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園的第一夜是迷濛的。只記得那日午夜時分，奔走了三個日夜的火車在前門車站停住了。下車，出站，便有北大的老師和同學在接我們。迷迷糊糊地上了車，迷迷糊糊地行進在去北大的西郊路上。夜很深，周圍很寧靜，這城市像在做夢。車子開進了校園，我已不記得那是哪一個校門了，只覺得是開進了一座密林之中。路是彎曲的，彎曲的路兩旁全是樹。樹被街燈照著，也是迷迷糊糊的。後來，車在一座宮殿式的大樓前停住了，人似乎也從夢中醒來，驚訝地望著周圍的一切，竟覺得是進了一個公園。
燕園到了，我開始了北大的第一個夜晚。這座宮殿式的大樓是第一體育館，這是我們進校後的第一個住處。院系調整之後，學校擴大招生，原有西郊燕京大學舊園，雖然新建了好多辦公樓和宿舍，還是不能滿足需要。這一年新生到校，宿舍調整不過來，只好在體育館和教學樓等處臨時設點，安置新生。這在學校是權宜之計，在我們卻已是非常滿意了：能到北京，能進北京大學，能在北大有一個安身的床位，當日有的，就是發自內心的幸福感。
第一體育館位於未名湖東岸，是燕大舊有的一座巍峨的建築。當年設計燕園的建築師很有眼光，他把整座燕京大學建成中國古典園林的樣子，建成了和周圍的三山五園皇家園林統一的風格，從而融在了一起。這座「一體」（我們對第一體育館的簡稱）也是如此，歇山式的大屋頂，灰瓦，紅柱，白牆，是典雅而莊嚴的皇家氣象。
我是八月下旬從家鄉福州出發，一路上先是輪船，而後敞篷車，輾轉至江西上饒，坐上火車，折騰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才到北大。到京時，已感到了秋涼——那時的天氣比現在要冷得早。但住進了「一體」，躺在那臨時安置的雙層木床上，就有一種溫暖塌實的到家的感覺。從這一夜開始，先是上學，後來工作，我在燕園一住就是半個多世紀，再也沒動窩，這是始料不及的。這是緣分，更是天意！
當學生的五年中，住處先後換過幾次。一體之後，好像還住過小膳廳。也是雙層的木床，木床一個挨一個地排滿了整座大廳。後來有了正式的宿舍，那就是十三齋——北大當年沿襲了燕京大學的習慣宿舍稱齋：德齋、才齋、均齋、備齋、體齋、健齋、全齋。新蓋的樓也叫齋，那就沒有當時那般的雅致了，按數字排列：一齋、二齋……我們住的是十三齋，還是上下鋪。以齋名樓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文革」，「文革」開始，大概以為這種叫法不革命，通通改叫「樓」
了。連同「德、才、均、備、體、健、全」，也一律以數字排名，叫紅一樓、紅二樓……
學校給我們配了個校工，我們喊他老宋。老宋當年大約四十光景，禿頭，性格幽默開朗。老宋的工作是給我們送信件、清理衛生。平時守門，冬天管拾掇爐子。我們和老宋結下了親密的友誼，他叫得出全齋數十人的所有名字，瞭解我們各人的性格脾氣。後來我留校工作了，還時有往來。
大學一年級是在十三齋度過的。在這裡我度過了入京後的第一個新年和春節。溫暖而熱鬧的十三齋，建築簡陋，房間割斷，但上方不封頂，各個房間聲息相通。但是我們幾個班級相處得很好，能夠互相體諒，是一個集體大家庭。在十三齋期間，我們聽了游國恩、王力、魏建功、高名凱、朱德熙、朱家玉等各位先生的課，開始接受這些學術權威最初的啟蒙。
大學一年級，我在老同學的引薦下參加了北大詩社，認識了張元勳、沈澤宜、李任、馬嘶、杜文堂、林昭等詩友。這些人中，有些又是後來《紅樓》編輯部的同事。當我們在北大開始新生活的時候，正是國內政治形勢活躍和鬆動的時候，「百花時代」給了我們以夢想，我們雄心勃勃地響應號召，向科學進軍，爭當先進班，爭做三好生，體育要過勞衛制的等級，等等。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的年代。
從秋天到冬天，大學生活的第一個學期結束了。留在記憶中的趣事也不少，記得初開學，魏建功先生給我們講音韻學，他找不到教室，遲到了幾分鐘。當他氣喘噓噓地來到教室，第一句話便是：「你們不要以為這是我的常態……」，他的「常態」引發了我們善意的笑。後來我自己當了教師，知道要守時，是從我們的前輩那裡學的。
冬天是期末考試的季節。那時北大是以蘇聯、以莫斯科大學為榜樣，處處學習他們的做法，實行副博士制，實行五分制，以及口頭考試制，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口頭考試，現在回想起當年高名凱先生的《普通語言學概論》學期考試，還心有餘悸，簡直太可怕了——一間單獨的屋子，一張鋪著白布的桌子，高先生正襟危坐，我是考生，坐在他的對面，我們一對一。先是抽題，那天我抽的是「試論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在關鍵之處我講不清楚，高先生一直啟發我。我出了一身汗。我知道，那五分是勉強給的。
我在中學學的是英語，因為一邊倒地學習蘇聯，大一開始就統一地改學俄語。一個學期下來，居然也得了五分。俄語學了幾年，幾位俄語老師（記得其中有姚學吾老師）後來成了朋友，還有漂亮的金景淑老師，她是朝鮮族，我們都喜歡她，後來她去韓國定居，我們一直很惆悵。我的俄語成績不錯，都是五分，可是事過境遷，現在連字母都忘得乾乾淨淨了。倒是中學時學的英語，現在也還記得幾個單詞。
除夕鐘聲在大飯廳響起來了，我度過了來北大的第一個年頭。那個夜晚我們在大飯廳徹夜狂歡，跳舞直至深夜。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還寫了一首詩：《一九五六年騎著駿馬飛奔而來》——
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
我也聽見一九五六年的腳步在響
雖然冰霜封凍著大地
可是我的心卻燃燒得發燙
祖國的每一天都不平凡
新來的年度又是這樣的充滿陽光
我要不虛度每一個有意義的時日
像勤勞的工人農民那樣
這是意氣如虹的年代，我們青春年少，不知憂患，惟有憧憬，我們享受著暴風雨到來之前的那一片春光燦爛。時間無情，此後不到一年光景，詩社散了，《紅樓》解體，上面提到的我的那些詩友，紛紛遭了厄運，他們經歷了無邊的苦難。我也沉重地告別了給我歡樂、也給我憂傷的歲月。
2007年月12日於北京昌平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