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這裡講話，面對百年北大，我也是一個晚輩。我走進北大校園的時候，「五四」那個時代的詩歌巨人已經離去，我只能在歷史的風煙中，看著他們漸行漸遠的背影。「五四」的那一代人只有很少的幾位，例如冰心先生和馮至先生，以及稍後的艾青先生、臧克家先生，我和他們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和瞭解。至於更晚的如40年代的詩人，認識和交往的機會要更多一些。《九葉集》中的九位，除了穆旦先生來不及見面，其他八位，我和他們有很深的亦師亦友的交往。「九葉」中的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都在西南聯大上學，都是北大校友。
對於北大和中國新詩的歷史知識，我和你們一樣，大部分是從閱讀和交流中得到的，不都是親歷。這些各個時期的材料，你們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今天我不準備多所涉及。面對你們，我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是我和你們一樣，曾經是北大的學生，後來又當了北大的老師。今天著重要講的，是我所經歷的和所聽聞的一些關於北大的詩歌往事。所以，我給今天的講話加了個副題：「我的北大詩歌記憶」。
北大是中國新詩的搖籃，北大師生不僅參與了新詩從設計到創立的全過程，而且創作了最初一批「嘗試」的作品，他們也創造了新詩最早的一批經典。《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編輯部後來由上海遷入北大）和《新潮》（創刊於1919年）這兩個雜誌都以北大為基地，北大師生是它們編輯和寫作的主力。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刊登了一份「分期編輯者」的名單，赫然都是北大的同人：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錢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大釗，第六期沈尹默。這六人都是《新青年》的精神倡導者，也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他們都參與了新詩的提倡與建設，有的本身就是新詩人。
北大以自己的智慧和膽識，積極倡導新文學革命，並且以驚人的創造力，在古典詩歌之外別創新格，他們終於在艱難的處境中使新詩試驗成功，從而實現了近代以來詩人們「詩體革命」的夢想。他們成為開天闢地的一代人。新詩從最初的「嘗試」到最後的完成，都有北大人的汗水和辛勞，甚至可以說，是北大人在新詩建設的道路上樹立了最早的紀念碑。
胡適不僅是中國試驗新詩的第一人，也是發表和出版新詩的第一人。他的《白話詩八首》刊登於《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當時是1917年，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於同時。而被評論稱為新詩的實驗成功之作的周作人的《小河》，也是出自北大人之手。《小河》作於1919年，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
《新潮》雜誌於1919年創刊，是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辦的，新潮社的社員毛子水、俞平伯、顧頡剛、成捨我、楊振聲、康白情……都是北大的學生。《新潮》對於新詩格外鍾情，第一卷第二號就刊登了胡適、葉紹均、羅家倫、俞平伯、傅斯年等的新詩七首，而且開始分行排列。
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有這樣關於申請《新潮》經費的一段回憶：
我們想，我們都是北大的學生，學校或者可以幫助我們成功。子俊（徐彥之）就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陳先生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態度，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就約集同人，商量組織法了。胡適先生做我們的顧問，我們很受他的指導。十月十三日開第一次預備會，決定我們要辦什麼樣的雜誌一一、批評的精神；二、科學的主義；三、革新的文詞。當時就有外人要來資助我們，我們自然是簡截拒絕。我們在創辦之先有一種決心，除北京大學的資助外，決不受私人一文錢的幫助。
老師和學校無保留的支持，學生的自主的和堅定的信念，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久遠相傳的北大精神。這種精神其實早在「五四」當年的師生那裡就已存在。中國新詩就在這樣的良好的環境裡形成並且成長起來了。
以上說的是「五四」，現在再說說西南聯大。兩南聯大在抗戰的大後方的昆明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為讓世人震驚的大事，是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的遇害。事情發生在聯大結束了937-1946年的離亂生活，最後一批復員師生就要離開昆明的當天晚上，李公樸先生遇難。七月十五日上午闐一多參加李先生的追悼會後，下午五時被特務暗殺。
上面說的那些大事，各方報道和問憶的文字很多，在這裡，我要給大家介紹的是與新詩有關的聯大師生的活動。首先要談到的是詩人聞-多。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漢告急，長沙形勢緊張，聯大決定聞一多先生與西南聯大同仁，右二為聞一多先生西遷。聞一多和學生一起，於1938年2月19日從長沙出發，步行一千三百多公里，4月28日抵達昆明。從此開始了艱難歲月的研究、教學和創作。當年聞一多蓄須明志，直至抗戰勝利。行軍途中，聞先生充滿了詩人的激情，為學生講《古代神話》，為學生收集的上千首民歌作序，並且沿途寫生數百幅。
聯大當年聚集了一批詩人，聞一多、馮至、卞之琳，以及英國詩人燕卜蓀等，學生中寫詩的就更多了。後來活躍詩壇的穆旦、袁可嘉、鄭敏、杜運燮、王佐良、羅寄一、馬逢華、俞銘傳、楊周翰、吳興華、何達等，當時都是聯大的學生。聞先生和馮先生作為戰時聯大的代表人物，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探究真知的學者立場，與作為國民中堅的勇於承擔時代重壓的使命感。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和語言，投身於民主自由的事業，恪守知識分子的職責。當然這一切不單屬於詩人。
這些聯大的詩人們，是一些忠實於詩歌的信徒。當他們熱心地研讀裡爾克、葉芝、艾略特、奧登的時候，當他們寫來自西方的十四行體的時候，他們是以西方為模式而堅守了中國新詩的傳統。特別是在推進中國新詩與西方現代詩歌的對接中，這裡是獨立地堅持著新詩的「五四」傳統的開風氣之先的地方。從寫作上看，穆旦寫《讚美》是1941年，馮至寫《十四行集》也是1941年。40年代初期，從延安到全中國，當時盛行的是「工農兵方向」，是所謂的「喜聞樂見」，而聯大依然我行我素。
從這點看，當日的聯大校園，不僅在政治上是「民主堡壘」，而且在藝術和詩歌上也是一座堅持自己認定的目標的「孤島」。這座校園，如同當年「五四」時期那樣是革新進步的一個據點，他們始終保持了與西方詩歌傳統最親密的聯繫，始終堅持了現代性的藝術追求。
在北大，詩歌的實踐始終是與人間哀樂、民族興亡聯繫在一起的。與此同時，這種追求從來也沒有脫離過詩意的表達，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藝術和詩美的傾心。即使是非常艱難的歲月，學者的從容和詩人的浪漫，總是造出一種非常美妙的情景。
那時西南聯大聘請了英國威廉…燕卜蓀來校任教，講授《當代英詩》，從霍甫金斯一直講到奧登，他的講授影響了年青一代中國詩人傾向於現代詩的創作與研究。王佐良在《穆旦：由來和歸宿》中回憶說：
我們對他所講的不甚瞭然，他絕口不談自己的詩，更是我們看不懂的。但是無形之中我們在吸收著一種新的詩。這對於沉浸在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年輕人，倒是一劑對症的良藥。一當時我們都喜歡艾略特一除了《荒園》等詩，他的文論和他所主編的《標準》季刊也對我們有影響。但是我們更喜歡奧登，原因是他的詩好懂。他的那些摻和了大學才氣和當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賞。何況我們更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於艾略特是一個左派，曾在西班牙內戰戰場上開過救護車，還來過中國抗日戰場，寫下若干首十四行詩等。這一切肇源於燕卜蓀，是他第一個讓我們讀《西班牙1937》這首詩的。
王佐良的另一篇回憶文字《一個中國詩人》，把我們帶進了聯大當年雖然艱苦但又充滿詩意的環境之中一一
聯大的屋頂是低的，學者們的外表襤褸，有一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卻一直有著那點對於心智上事物的興奮。在戰爭的初期，圖書館比後來的更小，然而僅有的幾本書，尤其是從國外剛運來的珍寶似的新書，是用著一種無禮貌的飢餓吞下去的。這些書現在大概還躺在昆明師院的書架上吧，最後，紙邊都卷如狗耳，到處都皺褶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這些聯大的年青詩人並沒有百讀了他們的艾略特與奧登，也許西方會吃驚地感到它對於文化東方的無知，以及這些無知的可恥，當我們告訴它如何地帶著怎樣的狂熱，以怎樣蒙昧的眼睛，有人在遙遠的中國讀著這兩個詩人。在許多下午，飲著普通的中國茶，置身於鄉下來的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熱烈地討論著技術的細節，高聲的辯論有時伸入夜晚。那時候，他們離開小茶館，而圍著校園一圈又一圈地激動地不知休止地走著。
聞一多此時正潛心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他關於神話、屈原、《詩經》、《楚辭》、《莊子》等研究的重要著作，均完成於此時。因為日以繼夜的伏案工作，聞先生很少下樓。同事們善意地給他起了個樓號：「何妨一下樓。」但這並沒有影響了他參與聯大的詩歌活動，他在聯大是受到學生愛戴的導師。
一篇回憶記述了其中一次活動的細節：那是1944年的4月9日，聞先生參加聯大的詩社活動，那天他和大家一起聚餐，餐後在郊野的草坪上席地圍坐，朗誦，交流詩藝，最後是先生即席講演。雖然他這時正專注於古典的考證，但他又一次批判了「溫柔敦厚」的詩教。他一反在古典考據面前的理性和冷靜，激烈反對世故的生活態度：「我們的新詩社，應當是『新』的詩社，創新的詩社。不僅要在形式上是新的詩，更要在內容上也是新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