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原是很複雜的，只是我們把它看單純了，因為那時的我們很單純。50年代是我們青春燦爛的季節。那時，我們從濃重的陰影中走出來，走到了明晃晃的陽光下——中國人從來沒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溫暖的陽光了！戰爭的硝煙已經消散，包括朝鮮半島上的那些讓人驚怖的炸彈爆裂的聲音也變得遙遠了。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新的生活開始了，和平建設的年代開始了。
那一年，我結束了六年的軍旅生活復員回到家鄉。彷彿是冥冥之中聽到了命運的召喚，回到家鄉的第一件事，便是準備高考。我借來了全部的高中課本，從四月到七月，我通過自習補完了因戰爭而中斷的高中課程。我要進行我人生的又一個重要的選擇（第一個選擇便是在光明與黑暗際會的時刻，為著追求一種理想，我自覺地迎接了對生命的莊嚴考驗）——我聽到了北大對我的心靈的呼喚。
我的選擇北大是毫不猶豫的，是一種堅定的、無可替代的「唯一」。我在報考的申請表上填寫的志願也表明了這種堅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還是北大。這並非我有甚麼非凡的自信，這只是表明，我寧可冒著落選的危險而立下了非凡的決心。我不可能選擇母親，但我可以選擇北大一一那時我就認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這一年，我和我的同學們懷著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懷著建設新社會的宏大心願，從中國的四面八方向著我們心中的聖地北京大學進發。那時我們是那樣地年輕。年紀稍大的是像我這樣的「調干生」，是工作過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學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是十七八的年紀。青春年少，意氣如虹，我們正是開花的季節。
儘管我們對即將開始的生活一無所知，但我們到底被那時代鮮麗而充滿朝氣的口號迷住了。就這樣，我們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結在「向科學進軍」的旗幟下，從此開始了我們的20世紀50年代的理想主義的「進軍」。
我們的大學生活是緊張而單純的。排得滿滿的課表，迫使我們進行著所謂的宿舍——飯廳——圖書館的「三點一線」的「運動」。從宿舍出來就進飯廳，吃完飯就上圖書館，而後又是飯廳，而後又是宿舍。在這三點之間，顯然還有無數的點，那就是課堂。北大的課堂是安排在各個不同的教室樓裡的，我們得在課間休息的間隙裡進行穿梭式從這一課堂到那一課堂間的奔走。校園很大，教室樓之間的距離也大，那時自行車是奢侈品，只為極少數的一些「貴族」同學所擁有，於是，絕大多數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時間裡作這樣長距離的「競走」或「競跑」，以此來完成不同課堂的轉換。
我們進校時院系調整已經完成。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讓人眩目的、陣容非常強大的師資隊伍。那時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國最知名、也是中文系當年眾導師合影，可謂大師雲集。前排從左至右為：朱德熙、林燾，高名凱、王力、垅建功、楊晦，表家驊等。
有實力的一批老師。年長的如游國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歲光景，我們的老師當時正當盛年，而學問已臻至境。給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的有游國恩、林庚、吳組緗、季鎮淮、王瑤等先生。楊晦先生講古代文藝美學中的「九鼎」，我們似懂非懂卻非常著迷。朱家玉先生講民間文學，讓我們認識了非文字書寫的另一個神秘的世界。此外，還有許多文學、語言力面的專題課，如《文心雕龍》、《紅樓夢》等，都是一些名家來講學。那時學校對我們的要求很嚴，除了中國文學，還要學西方文學史、蘇俄文學史，以及東方文學等，雖然都是初步的，但卻讓我們全方位地領略了文學世界的豐富和輝煌。
文學以外，系主任楊晦先生強調文學與語言的「有機聯繫」，請幾乎所有的語言教授給我們上語言課，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漢語，周祖謨先生的現代漢語，高名凱先生的普通語言學，岑騏祥先生的語言學理論，魏建功先生的音韻學，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等。除此之外，還有哲學、邏輯學、中國通史、聯共黨史等等。我們被這些排得滿滿的課程壓得喘不過氣來，不免嘖有煩言。記得孫紹振還畫過漫畫，諷刺過楊晦先生的「有機聯繫」——他在文學和語言之間，畫上了一隻大公雞（有「雞」聯繫）！那當然是頑童之舉，卻也表達了當日師生之間無拘束的親密。數十年後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課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書包，想起那無休無止的、讓人心悸的考試，那一切讓人寢食難安的煩心的艱難，如今都化作了一縷透心的甘甜！正是由於當年那種近於強制式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的訓練，正是由於當日這種嚴格要求打下的堅實的基礎，才積累了我們日後賴以發展的條件與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師，我們是多麼幸運！50年代的中國還很貧窮，但國家按照我們各自的經濟條件，給了我們不同的獎學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難還有特殊補助。應該說，生活是有保障的。現在，一切都為我們準備好了，就看我們的努力了。我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時代為我們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頭考試、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學模式，以及俄文成為必修的、也是唯一的外語；而在文體方面，則有三級運動員考試，露天電影，以及友誼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這樣的舞會上，我認識了一些後來刻骨銘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靜而又熱烈中進行。我們很快就迎接了入學後的第一次考試。記得其中一門考試是「普通語言學」。莊嚴的會場，潔白的檯布，高名凱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對面。抽題，抽的是「語言和思維的關係」。耐心的提示，結結巴巴的回答，那真是一個苦難的歷程。而實際上，我對這個題並沒有弄清楚，我的腦子是一團迷霧。高先生是慈祥而寬容的，他給了我五分——看得出來，他有些勉強，他知道其中我有未曾道透的關節。朱家玉先生的民間文學我就是背講義，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時我們在爭取評五好班，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這當然是很苛刻的，但我們還是無條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試的壓力是雙重的，爭五分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集體！
正是在這樣教育「一邊倒」的體制下，甚至還有著不重也不輕的教條主義氣息的氛圍裡，在近於強制性的「充填」中，我們的知識和學業得到了充實和成長。數十年後回首往事，我從內心深處真心地感謝當日學校為我們所作的安排。我們年級的所有同學後來在各自的業務中和崗位上，要是做出了一些成績或受到了一些好評，一定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並感激於那個向科學進軍的年代，感激嚴格要求我們的師長，感激那一串串長長的書單、一場場驚心動魄的考試。正是那一切，給我們打下了日後發展的堅實基礎。
1955年的除夕，我們迎接來北大後的第一個新年。那一個夜晚大膳廳燈火輝煌，盛大的新年舞會在進行。當除夕的鐘聲響過，馬寅初校長帶著微醺走上講台，向大家祝賀新年。簡短的祝詞過後，舞會繼續進行，從午夜直至凌晨。那個夜晚，第一教室樓也是徹夜開放，不知出自何人的構想，那裡的每一間教室，都辦起了各色小吃。我們在貧窮的年代裡，居然過了一個奢侈的新年！
這樣的新年徹夜狂歡，也許還進行過一次，那也只能是最後的一次。1956年是所謂的「百花時代」，那時有過雖然是短暫的、但卻非常動人的言論自由的情景。但春天很快就過去了，百花凋謝在1957年的早春時節。那時我們少不更事，我們單純的心靈還沉浸在暖春的撫慰裡，可是天邊已隱隱地響起了雷聲。那年，我和同學們辦大學生自己的文學刊物《紅樓》。該刊的創刊號於1957年1月出版，鬼遣神差地竟選用了一幅題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國畫做封面。那可是句讖語。刊物出了不幾個月，「反右派鬥爭」的「山雨」就真的鋪天蓋地地捲過來了！
進入50年代以後，各種大批判和政治運動其實就沒有間斷過，但因為我們年小，涉世不深，許多事牽扯不進去，那感覺畢竟是「隔」的。現在不同了，「鬥爭」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甚至就在我們身上。眼看那些很有才華的師友一個個地被劃成「右派」，在我們，此刻真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心流血、欲哭無淚的被「煎熬」和「切割」的感受。1957年5月19日，那天的陽光格外明媚，好像是週末，《紅樓》同人相約游頤和園。正是同學少年，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天真爛漫的時刻。大概是在排雲殿的前面吧，我懷抱吉他，周圍是我親愛的文友，大家簇擁著、天真地歡笑著。同行中唯一的女同學林昭攝下了這個可說是充滿時代色彩的、但卻是悲劇性的畫面。當天晚上、同游頤和園的詩人張元勳和另一位也是中文系同學的詩人沈澤宜，聯名在大膳廳東牆上貼出那首後來被稱為「右派進攻」的「號角」的詩：《是時候了》。也就是從這一個夜晚開始，「紅樓」出現了裂痕並由此導致最後的「坍塌」。
在那些時日，我讀著那些充滿獨立思想的大字報，內中那些堪為時代前驅的思考，令我內心既感到興奮又感到驚恐。正統的教育和由此形成的思維受到了質問和挑戰，這給我以大廈塌陷的感覺；從中學時代開始接觸到的那些西方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又誘使我接近並欣賞那些「異端」思想。一方面，我既無力背叛我當日所服膺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我又無法擺脫我所憧憬的西方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影響對我的誘惑。
我響應號召違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們是我私心傾慕的同學和朋友，為他們的才華、智慧和抗爭的勇氣；與此同時，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靈魂深處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這樣充滿內心苦悶和極度矛盾中，並不情願卻又不由自己地被推進了那個鬥爭的大漩渦。出於自我保護或為了表明「堅定」，我「自覺」地、更確切地說是違心地作了我當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當時的狀態和心境，可以想像我的這些言行肯定是無力甚而讓人失望的，而我卻必須這樣做下去。眼看周圍那些善思考而才華橫溢的師友，一個個被打成了「另類」。我夜難成寐，內心經受著羞愧交加的煎熬。
給人希望的春天就這麼幻滅了，我們的花季是悲哀而終於凋零的。它粉碎了一年前進入這座校園時的關於春天的夢想，它提醒我們，在通往理想的路上，並不全是由鮮花所鋪成。春天也會有電閃雷鳴，也會有急雨暴風。而生活就是在這樣並不平坦的、甚至是充滿苦難的路上的行進。在不開花的日子裡，我們因憂患而成長。
不錯，我們是很勤奮，也是很聰慧的一群。時代為我們準備的一切，有鮮花的燦爛，也有荊棘的嚴酷，我們以感激的心情領受了。我們行走，當朋友星散，獨自行走於崎嶇路上，也許是一邊流淚，也許是一邊流血，但我們活著，而且我們成熟。如今回望那當日的歡笑和痛苦，我們無言，惟有感謝。感謝多情的歲月，感謝無情的歲月，感謝幸福，也感謝苦難。
2000年7月7日於北京大學，為1955級入學45週年、畢業40週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