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鐘聲燕園柳 第21章 1898:陸沉中升浮起一片聖地 (5)
    每年除夕,那時北大的大膳廳(如今的大講堂)裡總是人頭攢動,靜待新年的鐘聲鳴響。午夜時分,鐘聲響過,這位校長便出現在全校師生面前。他紅光滿面,有時是由於興致佳好,有時是由於酒後微醺,以「兄弟」自稱,向全校師生祝賀新年。話很短,也平常,有時則是某某宴請,多喝了幾杯之類,都是家常,但體現出一種自由、灑脫、輕鬆。那時口號盛行,校長的致辭也絕少政治標語,卻有一種難得的清新,倒是在平常中充溢著日益變得淡薄的人情味。在當日口號連天、到處革命紅光的中國大陸,能夠在萬人聚會的講台上聽到這平常心、平常話,這只有自由、民主的北大。在嚴峻的時代,這裡依然有一種嚴肅的堅守,一種自信心和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性,甚至是一種無言的對於流俗的抵抗。這種親切的、溫馨的氛圍為當年北大校園所獨有。在當時,政治運動的瘟疫已經無可阻擋地襲擊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在這裡,由於這位校長的無聲的倡導,卻依然堅守著最後一刻的自由。

    校長的新年致辭之後,便是就地舉行的萬人舞會。舞會一直進行到子夜。那就是當時非常難得的對於昇平景象和自由生活的挽留和紀念,因為更加嚴峻的歲月正在前面等待著他們。這位在鐘聲中準時步上講台祝賀新年的北大校長是馬寅初先生。他是中國近代以來享有盛譽的經濟學家。本書筆者作為當年北大的一位學生,有好幾個新年能夠躬逢其盛,有幸目睹這位學者的風采。他是當日中國自由精神和獨立個性的化身,而當日北大,也是那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裡的難得存留的一片民主聖地。直到1957年那場暴風吹起之前,那裡一直是科學、民主兩面大旗招展的地方。

    回到本文的題目上來,1898年政變發生時,馬寅初16歲,已是一位知事的少年。他誕生於1882年,浙江紹興人。早年離家出走,在上海讀完中學,後入天津北洋大學學習礦冶專業。1907年以優異的成績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國耶魯大學官費留學。在耶魯,馬寅初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正是在耶魯,他學會「冷熱水浴」的健身方法,使他始終能夠以健康的體魄走完百歲之途。1910年,馬寅初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復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1914年以論文《紐約市的財政》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即成為暢銷書,並列為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級教材。

    1914年馬寅初歸國,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經濟系教授,後兼經濟系主任。後蔡元培在北大設置教授評議會為全校最高權利機關,並設教務長職。馬寅初被任命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馬寅初對蔡元培的治校方針有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蔡先生來北大,留學人才歸國,將外人之無學識者,完全革去,聘請中國人,可謂痛快極矣。」在北大,馬寅初主要講授應用經濟學課程,有銀行學、貨幣學、交易所論、匯兌論等。1919年3月在天安門廣場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李大釗在會上發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講,蔡元培的題目是《勞工神聖》,馬寅初的題目與之相近,叫《中國之希望在於勞動者》,但馬寅初的內容和角度均強調中國引進外資的問題。由此可見,他在當時便是很有影響力的學者了。天安門發出的聲音,是當日北大思想的一種發揚。

    1958年馬寅初把他的新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獻給北大,並在該書的扉頁上題詞:「敬以此書作為給北京大學六十週年紀念的獻禮」。這本書中收入他的學術經典《新人口論》。1958年和《新人口論》的寫作和出版,對於馬寅初的一生來說,都是牽縈著他的命運的年代和事件。

    馬寅初當時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1957年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馬寅初把「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正式提交大會。《新人口論》是馬寅初學術上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的提出,以及隨後的事件,不僅體現了這位學者的科學預見性,以及維護真理的堅定和勇氣,從而展現出這位學者的人格光輝。馬寅初的形象是50年代北大人的形象的集中展現,他無愧於這所學校的光榮的名字。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對中國傳統的「廣土眾民」人口思想的挑戰,也是對當日盛行的「人多是好事」的人口觀的質疑。馬寅初考察中國人口問題多年,他堅信中國當日面臨著人口自身的生產與資金之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新政權建立後由於就業機會增多,生活改善導致青年成婚人數激增,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與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傳統結成聯盟造出的結果,便是過高過快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馬寅初據此提出必須有效地控制人口,他痛切地警告世人:如任其自流,其後果將嚴重影響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但是,馬寅初的忠言直諫得到的回報卻是無休止的、愈演愈烈的批判運動,直至他被迫辭去校長職務為止。一篇評介馬寅初的文章,不無感慨地這樣說:「不論《新人口論》的目的多麼崇高,也不論其內容多麼堅實、科學,更不論持論者多麼痛切勇敢,三十年前能夠並敢於聽取這科學之聲的耳朵還太少了。這固然說明創造這種耳朵,聽取這逆耳之言,並冷靜客觀地理解它還需要時間,但這裡顯然還有更潛在的根源。首先是民主問題。」

    1958年5月在有關當局的策動下,開始討伐「新人口論」和馬寅初。數萬人參與批判,發表的批判文章共五十八篇。馬寅初最後發表的文章是《重申我的請求》,其中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自此以後,他失去了言論自由,被禁止發表文章。馬寅初在舊社會曾有過被迫沉默的時期,那只是1943、1944兩年。這是他的第二次被迫沉默。但這次沉默期的時間是上一次的十倍,長達二十年之久。

    我們從馬寅初身上看到了活生生的北大精神,不僅以他那卓然自立的、先於時代的獨立思考,而且以他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以他堅定的人格。他在題為《北大之精神》的演講中說過:

    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雖斧鉞加身亳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馬寅初正是以這樣的「北大精神」面對自己所承受的現實苦難。他在沉默的最初幾年,以八十多歲的高齡發憤著《農書》百萬字,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場範圍更廣泛的災難,他為了使此書免於淪落,「文革」中親手焚燒了它。下面這篇短稿記載了這位文化巨人的深沉的悲憤——

    1965年歲末,馬寅初巳經將他的一百多萬字的《農書》初稿寫完,而且還從頭到尾作了一次修改。

    1966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突然降臨和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之火。

    馬寅初聽家人、親戚對他講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的事情,就覺得真可怕,就覺得這一次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了,很可能要大難臨頭。

    開始,馬寅初對紅衛兵抄家,還是一般地提心害怕。深秋的一天,當他從子女那裡聽到紅衛兵巳經到他的好友邵力子、張治中家裡轉了幾圈之後,就更加害怕起來,甚至做了一場惡夢。

    幾天後,馬寅初就毅然作出決定:與其等著讓別人來抄家破四舊,還不如自己動手為好。

    「現在我向大家說一件事情,」一天早飯後,馬寅初讓家裡人都來到客廳說:「近來我一直在反覆思考,但又猶豫不決的一件事情,現在終於決定下來,這樣做,雖然十分可惜,又非常痛苦,但不這樣做,又有什麼辦法呢?今天,你們大家都不要出去,也不要去幹別的事情,我們全家自己動手來破「四舊」……

    於是,多年來,國內外的朋友送給馬寅初的各種各樣的花瓶、瓷器和玉器製品被摔碎,當作垃圾處理了,家中的許多皮鞋以及款式新穎的衣服均被鋸掉鞋底和剪成碎片送進鍋爐爐膛燒掉了。

    馬寅初的那個綠色的保險拒也被打開了,裡邊珍藏著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給他的親筆信件,何香凝等許多著名書畫家送給他的字畫,還有他多年積累的有關中國和世界的許多經濟方面的珍貴資料,等等,等等,都被拿出送進爐膛。

    他的那部用數十年心血研究並寫成的近百萬字的《農書》,那個由十卷手稿堆放滿的籐箱子,也被抬到鍋爐房,一卷一卷送進爐膛化成了灰燼。

    由於周總理的關懷,在「文化大革命」中,馬寅初的家免遭了查抄和浩劫,馬寅初本人也未受到大規模的批鬥和皮肉之苦。但那些化作灰燼的信件、字畫、資料,連同他的《農書》的手稿,成了他永久的遺憾!這也是一個學者終生的遺憾。

    在眾人不能覺察時的「盛世」發出危言,可是「盛世」卻不能容忍這樣獨立思考的「異端」。科學精神受到了愚昧和專橫的反擊。這種野蠻對於文明、無知對於科學的反動,雖曰造出無數個人乃至全社會的災難,但反轉來,卻是對於顛狂時代的無情的嘲諷。馬寅初八十高齡燒燬《農書》的行動,讓我們想起歷史許多悲烈之士的焚稿斷琴!歷史最嚴厲地懲罰了無知的專權,它對於一意妄為的答報是無法扼制的滾滾而來的人口洪流——這是本世紀中國無視科學導致的一次空前的災難。

    永遠的北大精神

    而馬寅初終於在這樣的災難中完成了自己。他既是悲劇的象徵,也是力量的象徵。作為個人,他在苦難的忍受和抗爭中成為強者。他把他畢生所崇尚的「北大精神」予以完好的展現一當然,這種展現是極其悲壯的。但歷史終於補償了他,他活到一百零一歲,終於在他活著的時候,歷史能夠有機會向他道歉。1982年5月10日下午五時,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終於告別了他為之爭取、抗爭也因而飽嘗了苦痛的世界。

    從孫家鼐到嚴復,從蔡元培到胡適,再延伸到從上一個世紀末一直活到本世紀80年代謝世的馬寅初,這些與京師大學堂和北京大學名字相關聯的是一些獨立的和智慧的人。他們的名字連成一串展示了近百年的中國文化精神,也展示著這所大學所具有的特殊品質。本文作者在一篇文章曾為這座校園寫下了這樣一些話,這些可以用來概括和紀念1898年夢想改變中國命運而成立的京師大學堂這棵常青樹所結出的精神之碩果:

    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裡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更是一種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學與民主是未經確認卻是事實上的北大校訓。二者作為剛柔結合的象徵,構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這座校園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加以考察,便可發現科學民主作為北大精神支柱無所不在的影響。正是它,生發了北大恆久長存的對於人類自由境界和社會民主的渴望與追求。

    這是一片自由的聖土。從上個世紀末葉到如今,近百年間中國社會的痛苦和追求,都在這裡得到積聚和呈現。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陸,這校園中青春的精魂曾為之點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學者,從這裡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審度漫漫的封建長夜,以堅毅的、頑強的、幾乎是前赴後繼的精神,在這片落後的國土上傳播文明的種子。近百年來這種奮鬥無一例外地受到阻扼。這裡生生不息地爆發抗爭。北大人的吶喊舉世聞名。這吶喊代表了民眾的心聲。阻扼使北大人遺傳了沉重的憂患。於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總有一種悲壯和憂憤。北大魂——中國魂在這裡生長,這校園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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