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學堂畢業後的五、六年間，嚴復一直在海軍兵船上工作。而且曾隨「威遠」號練習船遠航新加坡、檳榔嶼等地；又曾登「揚武」號巡歷了黃海和日本海。1877年到1879年，嚴復受清政府委派，赴英國普茨毛斯大學，後又轉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在那裡學了高等數學、化學、物理、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槍炮營壘各種知識。除了這些自然科學和實際技術之外，嚴復在留學期間，還廣泛接觸和研習了社會政治和哲學等社會科學方面的學問。也就是在這個期間，嚴復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術理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閱讀了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盧梭、穆勒、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學術名著，奠定了他西學的基礎。這為他日後的社會改革立場、現代學術觀念的形成以及作為翻譯家的生涯奠定了基礎。
社會危機四伏的時代，往往也是社會勃發著生機，蘊蓄著無限可能性的時代，而且也是呼喚全面發展的可以稱為奇才出現的時代。中國歷史上的清代，經歷了三百年的繁榮昌盛，到了19世紀的下半葉，國勢開始衰落。統治者的腐朽沒落，國際列強勢力的入侵，加上民眾心理上的積弱，造成了那個世紀末普遍的社會危機感，當中華帝國這艘世界巨輪顛簸於風浪之中，眼看就要沉沒之際，「船民」中的感時憂世之士便站到了潮流的前端。這時，他們的天資和毅力便受到嚴重同時又是有效的考驗。時勢造英雄，在行將沉沒的艱危中，站出來一批擁有智慧和膽識的巨人。這些巨人，涉及思想、哲學、軍事、農業、教育、經濟，直至文藝各個領域。嚴復，這位生長在南中國海濱的貧家子弟，便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關於嚴復的生平，本書在論析《天演論》出版的章節中，曾有介紹和評論。在那裡，著重評介了嚴復對中國近、現代翻譯工作的開創性貢獻。但的確，翻譯在嚴復的豐富人生經歷中，只佔一個不箅大的位置。他的貢獻於中國社會進步的，是一種巨大而全面的覆蓋，他的確是一個危艱時勢中湧出的奇才。
繼孫家鼐之後，京師大學堂的校長人選落到嚴復身上。這一方面說明當事者對這所大學的極為重視，一方面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的地位。從那時開始，可以說是從決定成立這所大學的那時開始，關於這所大學校長的人選就不是一個隨便和可以隨意而為的問題，對於這所大學的校長人選的重視，從來都和對這所大學的特殊地位相關聯。
校長人選不是小問題
很顯然，北京大學的校長必須是站在當代學術的前沿並具有權威性和號召力的學者，從學問到人格都應當是為全國學人所推崇的人物。任命何人為北大校長從來就不是一件輕率的舉動，這點連包括清朝皇帝在內的歷來政府都是明白的。北京大學王瑤教授曾經就北京大學校長的地位的重要性發表過這樣的見解：
北大歷屆校長都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北大的校長，而且也是某一時期的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舉例說，孫家鼐與戊戌維新的關係，嚴復對《天演論》、《法意》、《群學肆言》等的翻譯及其政論著述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蔡元培的美學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適的主張白話文以及倡導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嘗試，都不只是屬於一個學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後，我們現在不是仍然懷念和思考馬寅初在50年代所主張的市場經濟和人口計劃是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的嗎？如果只把他們的主張和行為單獨地作為獨立現象來考察，那麼這些只是個別歷史人物的貢獻和成就，但如果把他們聯繫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線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了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中的一個歷史環節；其所以如此，除了他們個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們作為北大校長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為他們不只是一個著名的全國學術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圍還有一大群知名學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贊同他們的主張。所以從這個角度審視和考察中國現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的前進步伐。
從王瑤的論述可以看到，他首先認為北大校長必須是一位能夠成為全國的學術的代表和核心的人物，同時，他也論證了北大校長所處的地位和他可能產生的巨大的歷史文化的影響一這種影響涉及整個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的命運和走向。
從這一前提來觀察歷史上的北大校長，我們便可獲得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的新的概念，同時也加深了對戊戌維新最直接的產物京師大學堂的認識。在考察歷屆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建設的關係的總題目下，蔡元培無疑是中國新舊文化交融、衝突和轉變起著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首先是蔡元培個人所擁有的學術地位和人格力量，其次是北京大學所擁有的歷史性影響，這些因素的融合使北京大學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祥地，成為近代以來爭取社會進步的民主堡壘，同時，也成為中國新文學革命的中心。偉大的「五四」運動最初的怒吼從這裡發出，由於校長蔡元培以及北大進步師生的協力奮鬥，團結了全國的學界，並推進到全社會，終於導致這一思想文化革命的成功。
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
蔡元培作為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國近現代史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他生於1868年。戊戌變法那一年，他正好三十歲，是學問和人生都到「而立之年」。他自然能以非常成熟的眼光考察和審視那場巨變。他原是光緒進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補編修。清代的翰林院是儲才之地。清制殿試朝考後，選取一部分新進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庶吉士修三年後，經考試優者留翰林院，為編修、檢討等。其餘的人則改授他職。留翰林院的人，陞遷與他官有異，清代大臣多從此出。這說明，以蔡元培當日的處境而言，為他的日後的仕途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確定無疑。
甲午海戰後，蔡元培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派。這說明他並不著意於維持當日的仕途優勢，而選擇了更為獨立的道路。1898年九月亦即政變發生後的當日，他懷著對政局的失望心情回到家鄉紹興興辦教育，提倡新學。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辛丑條約》簽訂後，他對清廷的腐敗無能非常激憤，決心遠離政治中心，在邊緣地區謀求事業的獨立發展。蔡元培在這一年到上海，任教於南洋公學，後任愛國女校校長。1920年，與章炳麟等創立中國教育會，任會長，並創辦愛國學社、愛國女校，提倡民權，宣傳排滿革命，先後遊學歐美諸國。
蔡元培是一位新型的教育家。他的影響不僅在北京大學，而且在全中國；也不僅在當時，而且綿延到今天。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明確宣稱並堅定實行他卓越而獨立的教育理想，他堅定地推行「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校方針。為這所中國第一學府奠定了精神的基礎。
蔡元培是一位貫通中西的學者，主張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反對尊孔、倡導新學的學界領袖。他擔任北大校長後，不遺餘力、無所畏懼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張。他要求北大學生研究高深學問，不要追求做官發財，強調「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展」。涵容百家，乃至保護異端，在北大蔚為成風。由於他的努力，使北大徹底擺脫封建舊學的影響，而呈現出生機勃發的新式大學的最初輪廓。所以說，今天的北京大學的根基，是蔡元培以他堅定的努力所奠定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於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他既是前清進士，又是翰林院編修，又擔任過教育總長，以他的資歷而言，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自是綽綽有餘，名位相當的。但蔡元培更主要的是他個人的學術成就，在當時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儒學功底極深厚，叔父銘恩是清末廩生，設墊授徒，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導下遍讀經史小學諸書，打下了舊學的堅實基礎。十三歲時受業於王子莊，王系經學名宿，蔡元培於是對宋明理學有深的造詣。但蔡元培的學問決不是到此為止，他決非自封於舊學的人。在到達當時學人所能到達的高度，他不止步，而是重新開始尋求新知的跋涉。
他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石
1898年，正是新舊思想激烈衝擊，維新改革之風吹起的年代，蔡元培於這一年開始學習日文。為了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決心到世界各地考察問學。1907年，蔡元培抵德國，先補習德文。蔡元培學習德文時已四十一歲，早已過了青年時代，但他依然以堅定的努力，彌補自己知識的缺陷。第二年，進入萊比錫大學研讀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美學、心理學等學科目。1919年，他再度來到萊比錫大學文化研究所問學，並開始為期三年的歐游，其間訪問過美國。一個出身於舊學環境，並中過清代進士的舊式文人，在他自己堅持之中，終於成長為精通西學的發展全面的新型知識分子。這裡說的「新」，不僅指他在知識的構成方面，而且也指他在治學方面的成功，對世界學術、文化歷史現狀的瞭解，以及獨立的人格修養的完成，等等。他已完全能夠以一個卓越自立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學問家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他更是深孚眾望的、當之無愧的人選。
蔡元培作為北大奠定新型大學雛形的校長，他留給後人的最深印象，是他改革了舊日京師大學堂的官僚積習，為之注入現代社會的民主性精華。他的影響最深遠處，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品格的培養和塑造方面。他上任校長的首要之務，是在學校中推進新型的教育思想。他接管北大時，這所大學已染上當日官場和紈褲弟子的衰頹風氣，讀書便是為了做官，是當時非常普遍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學也者，研究學問之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階梯」，強調學術的獨立性等。這均是針對當日教育思想的實際而發，對當日學校內的官場習氣起了扭轉的作用。
蔡元培的學術自由思想是廣泛而精博的，其中「兼容並包」四個字，則是他實施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的切實的一步。如今「兼容並包」已與這所大學的精魂「科學、民主」一道，成為豎立在北大校史上的精神碑石而與世長存。單就「兼容並包」這方針來說，蔡元培是想到、說到就全力以赴、力排眾議地去做到。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蔡校長聘用教授的措施上，他認為教授的身份在於他在學術史上有所貢獻，在本行中是權威，並不在於他選擇何種政治態度或在政治上有什麼主張。他學術獨立的原則在於承認學術的本質是自由，並且使之和政治予以區分。這是為了維護學術的純潔性，也為了堅定地排除學術之外的因素（如政治）對學術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