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微特徵的方法，就是利用這些不起眼的決定來預測更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一個人如何投票。無論在消費品營銷還是政治咨詢領域，人們都非常關注精微特徵。不過，正如我們說過的，危險在於如果你將很多很多數據給一個沒毛的類人猿，他也會發現那其實不存在、無法經受時間檢驗的模式。我們將讓心智特徵和「人口特徵+精微特徵」進行新的比武，從而我們能夠確定這兩種方法孰優孰劣。
投資
我接到報告說，一輛藍色寶馬車正超速行駛，在車流裡左右穿梭，不顧一切地向前衝。請注意。
——記者在警方對講機上聽到的內容，《紐約時報》2007年10月17日報道
要想打破陸地行駛速度紀錄，你不但需要高超的工程技術，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你還需要一種能培育冒險精神的文化。以英國為例，十多年前，一位原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駕駛著推進號超音速車（ThrustSSC）打破了音障。而現在，新出現的「偵探犬號超音速車」（BloodhoundSSC）好像已將速度又提高了50%，推動它的引擎則是火箭引擎與颱風戰鬥機（EurofighterTyphoon）引擎的結合體。
美國人也喜歡冒險，而且除了挑戰陸地速度極限的大型團隊，他們還有一種為業餘愛好者設計的比賽。這些愛好者沒錢去造火箭滑車，但仍喜歡開快車。這種比賽叫做「美國快車」（theU.S.Express）。這項非法比賽繼承的是炮彈飛車（CannonballRun），因為參賽者被要求盡可能快地橫穿美國大陸，所以不可能不超速。路線和躲避警察簡直是一種藝術，但（傳說中的）當前紀錄保持者在21小時裡行駛了200英里。亞歷山大·羅伊（AlexanderRoy）駕駛一輛改裝了的寶馬M5，還有一個後勤團隊乘著賽斯納（Cessna）飛機，負責在空中發現警察。儘管羅伊出版了一本書講述這段經歷，但他並沒有被逮捕；相反，他還一路高歌猛進，贏得了英國真人秀節目《終極花花公子》（TheUltimatePlayboy）的大獎。
相比之下，芬蘭人好像不太重視速度。他們保持的唯一紀錄是在冰上，那次尤哈·坎庫寧駕駛著他的賓利，跑出了多英里的時速。未來破紀錄者的後備軍——那些富有、熱愛冒險、擁有時髦汽車的傢伙們——非常鬱悶，因為芬蘭有獨一無二的交通違例罰款制度。在那裡，超速駕駛就像是參加莊家操縱賭盤情況下的豪賭，因為罰款是按照你收入的固定比例來的。
2002年在赫爾辛基一個限速31英里/小時的區域，安西·范約基（AnssiVanjoki）駕駛著他的哈雷—戴維森摩托車，被發現時速達到了每小時47英里。這要是在美國，根本就不會引起警察的注意。好消息是，這位諾基亞公司的高管有足夠的錢交納罰款。壞消息是，他當時的年收入為1250萬美元，所以按照以14天收入交罰款的規定，他所領罰單上的金額是103600美元。不過，後來他在法庭上證明了自己持有的諾基亞股票總值已大幅縮水，所以被罰額度減少了95%。額度的減少使他無法再吹噓自己拿到了「史上金額最高的超速罰單」，不然的話，那張罰單可是值得「炫耀」一番了。
而且，芬蘭人不止討厭超速駕駛，還討厭賭博。芬蘭只有一家由國家控制的賭博公司，而政府認為，這是為了維持秩序的需要。歐盟卻不這麼看，他們一直在跟芬蘭鬥爭，要求芬蘭開放其在線賭博的邊界。
總體來說，芬蘭對快速移動物體與風險的敵意有助於我們的研究，儘管是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研究人員常在芬蘭研究人們的投資行為，因為這個國家有全面而豐富的數據庫，而且樂意共享數據。利用超速罰單和股票交易的公共記錄，他們得出結論，那些在尋求刺激方面得分高的人——以每人所得的超速罰單數來衡量——在股市中交易更頻繁。男性如此，女性也是如此，這就說明人口特徵不能等同於經濟命運。
尋求刺激還包括賭博、飲酒等相關行為，與我們的「風險」要素十分類似。我們無法對比美國的超速罰單與人們的投資信息，但我們可以分析「知識網絡」的數據，看我們對於風險的理解是否與芬蘭的研究一致。在「知識網絡」的調查中，被調查者將他們的投資策略分為保守型（不冒險，喜歡較可靠的低回報）、穩健型（風險與回報保持平衡）、激進型（願意為了可能的回報冒更大風險）。多數人將他們的投資策略選為「穩健型」，人們最少的是「激進型」。
我們預計，無論在芬蘭還是美國，風險接受度高的人會進行激進型投資。我們還可以檢驗還有哪些心智要素在影響投資，以及「人口特徵+精微特徵」能否很好地解釋激進型投資行為。然而，與前面的那場比武不同，這次先從人口特徵開始。要想進行投資（無論是否為激進型），你首先得有資金，所以我們預計：收入會對這種行為施加巨大影響。還有一種傾向就是，年輕人會是激進型投資者。老年投資者會低風險投資，他們寧願用低的平均收益換取更大的確定性，因為他們的錢需要留做生活費。
知道了這些傾向，我們不出所料地發現，「人口特徵+精微特徵」的確能夠有效地預測激進型投資行為。正如我們預計的那樣，年齡和收入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另外起作用的變量只有兩項：性別和學歷。男性和高學歷的人傾向於更高風險的投資策略。
然而，即使考慮了收入、年齡和淨資產，我們發現心智特徵仍能對人們的投資策略提供更多解釋。消費更多信息的人往往激進型投資。重視未來的人會接受更高風險，以換取將來的收益。當然，最有影響力的核心要素還是「風險」。有些人為了得到當前的快樂（通過吸煙、開快車、參與危險的體育運動），寧願接受發生糟糕後果的小概率可能性，這類人也更加願意進行高風險投資。
有了「知識網絡」的數據，我們得以瞭解投資行為的另一方面。儘管各人對如何定義「激進型」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數據中有一個毫不含糊的事實：一個人改變投資組合的頻率。以此指標來衡量，我們關於激進型投資的研究結果與上文的結論大致相同，只有兩個例外。首先，心智特徵作為一個整體，比「人口特徵+精微特徵」的效果更好。為公平起見我們要說清楚，這部分是因為：不炒股的人沒被問到這個問題，所以年齡和收入的作用就被削減了。其次，在解釋人們如何看待其股票時，「黏性」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黏性」高的人傾向於長期持有股票，所以，一個人在「黏性」坐標上位於何處是最重要的信息，是我們最應去瞭解的。
這些結論加起來，就成為你投資方面的安慰劑，可以讓你興奮起來。心智特徵對投資很重要，但其作用不同於「人口特徵+精微特徵」。事實說明，你可能太窮而沒錢去投資，畢竟，多數人都沒有賣空股票或購買期貨的祖父母。收入和年齡的確作用巨大，如果我們研究發現不是這麼回事，那你完全可以把我們當成大騙子。然而，我們要說的是，關於那些有錢、有時間去投資的人，你只有理解他們的心智特徵，才能完整把握他們的投資策略。在這一領域，綜合模型能提供最好的結果。
禁毒沙皇……氣候沙皇……
禁同性婚姻沙皇？
每個選舉週期，尋求支持的社會保守人士都會提出，要通過立法或公民投票來禁止同性婚姻。相關爭議使得這一問題更加有意思，卻也增加了研究難度。大多數人不願向陌生人透露他們的性傾向或對同性戀的態度。民意測驗專家經常間接地提問，或將這類問題放到最後。這是一種手段，所以即使被調查者感覺被冒犯、不願再配合調查，至少對前面的問題已經給出了答案。
美國的人口普查基本不會涉及同性戀問題，這就使得研究人員不得不靠代理公司完成有關工作。代理公司通過分析住在一起的單身、同性夥伴的數據，來確定一個地區同性戀人士的數量。私人公司會收集關於性傾向的數據，營銷人員會根據這些數據為同性戀客戶設計產品。然而，這類問題的提問方式反映了有關性的問題是多麼敏感。「知識網絡」的調查直接問到了很多私人問題，包括健康狀況（例如，你是否身患癌症？）、撫養子女（例如，你是否進行母乳餵養？）、藥物使用（例如，你是否服用治療勃起障礙的藥物？）。但碰到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公司就會變得非常小心翼翼：
以下兩個問題關乎個人隱私，所以如果您不願回答，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是這種情況，請標明。
1.據您所知，您身邊有親戚或朋友是同性戀或雙性戀嗎？
2.您自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嗎？
另外，「知識網絡」還直接詢問被調查者，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反對以下陳述：「兩個同性成年人之間發生性關係是完全錯誤的。」
一般觀點是，要想預測人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方法很簡單，問問他們屬於哪個黨就行了。畢竟，同性戀權利一直是共和黨鼓動選民的「三板斧」之一。霍華德·迪恩承認這一點，但希望其能改變。他在2004年大選時說過，「早晚有一天，那些地方（南部）的選民會厭倦為了槍支、上帝、同性戀而投票，會轉而為教育、保健、工作投票。」克裡競選總統失敗後，人們總結了（多種）可能的原因，其中包括：有人在俄亥俄州農村地區打了很多電話，強調克裡在同性戀問題上的立場，還有，想通過公民投票來禁止同性婚姻的福音派基督徒進行了集會。
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這個問題像多數倫理或社會難題一樣，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個人因素。很多人對同性戀的態度由他們認識的人或信仰的宗教決定。其他人則非常重視這一問題的政治因素，例如《捍衛婚姻法案》（該法案禁止聯邦政府認可同性婚姻），還有各州關於同性婚姻的規定。體現這一問題複雜性的最著名例子，或許就是切尼一家。在迪克·切尼與約翰·愛德華茲2004年進行的副總統競選辯論中（由格溫·艾菲爾主持），這種複雜性得到了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