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大教授中有一位辜鴻銘。他在民國成立多年之後，還拖著一條辮子，在政治上主張帝制。但他早年留學英國，並歷游歐洲各國，精通英文，便聘他教授英語。此外還有一個劉師培，是擁護袁世飢復辟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他舊學基礎極好，蔡元培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在蔡元培聘請的教授中，既有辜鴻銘、劉師培這樣極端保守的人物，也有陳獨秀、李大釗這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的人士，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主張的人士。這種廣納才俊，並容百家的舉措，使當日北大呈現出學術上學派林立、各種學說自由傳播的盛況，北大隨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以及中國的學術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馬寅初對此曾高度讚揚蔡元培的主張和實踐：「當時在北大，所言黨派，國民黨有先生及王安惠諸氏，共產黨有李大釗、陳獨秀諸氏，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李石曾氏，憧憬於君主立憲髮辮長垂者有辜鴻銘氏；以言文學，新派有胡適、錢玄同、吳虞諸氏，舊派有黃侃、劉師培、林損諸氏。先生於各派兼容並蓄，絕無偏袒。更於外間之攻訐者，在《答林琴南氏書》中，表其嚴正之主張。故各派對於學術，均能自由研究，而鮮磨擦，學風丕變，蔚成巨歡。」
廣納賢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其用心最多處便是為貫徹他的兼容並包精神而延請當時國內聞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確做到只求有真學問而不論其政治態度地禮聘各路賢達。王國維是當代大學者，他甘當清代遺老的保守立場與蔡元培本人的進步民主思想迥異，但蔡元培為了動員王國維到北大任教，還是竭盡全力而演出了一場極為感人的故事。劉烜在他的新著《王國維評傳》中有一節文字生動詳盡敘述蔡元培這次請王國維出山的細節，今引用如下：
「五四」前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學具有國內外很高的學術地位的偉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學要辦好研究所，首先辦起了國學研究所。這時候，王國維國學研究的成績巳經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蔡元培主張兼容並包，就是聘請各學科和不同學術派別的最有成就的學者到北京大學講學，於是，一種新的互相探討的學術風氣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寫信給馬衡，表示聘他為「京師大學教授」，王國維即托故推辭。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託王國維的同鄉和朋友馬衡又出面禮請，又被王國維婉言拒絕了。不過，王國維也留有餘地，告之北上有困難。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徵求意見。羅振玉請他徵求沈曾植的意見。音韻學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輩遺老。王國維估計到：「北學之事，若詢之寐叟（沈曾植號——作者注），必勸永（王國維——作者注）行，然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也。」以後，王國維專程去徵求意見後，報告羅振玉說：「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者述事者囑托，可以應命；並謂可乘此機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謂此事何如？」最後，王國維忙碌了一陣，思想上有矛盾，最終沒有應聘。
1912年春，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後，馬衡又請羅振玉作書相勸王國維應聘。羅振玉當了馬衡的面寫了推薦書說：「公有難於北上者數端，而淑兄（指馬衡一作者注）堅囑切實奉勸……」。可是，第二天早晨，羅振玉又另寫信給王國維，證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紙塞責」，「公必知非弟意」。王國維回信對羅振玉說：「馬淑翁（指馬衡——作者注）及大學雅意，與公相勸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滬日久，與各界關係甚多，經手未了之事與日俱增，兒輩學業多在南方，維亦有懷土之意，以遷地為畏事。前年已與馬淑翁面言，而近歲與外界關係較前尤多，更覺難以擺脫，仍希將此情形轉告淑翁為荷。」這次不受聘，說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確實符合王國維處事的習慣。
可是，過了不久，羅振玉自己先應了北京大學之聘。他對王國維說：「去冬法國博士院舉弟為考古學通信員，因此北京大學又語前約。弟謝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職位，不責到校，當以為各人面盡指導之任，蔡、馬並當面承允。因又托弟致意於公不必來京，從事指導。乃昨忽有聘書至，仍立考古學導師之名，於是卻其聘書。蓋有聘書，則將來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書致公，請早為預計。」
馬衡於同時也寫信給王國維說：「大學新設研究所國學門，請淑蘊先生為導師，昨巳得其許可。蔡元培先生並擬要求先生擔任指導，囑為函懇，好在研究所導師不在講授，研究問題盡可通信。為先生計，固無所不便，為中國學術計，尤當額手稱慶者也。」同時，正巧顧頡剛南行，又去上海面請王國維。王雖將他們攜來的薪金退回，但這次有進展「仍許留名去實，不與決絕，保此一線關係或有益也。」學校方面考慮到王國維不就教職的理由是「以迀地為畏事」，那麼，通訊導師本來不必「遷地」，這層困難應該解決了。在這樣的基礎上，北京大學國學門正式寫信懇請說：「大學同人望先生之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乃頻年孜請，未蒙俯允，同人深以為憾。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必能樂從所請」。這次，王國維總算答應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學就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國維仍然拒收。他於1922年8月1曰《致馬衡》中說：「昨日張君嘉甫見訪，交到手書及大學金二百元，閱之無甚惶怵。前者大學屢次相招，皆以事羈未能趨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導師見委，己惟淺劣，本不敢應命。惟懼拂諸公雅意，又私心以為此名譽職也，故敢函先。不謂大學雅意又予以束。竊以尊師本無常職，弟又在千里之外，絲亳不能有所貢獻，無事而食，深所不安，況大學又在邸屋之際，任事諸公尚不能無所空匱，弟以何勞敢貪此賜，故巳將金托張君帶還，優祈代繳，並請以鄙意達當事諸公，實為至幸。」在大學方面看來，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著還會不受職位。於是，馬衡於八月十七日又致函王國維說：「大學致送之款，本不得謂之束，如先生固辭，同人等更覺不安。昨得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兄來函，深致歉疚，堅囑婉達此意，茲將原函附呈。」同時，再請張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務祈賜予收納，萬勿固辭，幸甚幸甚」。
這封沈兼士致馬衡的書信手稿，近期亦巳見到。沈兼士聽到王國維不受薪金事，鄭重地告訴馬衡：「本校現正組織《國學季刊》須賴靜安先生指導處正多，又研究所國學門下半年擬懇靜安先生揭示一、二題目，俾研究生通信請業，校中每月送百金，僅供郵資而巳，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達此意於靜安先生，請其俯允北大同人歡迎之微忱，賜予收納，不勝盼荷。頃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張亦與弟同，並囑吾兄致意於靜安先生。」王國維多次不受薪金，顯然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廉潔。這使人想起了殷周時代的伯夷，作為遺老，不食周粟而亡。
那末，以清朝遺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國的國立大學的薪金呢？看來老實的王國維在思想中經歷了曲折的鬥爭。蔡元培校長很懂得體貼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這不是薪金，而是郵資。因為，既然接受了通訊導師的名義，緊接著「郵資」總該接受的。這樣就名正言順了。果然，王國維在1922年8月24日致馬衡的信中說：「前曰張嘉甫攜交手書並大學二百元，諸公詞意殷拳，敢不暫存！惟受之滋耳。」並且，立即任事。他說：「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項想由諸生自行認定？弟於經、小學及秦漢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備諸生顧問；，至平生願學事項，力有未暇者尚有數種，甚冀有人為之，異日當寫出以備采擇耳。《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奉寄。」王國維終於多請才出山。
沉思的銅像
在現今的北京大學一角，那裡有一個湖，這湖到現在還找不到合適的名字。但未名湖卻成了它的流行的、也是永遠的名字。那裡還有一座塔，那塔倒是有名字，叫博雅，取博而雅的意思。也許，這似是預先設下了一個名字，讓北大接受並豐富它。就在湖光瀲灩、塔影婆娑的校園一側，那裡有一棵只有北方寒冷氣候才能成長的巨大的雪杉，在雪杉的濃蔭下，蔡元培先生在那裡永恆地沉思著。他的安詳而睿智的目光，一直深情地注視著現今的一切，也許他是在想今日的北大是否承傳了他的學術自由的傳統，也許他是在回憶「五四」時代他為保護營救被捕學生相關聯的名字。這些名字，都和北京大學、和蔡元培校長聯繫在一起。正是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幾乎都和社會危難有關。1919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舉行了巴黎和會。北京軍閥政府在會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消息傳回國內，舉國震驚。5月4日以北大為中心的三千餘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隊伍便是在紅樓鐘聲的導引下在民主廣場集合併由此出發的。憤怒的學生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並痛打章宗祥。警察逮捕學生三十二人。當日下午，各校學生在北大開會，通電全國，呼籲各界「一致聯合，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蔡元培校長為抗議當局逮捕學生，憤而辭職。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他不止一次保護北大師生而以辭職相抗議。1923年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教授，蔡元培又一次辭職。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正義感的進步學者。
蔡元培以科學、民主兩大旗幟為北大豎起了永恆的豐碑。在他手中完成了北京大學的現代改造，使之以嶄新的、既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傳統、又擁有領導最新學術潮流、具有先鋒精神的、傳統與現代、中國和世界綜合融匯的新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北京大學一直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它不僅以學術博大精深和創造建設著稱，而且也以它對中國社會的使命和責任的承諾著稱。北京大學歷來是中國文化精英薈萃之處。這些社會的才俊賢達之士一直作為民族和社會的大腦，進行著富有歷史性的思考。北大師生因此也成為民族和社會的良知，他們勇於在社會和國家危難時挺身而起。北大的這種既代表學術和科學，又代表正義、勇敢和道德的偉大精神，是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建設並完成的。是蔡元培賦予北大以與這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名字相稱的胸襟和氣魄。蔡元培本人也在這種建設和賦予的過程中成為北大精神的代表。
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校名的更換表達了中國歷史的一次騰躍。中國完成了從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國的騰躍。從近代史向著現代史的一次大轉移。這種騰躍和轉移，極而言之，在於證明中國社會的進步與這所學校的成立有著極密切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