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寒假過後，夏冰去了城市另一端的舞蹈學校。她是硅酸鹽廠子弟中學初一年級最不聽話的女孩之一，對粉餅之類的東西的興趣遠遠大於書本，學習成績一塌糊塗，老師申斥她，她居然頂嘴。這次轉學有賴於藍阿姨的幫忙，因此夏冰向她保證，去了之後一定好好練舞。於藍說：「你少跟我甜嘴蜜舌，阿姨把醜話說到前頭。第一，練芭蕾舞，你年齡已經大了，想有出息，難，你媽媽不指望你練得多好，只希望你學成了，將來當個老師，要我說，當老師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首要目的還是加強修養；第二，練舞辛苦，你以為是玩兒呢？有你哭的時候。」舞蹈學校的日子果然如地獄一般，壓腿、踢腿、下腰，把夏冰疼得痛哭流涕，可是她剛想叛逆那麼一下，教鞭已經尖叫著抽過來了。夏冰見風使舵，立刻乖巧起來。如今寄宿在新學校已有月餘，夏冰漸漸適應了，故態復萌，吊兒郎當起來。喬雅說，用《夜航船》裡頭的話講，這叫「且待小僧伸伸腳」。
夏冰一離開家，就沒人照顧豆豆了，夏明遠只好把它送給一個熟人。夏冰親手給它縫了一件小坎肩，這在當年可是絕對時髦和罕見之物。告別之日，豆豆穿著小坎肩，惶惑不安，惹得那個新主人哈哈大笑。夏冰又恨這個人，又不敢表現出來，怕他因此虐待豆豆。她與豆豆灑淚而別。
夏衝去過兩次舞蹈學校，給夏冰送東西。第一次去的時候，女孩們都尖叫起來，啊，你就是夏沖哥哥！原來夏冰常常吹噓，她有個哥哥，聰明絕頂，無所不能。夏沖有點兒手足無措。這些女孩頗為時髦，年紀雖小，卻早早就明白美貌是一種資本，目光直率，顧盼生姿。她們沒準兒覺得他尷尬的樣子頗為有趣，不過司空見慣也不一定。
已經有男孩開始追求夏冰了。真厲害，她才十二歲！那個男孩寫了一封信，委託夏冰同班的一個女孩轉交，信中說，他想做她的「哥哥」。夏冰還在不解風情的年紀，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她圈出了信中每一個她能挑出的錯別字，深感厭惡地回復說：「我自己有哥哥，他頂你一百個！」
夏冰一離開家，思齊路六十號的這套二樓房子頓時冷清下來，就像走掉了一個騎兵連。有時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飯，一句話都不說。夏明遠時而偷偷觀察夏沖，想開口說點兒什麼，卻不知道說什麼好。兩年來，他能夠找到的與兒子談心的機會越來越少，終於完全找不到了。
夏明遠處在哀樂中年，人世呈現出同過去迥然不同的面目，煩惱隨著歲月的嬗遞而增長，卻變得輕飄了，不再像以往那樣真切。他經過了奮鬥，榮任了鑄件分廠的廠長，如今苦惱地滿足了。
正是爺爺那讓夏沖在心底裡微微感到一絲欣賞的滿足，出現在父親身上，卻引起了他的反感。
夏沖蔑視各種滿足，一個男人蹺著腳半躺在沙發上，則是其中最難以忍受的一種。而他的父親，正是那個晚飯之後躺在沙發上，讀著因從遙遠的上海寄過來而姍姍來遲的《新民晚報》，為環繞四周的日本產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錄音機和一台漏電的單筒洗衣機感到心滿意足的人。
父子倆的最近一次談心是在夏沖剛上高中不久的一個星期天。夏沖沒有像平素對喬雅那樣不耐煩，忍受著聽完了父親的話。這不是出於親近，也不是出於畏懼，而是因為他感到自己跟父親的關係跟與母親的不同：還沒熟到可以隨便發一通脾氣的地步。這只是陌生人之間的容忍度反而高一些罷了。夏明遠對兒子講述了自己的人生。小時候他見過蘇聯兵，「大鼻子」們在街上橫衝直撞，有一次他過馬路，被坦克撞倒了，履帶都壓到棉帽子了，竟然活了下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餓得「前胸貼後背」，每天呆呆地坐在牆根兒下發呆；參加工作之後，他那麼辛苦，工資少得可憐，還要負擔弟弟的學費，過年時還給弟弟妹妹們買衣服帽子；不到二十歲他就支邊去了甘肅酒泉，在阿爾金山的風沙中吃盡了苦頭；回來之後，在「文革」中度過了蹉跎歲月；「文革」結束後，他兢兢業業地工作，奮鬥不息；故事的結尾，便是他榮任分廠廠長。至此，故事便在苦盡甘來的深深感慨中圓滿結束。總之，作為父親，他已經樹立了榜樣，夏沖應予效仿，切不可像陳垚一樣誤入歧途。進而，談到人生，關鍵是「男人要有事業」。
夏沖沒看出父親有何「事業」可言，尤其討厭他滿足的口吻，心裡簡直想叫他「老頭子」了。
這鄙夷日益加深，成為了成見。父親注意到了夏沖的反感，卻無法猜測原因。他不會想到，夏沖對父親的全部看法便是他已經如蛤蜊殼裝的蛤蜊油一般，過時了。喬雅對此使用一個新詞：代溝。夏明遠難以想像，兒子竟然會因為他稱讚了八王寺汽水的味道卻不知道可口可樂而對他產生敵意。
夏明遠感到兒子那對往日家庭溫情的一絲懷念，被一顆漸漸冷硬的心取代了，他不可能意識到，夏沖貪婪地生長著，忍受也享受著自己似乎變得罪惡的痛苦。當父親或母親掩飾著憂慮轉過身去時，他為自己變得毫無感情而自責，又束手無策。他與父親的想法錯誤地吻合了，認為自己真的是那樣一個人，缺乏情感，冷酷，不會為他人做任何事。的確，在那個春季，儘管父母都在為生活操勞，夏沖卻毫不體恤。吃完飯他立刻就走了，對家庭毫無留戀之意。他譴責自己自私，覺得自己真的像喬雅所說的那樣，成了一個冷血動物。夏衝過早地對童年產生了眷戀之情，夜裡躺在床上，他懷念父母當年那年輕的面容，在幻想中一再重複那些少見的歡樂時刻，可是到了白天，這一切又消失了。他發現自己心中只有憤怒。他躲避著父母。他的眼神不再與他們的相遇。一種深深的隔膜和冷漠讓這個家庭噤口不言。
在這個春天，父親幾次想與兒子溝通，都沒有成功。夏沖放學進了家門，夏明遠剛想把準備已久的搭訕話講出來，兒子已經鑽進了自己的房間，關上了門。等到天黑以後很久，孩子才開門出來，狼吞虎嚥地吃掉晚飯，沒有任何交談的興趣。一天晚上，夏明遠從維護通道爬上樓頂找到了兒子。夜色中，夏沖坐在樓頂視野最開闊的一側，緊挨著邊緣，默默地凝視著遠方。那孤寂的背影在一瞬間讓父親感到心酸，他想起孩子在過去的貧窮生活中吃到的種種苦頭，想到在那些夫妻爭吵的日子裡給孩子形成的壓力，又猜想他也許是因為考試臨近而感到不安，於是申斥的念頭退卻了，回到了樓裡。他沒有看見，一把很小的鋼斧正躺在夏沖的兩腿之間。那是一天早上在路邊一個小貨攤上買到的。夏沖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年齡，總要迷上一件凶器。夏明遠也沒有預見到，一個接近孩子心靈的最好機會已經失去了，下一個機會的出現也許要等上十年甚至更久，在那使一切混亂的騷動平息之後。
在思齊路，「過時」者多如過江之鯽，而最「過時」的一個則非馬伯雄莫屬。他勉力維持著貧窮而革命的形象，越來越力不從心了。二十九歲的時候，作為工人代表，馬伯雄在車間裡受到風頭正健的省委書記的接見，省委書記還親切地正了正他的衣領，給他扣上了風紀扣。這短短的三秒鐘激活了馬伯雄的政治生命。「文革」時期他頗為活躍，時而得勢，時而失勢，還被勞改農場關了九個月，一九七四年他重新掌握了廠裡的權力，再一次，這幸運旋即變為不幸，「文革」結束了，他被甄別為「三種人」，即「四人幫」的幫兇一類。他被撤職，回到了原料倉庫。他始終認為這是「擴大化」的冤屈。如今，他作為失勢者退了休。他頭髮花白，眼袋萎縮，兩腮在瘦臉上鬆弛地垂下來，兩道法令紋又深又黑。他長久地在街上散步，眼神冷酷，表情倨傲。
與他相反，他的兒子馬遠哲在新的時代如魚得水，成了圓石城最年輕的大型企業黨委書記之一。馬老爺子父以子貴，人皆高看一眼，不曾想他卻為此憤怒不已。人們越是笑臉相迎，他越是不快地回想起自己當初的盛景。很難說他是在痛恨人們的敬意，還是享受著這敬意，也很難說他是仇恨著人們的勢利，還是滿足於人們的勢利。無論如何，馬老爺子變得相當古怪，他處處與兒子針鋒相對，穿工裝，戴軍帽，像一個遲暮的革命者，抓住每個機會表明自己並不認同這個時代。他在街上踱步，步態遲緩，就像五十年前作為一個放豬娃走過崎嶇的田埂。有一年秋天，他決定恢復鄉村的生活方式，從鄉下帶回來兩小筐胖頭魚，在院子門口曬魚乾，路人紛紛側目，他則岸然以對。連綿秋雨中，剖開的胖頭魚像展開了翅膀的蝙蝠，在煤球旁邊經久不息地散發出濃烈的氣味，引來了無數的野貓，嗆得人們只好緊閉窗門。有人勸說他收起胖頭魚，他把對方痛罵了一番。馬老爺子從此變得好鬥了，愛教訓人，常在街頭管閒事。
清晨他便出來巡遊，痛斥混亂。「什麼叫改革？修正主義，復辟思想！什麼叫開放？結黨營私，自由市場！」
夏天，一對年輕男女摟抱著散步，馬老爺子問人家：「你們倆摟著熱不熱？分開走行不行？」
傍晚，他在街上散步，白跨欄背心的下半部捲成一個卷兒，卡在胸口，露出一半弧形的細明體紅字：硅酸鹽廠春季工人運動會。弧形中央還有兩個字的一半：紀念。他拿大蒲扇給皺巴巴的肚皮供應涼風，下巴沖人，只想給人添堵：「誰允許這片夜市開張的？政府失職啊！」
馬遠哲有好幾次急匆匆趕來，爸，你這不是給我拆台嗎？這句話意外地切中肯綮。老爺子致力之事正是拆毀兒子的世界。可是這老頭兒背地裡詆毀兒子多麼激烈，兒子降伏他就有多麼容易，每次被彈壓一番，他就像下屬一般乖乖地回去了。馬遠哲妻子早逝，沒有再娶，只有一個上小學的女兒，好多年了與老父相依為命。年深日久，父子不像父子，卻越來越像一對怨偶了。
隔三岔五，馬伯雄打電話給工廠裡的各個車間、辦公室，內線的手搖電話，左手摁住音叉，右手吱吱嘎嘎搖三圈兒，沖接線員大喊，「喂喂，我說！給我接原料科啊！」就其關心的事項，生產、組織、宣傳、動員，等等，他與原料科長充分交換意見，原料科長一邊哼哈應和，一邊覺得莫名其妙，說到末了，正準備掛電話，陡然聽見馬伯雄說：「九點鐘我到你辦公室，我要聽一個匯報！」原料科長忍不住笑了：「馬大爺，我跟你匯報啥啊？」馬伯雄勃然大怒：「你還想不想幹了？」
這件事被快嘴和容易嘲笑人的女接線員散播了出去，很快作為一個笑話人盡皆知，連小孩子玩遊戲的時候都說：「你還想不想幹了？」馬書記在家裡下了禁令，不許父親干涉工廠事務。
馬老爺子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常去鄉下遠親家裡走動的。在村子裡他令人敬畏。他們差不多衣衫襤褸，他的衣著則有著官樣氣派。他們的鄉談與他的新話之間也有著巨大的差異。他們的語言生動而粗野，也是麻木的、膽怯的和奴性的，他卻套話連篇，每次開口，都可以像在一尊佛像背後點燃蠟燭一般，在他們面前投下微妙搖曳的權力的陰影。可是，有一天，遠親的外甥，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在院子裡罵了起來：「老不死的到這兒裝什麼裝？我不管你是當權派，還是造反派，早他媽的過時了！」這聲音震動了籬笆、女人和狗。時代變了。儘管他的遠親竭力壓制這個年輕人，馬老爺子還是深受刺激。他回城了，只帶上了寥寥幾條胖頭魚。
秋風一起，馬伯雄更加憤世嫉俗了。他在院子裡跟兒子公開對決，指責兒子犯了路線錯誤。馬遠哲找來了《人民日報》元旦社論，《迎接改革的第十年》，用手指劃出可以反駁父親的句子，並且讀出來，「我們要抓住改革這個中心環節，帶動其他工作。」「政治體制改革將開始逐步實施；上層建築的其他領域，如新聞、文藝等也都將進行改革。」「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等等。
當父親想繼續爭論時，馬遠哲擺手表示不必了。社論寫得很清楚，「我們過去失掉的時間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