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鐘聲燕園柳 第11章 恆久的光明  我和北大圖書館
    一個學校能夠經久保持它在文化史以及思想精神領域的影響,它的對於社會不竭的銳敏思考及參與精神是最為基本的。除此之外,大體還由於下述兩個方面的歷史累積:一個是精神上的,一個則是物質上的。論及北大的精神積蘊,它所擁有的豐富燦爛已為世所共認,而物質方面的積蘊雖方面甚廣,但主體部分還是藏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範圍之廣、數量之巨在國內外都是有名的。它特別引人注目之處,還在於它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巨人,如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都有最直接和最生動的聯繫。

    我的話題可以從北大前校長胡適先生談起。最近讀到一份材料,談到胡適生前所留遺囑三項內容中的一項,即是:「將遺留在北京的102箱書籍文件捐贈北京大學。」胡先生逝世時,人們檢點他身後遺物,統共只有153美元。聯繫他曾有的一段題詞:「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我們不難從中窺及這位學者的操守。胡先生的行狀很能體現老北大知識分子的共同品格。他們大體一生清貧,身後了無長物,唯一財富便是堆積如山的藏書。在我的老師中,游國恩先生如此,魏建功先生如此,王力先生如此,楊晦先生和王瑤先生也如此。

    我到北大的時間甚晚,說到我與北大圖書館的關係,也已是50年代以後的事。我進校時學校已從城內搬到西郊。五四大街那座紅樓中的圖書館,是作為北大新生前往老校參觀時始有結識。北大遷入燕園之後,原有貝公樓南側那座古典式大樓便成了圖書館主樓。那裡赭黑色的硬木桌椅和檯燈,呈現著古樸深重的韻致。閱覽室幽幽散發的舊書香,至今還讓人追戀一一它們聯繫著我青春時代的憧憬和夢幻。

    北大很大,從宿舍到西校門一帶路途遙遠,沒有特別需要,我很少到大圖書館。對於我這個中文系學生來說,逗留最多,也最有感情的都是散處北大各個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圖書閱覽室一一那是北大圖書館的分部。

    那時閱覽室很是緊張,一個宿舍六位同學中大約只有二三人能夠享受到一個座位。於是,在大學上學的五年間,「搶佔」圖書館的座位,便成了生活中苦樂參半的要事。能夠擁有一個座位的同學是幸運的。搶佔座位得有竅門,你可以在人們都在幹別的事,如週末在操場看電影之前或是黃昏大家都去鍛煉的時候,由一二知己先行攜各人的書包前去「占座」——這種由書包代替本人的方式是得到公共認可而不是不道德的。於是,便有了北大每個夜晚都出現的特別的場景,即向著書本進攻之前的「戰場」上的片刻寧靜:明亮的燈光照著空蕩蕩的閱覽室,在那裡,充滿勝利喜悅的書包排著整齊的隊列,靜候它們的主人。這樣的北大夜晚的燈火如今已變成依稀夢境,那裡凝聚著我們溫馨的青春記憶。

    在50年代,我也是那些宿舍、飯廳、圖書館「三點一線」之間奔行隊伍中的競走者,也是為搶佔閱覽室一個座位的並不謙讓的經常優勝者。那時還沒有現在這座大圖書館,閱覽室散佈校園各處。因為競爭激烈,優勝者也總有名落孫山的時候。所以,我們多年是打一槍換一個陣地。但比較起來,常去的還是文史樓三樓那個閱覽室。那裡文科的工具書多,而且中文系辦公室就在樓下,借閱手續也簡便。那裡的館員老師因日子久了彼此熟識,也有網開一面給予特殊照顧的時候。我至今還認為文史樓三樓那個閱覽室是動盪學海中一個寧靜而美麗的港灣。

    我從北大圖書館得到的好處甚多,儘管在當時的同學中我屬於並不用功的一類。但我還是有機會充分利用這裡的藏書讀了不少新文學的有關史料。我在這裡翻閱了當時允許就地借閱的全套原版《新青年》雜誌。我從那裡感受了「五四」先驅者寬廣的胸襟、活躍的思想、高度自由而富於想像力的內心世界。那時的圖書館還沒有現代化的設施,一切都靠手工。我當時手抄的有關中國新文學發軔期的一些文獻資料摘要,至今還是手頭經常引用的材料。

    一個學校乃至一個時代的傳統,就是這樣通過精神和物質的手段(後者包括圖書館藏的典籍)接力賽似地一棒接著一棒往下遞。北大的傳統精神是什麼?曾經有過、甚至現在還在作出各種各樣的解釋,這種解釋的背後當然有各自的動機。歷史似乎不理睬這些隨意的解釋。歷史運行無聲,歷史所傳達的精神也無聲。但冥冥之中有一種連綿不絕的精神拒絕輕率和盲從。多少年來,人們都納悶,所有的北大學生,不管他來自何處,何種出身,一旦進入這座校園,便擁有了北大的社會使命感、前衛精神和闊大胸懷,這固然是由於特殊環境的熏陶——通過瀰漫於整個校園的那種氛圍,人際的思想學術交流和影響,也通過豐富的藏書一一文字記載的流傳。我們真的感謝我們的圖書館,它再傳了中國知識界的良知。

    北大是吝嗇的,它不肯讓學生每次借走多冊圖書,它讓你讀完一本後再借一本。我們經常為此氣惱。但它也真有慷慨的時候,那是我的親身經歷。那時我們還是學生,突然發起宏願要寫一本中國新詩史。北大圖書館支持了我們,破格允許調出所有的新詩史研究有關書籍文獻。我們也不客氣,著實從那裡拉走一卡車書。1960年一個寒假,六個同學不回家過春節,利用這些書籍硬是寫出了一部長達數十萬字、發表時叫作《新詩發展概況》的書稿來。

    這次學術活動不僅培養了我們通過浩瀚資料概括一個時代的文學現象的能力,而且事實上也大體確定了我們今後的治學方向和學術道路。數十年後回想往事,我們難以置信這竟是曾經有過的事實:北大圖書館沒有怠慢我們這些幼稚的學生,它放心而大度地讓我們從那裡拉走滿滿的一車書籍。這座最高學府有它的特殊品格,這品格也體現在北大圖書館,它有信任並無資歷的年輕學人那種渾厚而博大的氣度!

    就我個人而言,我的成長有賴於名園的熏陶、名師的指點,也有賴於這座著名圖書館給予的滋潤。散置在燕園各個角落的那些寧靜而溫暖的閱覽室的燈火,它是我們青春的歡樂和痛苦的見證,如今它已成了點燃在心靈深處的恆久的光明。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學校慶日於暢春園(原載《散文選刊》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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