已經成為熱愛詩歌的同學們親愛的伴侶，同學們喜愛詩刊上登載的詩，也願把自己的詩拿出來發表。到現在為止，《北大詩刊》已經出了十六期，詩刊的編輯從內容到形式都在不斷地改進著。」當年的詩刊是十六開本，人工刻寫，油墨印刷，封面是簡單的套色。記得每本售一角錢。我參加詩社好像是有老同學介紹，他們不知從何得知我有寫詩的經歷。這一年的年末，我寫了迎接新年的詩：《一九五六年騎著駿馬飛奔而來》。
50年代北大最重要的學生刊物是《紅樓》。《紅樓》籌劃於充滿幻想的1956年，而於1957年元旦正式出刊。我參加了出刊的籌備工作，創刊後擔任詩歌組長，張元勳和林昭都是詩歌組的成員。《紅樓》周圍集聚了北大最活躍的作者，尤以詩歌為甚，這時我認識了眾多的北大詩人，除了張元勳、林昭，還有李任、馬嘶、沈澤宜、蔡根林、杜文堂、王克武、孫克恆、孫玉石、劉登翰、江楓、任彥芳等。
《紅樓》的創刊號上，我們延請中文系的林庚先生為之寫了序詩，百年校慶前後經馬嘶、張元勳和我幾人核對，是這樣的四句整齊的「林庚體」：
紅樓你響過五四的鐘聲
你啊
是新詩搖籃旁的心
為什麼今天不放聲歌唱
讓青年越過越覺得年青
在當年的北大詩壇，女詩人很少，才華橫溢的林昭就格外引人注意。她曾以任鋒為筆名為一張照片題詩：
世界是這麼廣大
友誼是這麼真誠
生活是這麼美好
我們又這麼年青
這四句詩代表了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我們的思想情感。當年我們是非常純真、甚至是非常天真的一群。這種純真和天真，不單是由於輕信，而且也由於發自內心的熱愛。那時我們不會、也不敢懷疑。我們的堅信一直延續到夢想被現實的打擊而破滅的最後。在我們的同輩中，有人因才華橫溢而遭不幸，其中最讓人扼腕的是林昭之死。這一點以後將有敘說。
1957年的春天依然美好。《紅樓》編輯部的同人們，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結伴出行，我們「沿著『五四』的道路」從「民主廣場」出發，經趙家樓，過段祺瑞舊宅，直抵天安門。事後寫出了一批紀念「五四」的詩歌，這些詩歌在那年五四廣場的簿火晚會上朗誦。張元勳的回憶文字《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記述了1957年5月4日夜晚在北大廣場上的簿火晚會與詩歌朗誦的盛況：
當時，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點燃，遞給站在台前二級台階上等待傳遞的第一位同學1那同學接了火炬轉身把主席台下的數十支火炬頃刻點燃，那數十支火炬又把等待著的數千支火炬點燃，整個操場頃刻之間變成了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熾熱的海洋，呼嘯的海洋！而詩朗誦便在高音的麥克風裡響起！林昭站在主席台的南側，她是為詩朗誦做「顧問」的，她看著那翻動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聽著那詩歌之風，詩歌之雨，而在這詩與火、聲與色、靈與情、靜與變的美景裡沉思著，她只是看著。
最後，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變成了一座山，湧起了凌空的烈火，把東操場照得如同白晝。數千北大兒女在這火的周圍，鼓掌、跳躍、呼喊、歌唱一直到夜深。斗轉星移，餘燼漸熄。我與林昭離開這裡時，晨光熹微，巳是5月5日的早晨。
5月是乍暖還寒的季節。而我們依然沉浸在春天的詩意之中。1957年的5月19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那日，《紅樓》編輯部的同人相約前往頤和園。因為臨近學期末，暑假來時一些高班同學要離校，借此小聚也是，亦有預為話別之意。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大家心情都很好。林昭那天帶了一架照相機，我們在排雲殿前有一個「全家歡」。我不會吉他，卻是抱了它做樣子。1998年12月11日《南方週末》發表張元勳文章時用的就是這張照片。紅樓的詩人們大部分都在其中，馬嘶、李任、孫克恆、薛雪、康式昭、謝冕、任彥芳、杜文堂、張鍾、張元勳和林昭。因為是林昭攝影，所以畫面上沒有她。
那日大家玩得盡興，回到學校已是黃昏。當晚大飯廳舉行全校大會，天氣已暖，學生們，飯廳外的廣場上也坐滿了人。散會時人頭簇擁，大家爭看剛剛貼出的大字報，有一份是詩，赫然寫著：《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向著我們的今天
我發言！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和花瓣今天，
我要鳴起心裡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鞭笞陽光下一切的黑暗！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燒燬一切
人世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詩的作者是我同系的同學，也是一起寫詩的朋友沈澤宜和張元勳。這是1957年的5月19日，是我們同游頤和園的那個日子。我們下午剛剛從頤和園回來，晚上就貼出了這張大字報。《是時候了》發表的這一天，被不同的人分別叫做「五一九民主運動」或「右派進攻」發端的日子。這一天對於我，也是刻骨銘心的。作為《紅樓》的成員，作為這首詩作者的朋友，我受到了激烈的震撼，且陷入痛苦的內心衝突。就我個人當時的心理，我為他們的勇氣所折服，同時又有某種驚恐。
《是時候了》引發了大論爭，贊成的和反對的都有。對這首詩，我也是充滿了矛盾的心情，由於謹慎，也由於膽怯，當年我的態度是曖昧的。《紅樓》編輯部在上面的授意下決定開除張元勳和李任——因為他們所謂的「右派言論」，我也舉手「贊成」了，記得林昭也是贊成的。那時我們內心有矛盾，也有顧慮。就這樣，1957年關於詩歌的第一場悲劇開始了。隨後是張元勳和李任被捕，《紅樓》改組，隨後被改編成《北大青年》，那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類刊物了。
經歷了時間的洗禮，也由於我自己認識的改變，我對自己有過反思。我銘記著1957年的早舂時節的那一聲無畏的詩的吶喊，以及隨之而來的嚴酷的天譴。我在內心深處敬重我的詩歌朋友，我永不會忘記當年石破天驚的那些激昂的詩句。1996年我出任《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詩歌卷》的主編，在考慮選目時，貧先想到的就是將《是時候了》正式入選。這在我，是想通過我的工作為這首詩正名，其次，也是將我自己對於歷史的反思公之於世，也是對當年遺憾的一個補償。
這是《是時候了》作為優秀詩歌的正面形象，首次在莊嚴的正式出版物刊出，為此，我們為它特別寫了一篇註釋：「《是時候了》是北京大學第一張詩體大字報，寫於1957年5月19日。作者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該詩張貼後反響甚大，兩位作者隨即均被錯劃為『右派』。《是時候了》也被當作『反面教材』廣為轉載和批判。《中國百名大右派》（張杉爾著，朝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和《反右派始末》（葉永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徵引了該詩。」
在北大，詩曾經喚起新一代獻身建設新生活的熱情，詩是和自由思想、理想情懷聯繫在一起的。那個年代的青年，以心靈的創傷，乃至身陷囹圄，以至血淚為代價，譜寫了一曲悲愴的樂章。我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親歷者，我以自己的謹慎和怯懦而躲過了這番劫難。但我一直沒有忘記那些走在思想解放前列的時代先驅者的敏銳和鋒芒。那些受難的靈魂一直照亮我的內心，我不能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