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一直走到了公元2000年初，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了根據作家柳建偉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突出重圍》。這部反映現代戰爭演習場面的電視劇，以大主題、大場面、大視野去表現當代中國軍隊的治軍思想，塑造了一批具有「現代戰爭」意識的中高級軍官。如：方英達、朱海鵬、范英明、江月蓉、唐龍、邱潔如等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個性鮮明的現代軍人藝術形象。第一次全方位展現了現代高科技條件下的實戰演習。劇中氣勢磅礡、呼嘯而來的導彈、殲擊機、武裝直升機、轟炸機、空降兵、特種戰車、坦克等似排山倒海一般；電子戰、信息戰交叉作用於戰場之中、數字化小分隊首次登台亮相，表現出了在演習中我紅藍兩方逐漸走向成熟的一批優秀軍事指揮官的光輝藝術形象。一句話，中國的軍人藝術形象，也挺起了胸膛，充滿自信地走進現代戰爭的藝術舞台。
作為一名軍人，也許我對軍人的理解不算膚淺；作為一名軍事文學愛好者，我對藝術的瞭解可能是很膚淺的。而我對軍旅作家筆下的軍人藝術形象的塑造是喜愛的，但是是不滿意的。因為我沒能看到他們在現代戰爭舞台上的身影。從軍人的使命本身來看，在高科技飛速發展並廣泛使用於現代戰爭的今天，一支不具備高科技知識武裝起來的軍隊，就會被用高科技武裝起來的軍隊所包圍，從這個意義講，我認為我們的軍旅作家有責任，有義務把中國軍人的藝術形象推上現代戰爭的藝術舞台，他們應唱好這一主旋律。我期待著，中國所有的軍人期待著！
原載《舟山日報》《南疆影視》雜誌
本文獲南京軍區徵文比賽一等獎
也為貪官找條理由
對世紀末的陳希同、王寶森和現今的胡長清、成克傑之流的貪官——我們姑且稱之為「貪官」現象，簡單地做傳統道德上的批判是最容易，也是最討巧卻是最沒有意義的。對於貪官現象必須作出社會理性的批判，才能正視貪官現象個人悲劇與社會悲劇根源之所在。有人撰文說是權力的專制滋生了腐敗，把貪官的理由歸結到「權力的專制」上，認為是「肌體的某些缺陷製造了腐敗的蒼蠅和蛆蟲」，也有人單純從道德操守的角度講貪官是失去了共產黨人的道德操守而應該繼續「慎獨」和「加強共產黨員的修養」。我們不否認道德操守的力量是有效的，但我們也同樣不可否認道德操守的力量又是有限的。
也有人乾脆設身處地為貪官著想：貪官的工資太低，中國應該實行高薪養廉。有位叫吳思的作者在《上海文學》上撰文《貪官的理由》中，就明確地把明朝的貪官現象歸結為這樣一個原因：「碩大的官僚隊伍分食著有限的資財，這種現象就猶如牧羊人養狗，每天只給碩大的牧羊犬喝碗稀粥，用這種不給吃飽的辦法養狗，早晚要把牧羊犬養成野狗，養成披著狗皮的狼。」他為明朝的貪官歸納了三點詳細的理由：一是實際收入養不活家小，不能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二是打點上司，迎來送往需要花費不菲的錢財；三是清官落入「食貧之人」的境地，一生的收支無法平衡。以上各種說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貪官現象還有一個最充足的理由，你且聽我慢慢道來。
如果你仔細地觀察了你周圍的人也包括你自己之後，你會發現支配著你周圍的人和你個人行為的某些東西，總是與我們宣稱遵循的某種原則相距甚遠，真正支配人們行為的是什麼呢？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結果、趨利避害的選擇，這種結果和選擇的反覆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人與官吏之間，人與某集團之間，人與人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公眾默認的具有最大「可操作」性，最大「利己性」長期遵循的「潛規則」。這是一套未必成文甚至羞於成文不能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則。
我打一個比方，人們要去打官司，首先會想到打官司的衙門裡我和某某熟悉；去做生意馬上會想到「管做生意」的衙門裡某某和我是朋友，大概只有少數人會想到我是納稅人，做生意是受保護的，打官司也是受保護的，「管做生意」的和「管打官司」的人都是公僕而不是「官員」。但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熟人」，然後才會有對事件的處理更大的把握性，這就是所謂的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助長了「公僕」的「優越感」，雖然公眾最痛恨損害公眾利益的腐敗，高喊反腐倡廉的「明規則」，但卻與心底深處的潛規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這巨大的反差和「諷刺」事實上就是貪官現象的一個社會理由：公眾潛意識中對這種潛規則的認同和接受。
「禮多人不怪」、「伸手不打笑臉人」是「潛規則」得以流行的「心理痼疾」。潛規則能逐漸被各色人等認識接受和使用，當然有更為複雜的原因，比如一個民族的傳統道德和整體素質及一個社會的整體風氣及政治的一個主要內容——民主化的進程。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潛規則」有它龐大的社會市場和操縱社會和個人的強大力量。這種強大的力量在以下一段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證。
明崇禎元年（1628年），明朝吏治已相當腐敗。十七八歲的朱由檢剛剛當了皇帝，很有一番抱負，決心要整頓吏治，懲貪反腐。他以朝廷的名義發出了「文官不愛錢」的號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明朝搞監察的官員）生性耿直，就給皇上寫了份上疏。在這份上疏中，他言辭懇切，除了強調官員的工資低是造成貪官的原因外，還特地提到了「行賄」之事。他說：「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餘的可以推想了。伏請陛下嚴加懲處，逮捕那些做得過分的！」
韓一良當時的職務相當於現在的科級或副科級。這樣級別的官員尚有人送「書帕五百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20萬元），這與當時明朝官員的工資相比，顯然是一個驚人的大數目。韓一良向皇帝直言，讓朱由檢龍顏大悅，召見眾大臣讓韓一良當眾宣讀他的上疏。讀罷，崇禎嘉許說：「韓一良忠誠耿直可以當僉都御史」，韓一良有望得到重用，一步升天。然而這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請示皇帝讓韓一良點出人來，看究竟是誰給韓一良送的「書帕五百兩」，大有要治行賄人之「罪」的勢頭。韓一良在眾大臣面前便哼哼唧唧，說不出話來，顯然十分不情願告發別人。然而五天過去了，韓一良堅守著自己的嘴巴，誰也沒有告發，於是惹得崇禎老大不高興，把僉都御史的烏紗帽收回，又把韓的給事中的職務也一併擼了去。韓一良寧願丟官，斷送前程，甚至冒著掉腦袋的危險，硬是不肯說出行賄之人，「伸手不打笑臉人」的心理頑疾由此可見一斑，這種「潛規則」的力量何其大也。其實，這也說明了韓一良本人對這種「潛規則」在潛意識裡的認同。
審視上世紀或前幾個世紀的中國貪官，從清朝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到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成克傑，除了歷史和法庭的宣判已為他們蓋棺定論之外，我們的結論是：由一個社會形態下的個人道德操守觀，拜權主義的立場來批判貪官現象，是無法完成使命的，只具喜劇和幽默效果。只有站在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正視和抨擊貪官現象，才能正本清源。
原載2000年6月29日《舟山日報》
重讀保爾
——追尋精神世界的家園
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蘇聯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而作為一部優秀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它因為塑造了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英雄主義形象而備受推崇——保爾成了無產階級思想陣地前沿的一把火炬，一面鮮艷的旗幟。
《鋼鐵》一書向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保爾戰爭年代流血負傷，和平時期積勞成疾，四次與死神相遇，但最終靠頑強執著跨過了死亡的門檻，最後雙目失明，全身癱瘓。「失去最寶貴的東西——戰鬥的能力，活著還有什麼用呢？」但保爾最終沒有逃避生命的殘酷，他沒有用幹掉過四個敵人的手槍結束自己的生命，他靠著頑強的毅力為人們寫了一部有關人生的巨著，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部書中流淌著保爾尚未凍結的生命之火，跳躍著保爾對待人生的鋼鐵般的旋律。保爾無疑屬於英雄。在蘇聯，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奧斯特洛夫斯基和保爾的故事。保爾是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一個徹底的為全人類的解放而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者。
但真正的英雄同時又是跨越時空、跨越民族、超越國度的。在中國，保爾的不朽形象也激勵著幾代人成長。46年前，北京男五中和女二中曾分設「保爾班」。如今老同學相會，敘說「保爾精神」，保爾的故事又把他們帶入了如火如荼的青春歲月。作為一個時代的縮影，「保爾班」的同學追尋往日情緒，不僅僅是「舊情」難忘，也是對未來的一種希望與企盼。多少年來，保爾的名字和那句「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品，而是一個人生命的動力，有了理想，就等於有了靈魂」的名言，成為一種不息的火炬，照亮了多少前進征途中的黑暗，激勵著多少人在逆境中與命運抗爭！毋庸諱言，今天有不少青少年會說「保爾精神過時了」，甚至還會發出「保爾是誰」的疑問。
當你在事業上遇到挫折時，請你去讀一讀保爾吧；當你不能面對生活的暫時黑暗，對生活失去信心時，請你去讀一讀保爾吧；當你被愛情沖昏了頭腦，而把人生的理想和事業擱置一邊時，請你去讀一讀保爾的愛情觀吧；當你無所事事，人生觀發生偏移時，請你去讀一讀保爾的人生觀吧；當你自以為看透一切，精神世界發生信仰危機時，請你走進保爾的精神世界，看一看保爾是怎麼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主義戰士的吧！
保爾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今天，當有人替保爾拂掉歷史的塵埃時，我發現，他揮向白匪的馬刀依然是那麼鋒利，比馬刀更鋒利的是他的思想。
原載《舟山日報》、《政治指導員》雜誌
選入海潮出版社《追尋精神世界的家園》一書
本文獲廣州軍區讀書徵文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