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進入了男女之間相互馴服的階段。盡量搾取對方的愛之類的事情，難免要發生。這種事，戀愛過的男女都有體會。被馴服甚至意味著甜美。但是對我而言，更多的慾望還是要馴服對方，要她對我忠心不二，恨不得用一個吻在對方的嘴唇上蓋下封印，從此確認領屬關係，千秋萬代，以迨永遠。自然，戚敏既願意被馴服，又不願，欲擒故縱，屢屢在被馴服的邊緣逃掉。比如當我問她是否愛我時，她會說「我愛你」，可是倘若不長時間內問了三次，她便會嬉笑著搖頭否認，因為她知道只有第三次才會令我滿足。這一切與兩萬年前某個春天裡的兩隻鸛鳥的做法並無不同。作為率先謀求馴服的一方，我使出各種手段，軟硬兼施。戚敏也會反過來試圖馴服我，找點兒小事吵架，誘使我道歉，等等。我們甚至期望對方用容忍和淚水來證明鍾情。這是一個悖論：真摯的愛恰恰是最殘忍、最充滿心機的愛。也正是在互相馴服的過程中，我們敞開彼此，心心相印。說起來，所謂人性，並非深不可測，甚至相當幼稚，所謂人性的複雜，其實只是含混罷了。當然，並非所有的戀愛故事都是如此這般，單就我而言，與D縣高中的那個女孩交往起來就平淡得多，可以說和和氣氣。但我與戚敏就是如此。
有時我也會玩世不恭一下。「接吻技術真糟，你那個男朋友也沒教好你呀。」有一次，我說。
戚敏立刻推開了我，嘴巴抿成了一線，眼睛裡噴著怒火。我笑起來，挨近她，她在我胳膊上打了一下。我抓住她，她扭動著，直直地盯著我的眼睛，一言不發，胳膊上的肌肉硬邦邦的。
她的「技術」其實很好。有時，在她的宿舍樓下的夜色中，說的話越多，我就越是意識到她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她的有點兒沙啞的嗓音也讓我感到陌生而又似曾相識。「你長高了。」她笑著說。在我們親吻的時候，她腳尖踮起來，讓我幾乎不需要低頭。她的身體自然地傾向一側。就像五年多以前那樣，我再次暗暗驚歎她別有嫵媚的風姿，頭與脖頸的銜接是多麼優美。
她越來越信賴我，無論我說什麼，她都會點頭讚許。我講講我們大學裡的各種怪事，隨口說說笑話，都逗得她開懷大笑。有時候，公共汽車裡寒氣逼人，玻璃上結了厚厚的窗花，外部世界一片朦朧，我們不得不依偎在一起取暖。她挽著我的胳膊，不時打一個激靈，在我耳邊摩擦牙齒，嘴裡說，「吱吱吱！」好像她是一縷寒風，就要鑽進我的衣領。她的臉凍得粉白，鼓著嘴巴，作勢威脅著我。我要親她，乘客紛紛側目，她抗拒著，低聲地笑起來，「你怎麼這樣呀？」然後，她假作冷得發抖，在那個吻中嗒嗒地交錯著牙齒，像割草機一般試圖剪掉我的舌頭。可怕的技術。
另外一些時候，她則顯得成熟得多。她正在好年紀，給我風韻淡遠的印象。在我們能找到的無人房間裡—比如嘉措出差之前偶爾會像狐狸般怪笑著，把他的房間鑰匙丟給我—我們親熱之時，她也反應敏銳。爸爸媽媽在寒假前去了天津，家裡空無一人，又是在我的那張小床上，我們得到機會共度了兩天，有了各自的第一次性經驗。只能說，那是一個恰好如此的時間。性觀念的鬆弛，正是在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之間發生的。對於我們來說，這則是水到渠成之事。我對女孩的身體固然迷戀，身體的某個器官也充滿緊張感，不做愛便不能放鬆，腦子裡也充滿了自然賦予的佔有慾，可是我所尋求者，不僅是身體的溫存和性的美味，更懷著一種「合二為一」的強烈願望。那種感覺，好似我們兩個人的身體都像亨利·摩爾的雕塑一般，存在著某種殘缺與空洞，需要把對方拿來填補自己，才成為完整的、安寧的人。簡直像稻草人需要稻田、金銅仙人需要漢宮、月光需要夜晚一般，幾乎是一種形而上的需要。
那次爸爸媽媽去天津，是為了購進一批箱包。對家裡來說，是相當大宗的生意，為此爸爸幾乎拿出了全部本錢，換房子的計劃也為之延後，因此媽媽才要跟他去，認為兩個人的眼光總比一個人強。孰料那正是爸爸的生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自然，當時我們每個人都對此一無所知。
寒假期間，氣溫一度低至零下二十六度，在室外待的時間稍長幾乎是一種恐怖經歷。我常躺在床上看書，偶爾站起看看窗外，公共汽車正小心翼翼地行駛著，旋即淹沒在煙氣一般的風雪之中。正值春節前後，娛樂場所乃至飯店有很多關了門。即便我去找戚敏，也無處可去。至於兩個未婚者去開房，那時完全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我們只好在父母睡了之後偷偷打打電話。我們約定開學前兩天到她的宿舍相會，那時她們宿舍已經開放，而外地女生們尚未回來。
戚敏宿舍門房裡的老阿姨圓臉尖鼻子，甚是機警，貓頭鷹一般伏在窗口前，一個白天眨眼不超過三次，要想在她面前混進女生宿舍，難於混進克格勃總部。我索性在樓體上攀援上下，戚敏甚是擔心，我則保證絕對無礙。果然甚是容易。女生宿舍裡空蕩蕩的，四樓只有走廊另一端的一個房間裡躲藏著一對情侶。我們與他們偶爾相遇，心照不宣。整個白天都無人打擾，只是每天十點鐘熄燈之前老阿姨會上來巡查一番，絕不放過任何一間宿舍，如果針也分男女的話，那麼一根男針都別想留下。我便在九點半左右爬下樓去，一個小時後按照戚敏在窗口給出的信號再爬上去。陳垚大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當初他傳授的訣竅竟然在此時派上了用場。
第一天一切都好。第二天晚上，我忽略了窗台雪下的薄冰，摔到了樓下。當時是夜裡十點一刻左右，我心情頗為愉快，便突發奇想，想提高攀爬的速度。我本該用腳尖小心試探，判斷是否有薄冰，當時卻草草踢開積雪用力蹬下去。那一定是非常薄而不均勻的一層冰，因為我的左腳尖只是向左側滑動了大約半厘米，可是立刻甩飛了重心。我從二樓那麼高的地方摔了下去，幸好，勉強可以做到單腳著地，摔倒在側後方的雪地裡。所有的內臟都攪在一起，心臟大聲鼓動，我盡力恢復呼吸的節奏，同時想著怎麼辦。四處仍舊黑暗而安靜，唯有風聲不緊不慢地呼嘯著。兩分鐘之後，我感到輕鬆多了，站起身來，離開這個危險地帶，慢慢走到旁邊的小樹林裡，如果有巡邏人員詢問，我想，就說在校園裡散步好了。雖說一個外校學生在如此寒夜之中在這裡散步，無論如何也是講不通的，而且他們會把任何可疑之人先逮住再說，我卻別無他法。在樹林裡待了一會兒，漸漸覺得血液順暢地湧流起來，內臟的震動感也消失了。
我再次攀援而上。宿舍裡關著燈，戚敏的身體沐浴著冬夜月色，柔光熠熠，令人不勝憐愛。纏綿之間我突然覺得右腳腳底某處疼痛難忍，但並未停下，因為戚敏正在叫著我的名字。她第一次像煮蛤蜊一般完全打開。宿舍雖不暖和，我的後背也沁出滴滴汗珠，旋即被穿透窗縫的涼風吹散。
須臾之後，我腳上的疼痛益發劇烈起來，整個右腳高高腫起。戚敏擔憂，我反過來勸她沒事，自不必提。第二天早上，我們別無選擇，唯有戚敏扶著我，硬著頭皮從老阿姨眼皮底下出去。老阿姨震驚而且狐疑地問，他什麼時候進來的？戚敏匆匆地說，他剛進來的你沒看見。
我們去了骨科醫院，拍了X光片，醫生拿著片子反覆看了幾眼，說，骨折。我一時反應不過來，說，不可能。醫生說，什麼不可能，你是大夫還是我是大夫？這在骨折裡算很輕的了。
醫生沖日光燈舉起X光片，用鉛筆指指點點對我解釋，這是第一蹠骨骨折。說罷，讓我去處置室打了小腿石膏。回來，這醫生囑咐我至少固定四周，又拿起圓珠筆，問，住不住院？你住也行，不住也行。聽來便知，根本無須住院。我想了想說，住。戚敏說，幹嘛住院？這兒條件總沒有家裡好。我低聲說，這樣你看我就不用跑那麼遠了呀。醫生筆走龍蛇地開了住院單。
病房在住院部二樓，一共六個病人，都像火柴人似的折斷了什麼地方。以前只在電影上見過傷員打石膏，都呈雪白、堅硬、清潔之狀。其實石膏外面還要纏上一層紗布，護士懶得打理，我的紗布幾天之後就是灰的了。每天我吃罷了難吃的病號餐，喝過了熱水，便裹著灰色的紗布，躺在病床上讀讀閒書，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者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之類，前者大約是我在那一年裡讀的唯一一本能跟法學扯上些許關係的書。戚敏想來探望我的話甚是方便，出了校門，坐上兩站電車就到。有一次，她搬了一個板凳坐在我床邊，脫下右腳的鞋子，再脫下襪子，腳趾靈活地甩動起來，問我：「你能不能？」我自然不能，否則她就不會這麼做了—我的右腳還裹著石膏呢。即便沒裹石膏，這種本事我也望塵莫及。她的五個腳趾像五顆豆子，簡直可以向任意方向任意高速運動。我看得入迷，她就低聲竊笑。一位一直在看《參考消息》、跟每個人打官腔卻不知為何沒住高幹病房的大叔問戚敏：「姑娘，你這是特意練的？」戚敏指著我說：「是啊，跟他學的，他就是練得太勤奮了才骨折的。」大叔耿直地感歎說：「真是這樣？看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事，要成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醫院租給了我一副醫用的木頭枴杖，用起來極不舒服。使用過那種老式枴杖的人一定知道，這東西用來打架是好兵器，做劈材也物盡其用，用來輔助走路卻實在不妥。太重太硬不說，高低不能調節，還受潮變形，拄上之後簡直走不成直線。每天下午，由戚敏陪著，我拄著這副怪傢伙，船夫一般左搖右蕩地在走廊裡活動筋骨。我們喁喁私語，其實說的都是閒話，倒像兩個老人家。我的印象是，再也沒有比熱戀中的男女的談話更像開會的了—絮叨而全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