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而北大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基本內容的新文化運動，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學生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陣地《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最先叫《青年雜誌》）與北大師生關係極深。據胡適自述：「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週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enRenaissance，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種，也是由北大的教授點燃的。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指出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斷言白話文學必將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這是中國文學史中開創新時代的宣言書。後來，胡適又在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詳細論析了上述觀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陳獨秀呼應胡適的理論，發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有著雄視千古的非凡氣概：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與膽識，可以與世紀之交出現的巨人精神相銜接且毫不遜色。由於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創造性的實踐，終於使這場空前的文學革命取得了成功。數十年後的今日，有人重新評估這些前馳者的言行，有責之為過激主義者，其實是缺乏歷史眼光的見解。把「五四」新文學運動簡單地斥之為「破壞」亦為未妥。陳獨秀三大主義的每一項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設」。他在作這樣的論述時，有著整個的舊文化和舊文學作參照。舊時文學樣式所具有的束縛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之與新時代的嚴重脫節和不相適應，以及清末以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驅者的「改造」或「革命」的願望。這些人，不是簡單地提出口號，他們還付之實踐。是既有幻想，又肯實幹的一代人。胡適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實踐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詩「嘗試」，以及「嘗試」的成功，如同千年壅塞的河流被打開了一道缺口，從此激流奔湧而形成不可阻擋的浩蕩之勢，實有賴他那種勇於試驗實踐的精神。
重評「五四」
20世紀最後幾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巨大的文化災難和文化動亂之後，人們在進行歷史反思時，從百年的過激的和粗暴的行動中，於巨大的驚恐和慘痛之餘得到某種啟示。這種啟示不幸地與「五四」運動發生某種聯想，聯想導致譴責，他們以為這是一種正確的總結。其實，這些判斷乃至結論恰恰是激動之餘、又混雜著驚懼的情緒性的產物，並不是一種科學的和理性的總結。
這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學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場，或質疑的態度。一位中年學者把「五四」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又把它與「文革」和80年代文化熱聯繫起來，統稱為「三次文化批判運動」，認為「五四的反傳統的傳統經過『文革』的進一步得到強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發展」。他在另一次發言中重申上述論點，認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個文化傳統看成巨大的歷史包袱，要傳統文化對中國的落後負全責，以為經過簡單激烈的決裂才能對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作出貢獻，帶有明顯的激進色彩。在學術層面上，全面否定儒家的價值體系和整個中國傳統的價值，把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兩分，把傳統與現代完全割裂，以科學、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確瞭解『傳統』、『權威』的積極意義，這顯然失於偏頗。」這是一段傾向性十分明顯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諸多代表指責中一種較為冷靜的評述也在出現。1996年「五四」運動七十七週年前夕，《光明日報》邀請三位學者重估「五四」精神，與會者的談話中表現出深刻的學理性和歷史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雲志高度評價了「五四」的功繢：「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樹立後，中國在許多方面出現了巨大的變化與進步。譬如：為廣大群眾所樂於接受的白話新國語的形成，為社會進步、文化創造開出無數法門；新教育的誕生，為國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礎；新文化的誕生，為廣大群眾提供了精神食糧；新學術範式的建立，為活躍中國文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科學態度、科學精神的大力提倡，為掃除愚昧與迷信、發展科學與技術創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國故，翻譯西書更是融匯中西文化的基礎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業等等的提倡，則是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提倡人民素質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所有這些，都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民主分不開的。」耿雲志研究員這個發言，是對眾多的事實的概括，他所講述的內容，很難以「過激主義」的名義予以取消，所以，是相當切實和相當冷靜的總結。
在接近世紀尾聲的1996年，陸續出現了這樣一批具有一定科學性的言論。這些言論對於那些浮躁的、情緒化的判斷有一定的沉澱作用。中央音樂學院蔡仲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重估了「五四」傳統和「五四」精神，其中一些判斷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更重要的，則是必須弄清究竟什麼是「五四」的根本精神。既有激進的「五四」，也有漸進的「五四」；既有排他的「五四」，也有兼容的「五四」；既有救亡的即政治的「五四」，也有啟蒙的即文化的「五四」。「五四」有啟蒙與救亡兩層含義，其救亡一面與歷史上的救亡有同也有異，同在愛國，異在君國分離，人民自覺參政議政，即救亡建立於啟蒙之上。……而救亡是緊迫任務，常導致激進、排他，啟蒙非一蹴可就，必要求漸進、兼容，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愛國，而是啟蒙、民主，作為新文化運動，其本質更不在救亡而在啟蒙，不在激進、排他，而在漸進、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
如再顧及「五四」的實踐，則我們可以看到：辜鴻銘可以與陳獨秀同登講壇，《學衡》可以與《新青年》分庭抗禮：堅持文言可以與提倡白話共存於世；「中國本位文化論」可以與「全盤西化」論激烈爭辯；自由討論帶來了學術的繁榮，因而湧現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梁漱溟這樣的思想家；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這樣的哲學家；魯迅、曹禺、巴金、沈從文這樣的文學家。就此而言，將「五四」精神歸結為「激進主義」便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北京大學的精神傳統，雖然緣起於戊戌維新的改良思想，受惠於孫家鼐、嚴復等這些宿耆碩儒的開拓倡導之功，其根基卻奠定於偉大而恢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與蔡元培對於這所大學進行現代改造有關。蔡元培始創思想、學術自由原則，立兼容並包方針和標舉科學、民主精神，這些思想奠定了北京大學的百世基業。他的精神垂范至今，成為北京大學永久的校訓。而由胡適、陳獨秀等發起並推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更是以北大為舞台，演出了一場影響整個中國現代歷史的話劇。
中國新文學的搖籃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驅，提倡了一種對舊世界的批判以及銳意進取的創新意識。他們既富有理想又勇於行動、特別是面對重重壓力而始終懷有堅定和自信。北大正是因此而成為新文化的堡壘，它為中國新文學和中國新詩所造出的功績為國人所共知。
胡適在北大校園未設塑像。不僅於此，在革命意志旺盛的時代他還被當作資產階級的一面旗幟，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激烈的抨擊。1954年10月，《文藝報》為支持兩位「小人物」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發表署名文章，涉及對胡適的批判：「長時期以來，我們的文藝界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曾經表現了容忍和麻痺的態度，任其佔據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沒有給以些微衝撞；而當著文藝界以外的人首先發難，提出批駁以後文藝界中就有人出來對於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對於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擺出老爺態度。難道這是可以容忍的嗎?」對於胡適及「胡適派」的批判運動，是5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次思想批判運動，胡適作為「反面人物」的形象也於此時開始被確定。
但胡適作為中國批判舊文化、創建新文化的前驅者和領袖人物的形象依然屹立於此。他的精神與這所校園同在。那次批判運動事實上未能改變人們對他的評價，也不能損害他的光輝。胡適自1917年於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歸國，受聘為北大教授之後，在北大任教數十年，先後擔任過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1946至1949年任北大校長。在中國教育界，他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和教育家；在中國學術界，有人作了統計，他是創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眾多「第一」的一位勇於實踐的人：「第一個提出用白話取代文言，推動了白話運動的開展。第一個用白話寫詩，出版了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推動了現代新詩的誕生。第一個編寫中國哲學史專著，出版了第一本《中國哲學史大綱》，促進中國哲學史科學的誕生。第一個把白話小說作為學術項目進行研究。第一個用現代觀點考證《紅樓夢》開創了一代新紅學。」這篇文章概括的胡適這些「第一」，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體現了北大人的開拓精神。
在北大生活和學習的知識分子，多少都染有這所大學的某些精神遺傳。人們朝聖般地來到這裡，沐浴著這裡的清純和肅穆，進行著認真嚴肅的學術研究，又向著自己多難的鄉邦投以熱誠的目光，為著它的苦難發出驚天動地的吶喊。他們各有自己的個性，也各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學術道路，而寬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則是他們的母校所要求並賦予的。自近代以至現代，中國歷史的每一個過程，都可以從這個學校找到它的投影和回聲。這個學校的師生，也以他們的智慧和獻身的熱情豐富了歷史，他們於是也成為中國的良知。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形式和內容，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也都有自己的姿態和聲音。但不論如何，從這裡走出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和獻身精神則是一致的。在烏雲籠罩的時候，這裡點燃了理想的火焰；在黑暗的重壓中，這裡發出了抗爭的吶喊，而他們唯一的武器便是思想一思想讓一切腐朽和反動為之喪膽一一自由的信念，民主的意識，加上對於社會進步所擁有的熱情的關切，構成了他們共同的品格。
中國的良知
本世紀50年代，這所大學開始一段新的艱難的歷史。不斷有風暴襲擊著這裡的寧靜。但歲月無情，許多的記憶如今都改變了當時的含義，那些往事也成了過眼煙雲。如今保留下來的依然是那個時代的渴望和追求，熱情和單純。記得當時，一個新生的社會走到全體中國人的面前，這所大學如同以往任何的社會轉折那樣為之產生巨大的激動。進入5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學者擔任北大校長。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於每個新年的除夕之夜都舉行全校的新年團拜，似乎形成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