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個姐姐，大姐和二姐。我們那裡把閨女出嫁說成出門子，三天後第一次回娘家便是回門。大姐出門子是一九六九年冬天，那年她二十三歲。冬至過了，沒有下大雪，土路還是乾的。這個時候，嫁閨女娶媳婦兒的比較多。人們沿著河堤拾糞，或在冬麥田里挖野菜，聽見哪莊有鞭炮響，往那個村莊所在的方向望望，大體上可以斷定那莊有娶新媳婦兒的。我不記得大姐出門子時母親放鞭炮沒有，只記得大姐沒坐花轎，也沒坐搭篷的太平車，是送親的人跑到東莊西莊借到幾輛自行車，讓大姐坐到其中一輛自行車的後貨架上送到男方家去的。不是大姐不想坐轎坐車，是沒辦法，那時幹什麼都講究革命化，花轎燒光了，篷車不讓搭，提倡用雙腳在地上走著去結婚，大姐能坐上自行車算不錯了。
大姐出門子那天，我什麼事都沒管。母親不指望我管，我也插不上手。我是大姐的大弟弟，是這個家的長子，按說應該幫助家裡張羅張羅。可我無所事事，連自己都不知道把自已往哪裡安置。那年冬天，我是第二次報名參軍。和上次的結果一樣，體檢毫無問題，一政審就把我審下來了。大串聯時，我跑了北京、上海等不少大城市，把我的心跑野了，一心想走出去，脫離農村。去當兵是走出去的一條光榮途徑，可人家再次拒絕了我。我當時的苦悶心情可想而知。後來我在童年的夥伴家裡看到一張照片，那是我們去鎮裡參加體檢時照的合影，照片上十八歲的我，神情憂鬱得都掛了相。在這種情況下，對大姐出門子的事我不是很關心，我關心的是自己的出路，內心充滿自私。在大姐去婆家居住的那三天裡，我只是覺得家裡少了些什麼，並沒往深裡想。不像母親那樣坐臥不安，老是倚著門框愣神。直到大姐回門，我才知道出門子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是一位堂叔把大姐接回來的。送親時是堂叔帶隊，接大姐回門，只去了堂叔一個人。大姐的婆家中午要好吃好喝招待堂叔一頓，等堂叔把大姐接到家，已是半下午的光景了。這期間，母親一趟又一趟到村後的坑邊往北邊的土路上張望，那是大姐回門的必經之路。直到遠遠地望見大姐身上穿的紅棉襖，母親才退回到屋裡，搖起紡車子紡線。母親做得跟沒去張望過大姐一樣。大姐胳膊上挎著一個花格兒方巾包成的小包袱，來到門口，大姐剛叫了一聲娘，兩行眼淚就湧流出來。我們那裡親人重逢時不興握手，更沒有擁抱這一說，動再大的感情，也羞於在人前表示親熱。母親和大姐所能做的，就是互相抓著對方胳膊上穿的棉襖袖子，互相看看。我看見母親和大姐的手都在抖。大姐也許意識到現在正是她的喜期，不應該掉淚。她手裡事先預備的有一塊新手絹，趕緊用手絹把眼淚抹去了。大姐對母親笑了一下，笑著時，眼裡仍淚花花的。她的笑沒能堅持住，眼瞼一低，眼淚又流了下來。母親要大姐別哭，說這時候不興哭，別人看見了會笑話。母親不讓大姐哭，她自己的眼圈兒卻紅了。
在我的印象裡，自從大姐回門那一刻起，她的眼淚一直沒幹過。她的眼睫毛濕得粘到了一塊兒，眼泡兒被手絹擦得有些紅腫，連大姐的鼻子也被自己一把一把擰紅了。剛回來時，大姐的新手絹疊成幾頁，是乾爽的。不知什麼時候被淚水浸濕，揉得皺成一團。大姐臉上搽的粉被淚水洗去了，她沒有再往臉上補粉。沒搽粉的大姐比搽上粉還白一些，只是白得略微有些發青。大姐再也不願意離開母親似的，母親走到哪裡，她跟到哪裡。母親到灶屋做飯，大姐跟當閨女時一樣，馬上到鍋灶前去燒鍋。母親不讓她燒，怕柴草灰把她的一身新衣服弄髒。母親喊我妹妹去燒。大姐守在鍋灶前不讓開，低著眉也不說話，把豆稈柴送進灶膛點燃了。灶膛裡撲出的火光映在大姐臉上，似乎使大姐找回了一點以前的感覺。
她平靜了一些。原來母親是給大姐燒雞蛋茶。母親臥了兩個荷包蛋，碗裡放了一把紅糖，用筷子把紅糖攪勻，讓大姐趁熱喝了吧。大姐見母親這樣優待她，想到自己真的成了嫁出去的閨女，剛找回的一點當閨女的感覺頓時失去，心中波瀾又起。她搖搖頭，低下眼去。母親把碗遞在大姐手上，兩眼滿瞅著大姐，一再讓大姐喝。大姐把糖色很濃的雞蛋茶看了一會兒，到底沒喝。她怕淚珠子掉進碗裡似的，把碗送回灶台上。大姐讓母親喝，母親當然也不會喝。母親回到堂屋坐著，大姐跟過去，坐在母親身邊，依偎著母親。我沒聽見大姐向母親訴說什麼，一句也沒聽見。奇怪的是，母親也沒向大姐詢問什麼，沒有對大姐進行安慰，頂多用手輕輕撫一下大姐後面的頭髮。我不知道大姐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委屈，委屈的原因是什麼。
大姐的嫁妝是不多，兩床被子、幾件衣服，幾塊粗布衣料，一隻桐木箱子，還有一個搪瓷臉盆。而大姐對我們家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姐弟六個，父親病逝那年，大姐十三歲，我九歲，最小的弟弟還不滿週歲。大姐只上過三年學。我一上學，大姐就不上了，開始幫家裡幹活兒。春天，大姐到地裡放羊，打豬草。
夏天，大姐下進河裡給扁嘴子摸蛤蜊吃。秋收時節，大姐每日早出晚歸，到公家收過秋的地裡撿豆子，扒紅薯。冬天下大雪，大姐還要挑起一對挺大的木水筲，到村子南邊的井台去挑水。鉤擔的鐵鏈子長，大姐的個子矮，不能把水筲挑起來。大姐把鐵鏈子下端的鐵鉤子挽上來，鉤住鉤擔的梢頭，才把沉重的水筲挑離了地面。為了多掙工分，母親一天不落地加入到男勞力的隊伍幹活兒，顧不上、也沒有力氣再干家務。大姐不聲不響地把家務勞動都承擔起來了。如果說生活負擔把我們的母親變成風裡雨裡干男人活兒的父親，那麼大姐所代理的就是母親的職務。推磨、做飯、刷鍋、做衣服、做鞋、拆拆洗洗、縫縫補補等，差不多都是大姐干。
晚上，大姐還要在煤油燈下紡線，織布，常常幹到深夜。大姐沒發過什麼怨言，也沒說過這一切都是她應該干的，干就是干，似乎沒啥可說的。母親對大姐這樣干法好像也覺得平常，沒有怎麼誇過大姐，更沒有對大姐進行獎勵。只有那麼一次，母親單獨為大姐開了一回「小灶」，還惹得大姐傷了一場心。這件事還牽涉到我，已在我心底壓了二三十年，現在我把它說出來吧。時間是夏末秋初，公社收購站大量收購乾草。大姐為了多薅草，賣些錢買煤油買鹽，給我交學費，她每天一大早就帶上鏟子、大荊條筐和繩子出發了。
附近的草被人們薅完了，大姐要跑到好幾里遠的外村地裡去薅。中午不能趕回家吃飯，大姐就帶一點乾糧。乾糧無非是一塊紅薯面鍋餅子，或者是一塊紅薯。別看大姐的伙食很差勁，可她每天都能薅回一大筐草，外帶一大捆草。大姐把草筐和草捆連在一起，搭在肩膀上就馱回來了。不等大姐走近，我們根本看不出是大姐，只見一座青草的「草垛」緩緩向村頭移動，「草垛」把大姐的頭臉都遮住了。這天傍晚，又饑又渴的大姐把「草垛」馱回家時，母親告訴她，鍋裡為她煮了一隻老斑鳩，很香。母親說，就一隻老斑鳩，沒法兒分，讓大姐吃了算了。大姐向來對母親的話深信不疑，加上她的確餓了，就把老斑鳩的肉吃了。
我放學回來後，聞見灶屋裡飄出一股肉香。那時我很饞，鼻子是很尖的。到灶屋掀開鍋蓋一看，鍋底還剩下一點湯，上面還漂著幾個油珠子，一嘗，果然肉味很濃郁。我問母親煮的是什麼肉。母親見大姐在一邊，說她撿了一隻老斑鳩，煮煮給我大姐吃了。我一聽頓感很生氣。以前，母親，包括大姐，對我都是很照顧的，家裡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從來都是留給我吃，這次不知為何把我忘了。我生氣的表現不是很強烈，不吵不鬧，是一種慪氣的辦法。乾柴火一點就冒火苗子，火氣就出來了，煙子滿屋子毒濃濃的，辣眼，嗆鼻子，噎喉嚨。我屬於濕柴火類型，生氣來得比較持久，也更為惡劣一些。我的慪氣很快見效，大姐對我露出愧疚的表情，她對自己吃一隻老斑鳩定是後悔了。母親要我別這樣，說下次拾到老斑鳩一定給我自己吃。不行，我就要吃這一隻。這是我在心裡說的，目的是鼓動自己把氣慪下去。我看不見自己的眼睛垂得有多低，嘴巴噘得有多高，反正盡量往嚥不下這口氣的樣子做。母親覺得不跟我解釋不行了，趁大姐轉身去幹別的事情時，母親悄悄地對我說，給大姐煮的不是什麼老斑鳩，是一隻老鼠。
下午，母親和一幫男勞力在場院裡清理一個大谷草垛的垛底子，從下面躥出不少老鼠。母親用木叉拍死了一隻。母親見老鼠吃得怪肥的，就把鼠扒了皮，開了膛，剪去頭尾和四隻爪子，只剩下一滾兒肉，才說成是老斑鳩肉，蒙著大姐吃了。我們那裡從來不吃老鼠肉，認為老鼠長得很鬼祟，是骯髒的東西。母親決不會讓我吃老鼠肉，她用長遠的觀點，以培養家庭長子的規範對待我，希望我從小就養成乾淨的精神。母親不會這樣說，實際上她是這樣做的。聽母親這樣一說，我的氣才消了，眼睛和嘴巴稍微放平一些。不料母親跟我解釋的這些話被大姐聽去了，大姐馬上噁心得跑到糞窯子邊上乾嘔。
大姐蹲在地上，伸著腦袋，手捂胸口，嘔得聲音很大。大姐到底沒把吃下去的老鼠肉嘔出來，眼淚卻嘔出不少。母親很快過去，安慰似的幫大姐拍後背，擦眼淚。大姐很快諒解了母親，沒對母親說一句不好聽的話。這就是大姐，她只知道拚力為家裡幹活兒，從不想著得到什麼報償。我們那裡有一句流傳廣泛的說法：老大是個惡水缸。意思是說，在兄弟姐妹中間，誰是老大，就得早早幫父母幹活兒，幫家裡帶小弟弟小妹妹，受苦受累最多，挨打受氣也最多。大姐想必聽說過這句話，她默默地接受了。我相信，大姐絕不會嫌母親給她陪送的嫁妝少，要是這樣，她就不是我們的大姐了。大姐臨出嫁前非常難過，下面還有好幾個弟弟妹妹，她很替母親發愁，不忍心離開我們。
有嬸子輩的人和村裡的姐妹們來看望回門的大姐，跟大姐說話。大姐一掃滿腹委屈的情緒，馬上離開母親身邊，心平氣和地跟來人說話，大姐沒有顯得很被動，不是人家問一句她答一句，她跟人家說得家家常常的，一點兒也不冷場。我們姐弟六人，大姐的口才是最好的。她對新鮮的話題敏感，記性好，鄉俗俚語掌握得很多，各方面的話都能說。我實在記不起大姐跟來人說了些什麼，我暗暗佩服的是大姐的自控能力。大姐剛才還是愁眉苦臉，一轉眼就變得跟沒事人一樣，該說說，該笑笑。這裡面需要多麼大的力量來扭轉。要是我，說什麼也做不到。我願意大姐跟來人多說一會子話，別再傷心落淚了。可是，來看望大姐的人一走，一塊陰雲很快又罩在大姐臉上，大姐尋求保護似的，迫不及待地靠回母親身邊，黯然神傷。大姐當過生產隊的婦女隊長，很善於勸人。過去她為多少人排過憂愁，解過疑難，現在事情到了她自己頭上，她怎麼不勸自己呢？難道大姐真的陷入了一種不可自拔的痛心境地了嗎？
我想起來了，也許大姐被人家鬧洞房鬧得太過分了。在新婚的第一晚，我們那地方興鬧洞房。鬧洞房有許多惡俗的名堂：往新娘子頭髮裡揉蒼狗子；逼新娘新郎當面做親近動作；把手絹綰成疙瘩，塞進新娘上衣深部，讓新郎掏出來，名曰掏老斑鳩；一群人起哄著把新娘壓在床上，說是壓摞摞……五花八門，幾近野蠻。閨女家一般選擇冬季結婚，為的是可以穿得裡三層外三層，把自己遮蔽起來，以渡過鬧洞房的難關。要是熱天結婚，單薄的衣衫哪禁得起你撕我扯。按說當時天天都在嚷嚷這革命那革命，鬧洞房的陳規可以改一改。誰知事情正相反，口號喊得越響，人們對鬧洞房之類的事越是熱衷。當然，在鬧洞房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會冠以革命的名義，讓新娘唱一個大海航行靠舵手，而後就該販賣私貨了。我大姐婆家的村子比較大，有一千多口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