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剛從黨委開會回來，心裡充滿了戰鬥的激情和巨大的鼓舞力量，只覺得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充滿生命的活力，每一滴血液都在沸騰。黨委的指示，像一把精鐫的鑰匙，把他幾天來有點迷離的心竅啟開了。
這幾天，出現了多少令人頭疼的事！為了說服李守才，他開動了思想機器中的每一個零件，好容易使他同意立即著手鑄造大型機架。誰知，在黨委要作出正式決定的前一天，技術副主任忽然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來，並且拒絕在鑄造方案上簽字。就在車間生產技術會上，他說：
「我負不了這個責任，責任太大了！我昨天又和老梁研究了一下，這裡邊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危言聳聽地看著王永剛，「王書記，這幾百噸鋼水，澆在地坑裡，要是與地下水發生接觸，整個廠房都會炸崩的！」說著，便從抽屜裡拿出他在美國留學時用的計算尺，計算著一立方厘米水與鋼水接觸、變成水蒸氣後，比原來體積會膨脹多少倍。「爆炸力大得驚人！」他向在座的人說。
「足足抵得上一顆小的原子彈！」梁君說得更加嚴重了，好像他曾經看見過原子彈爆炸似的。
不少人面面相覷。
楊堅在與戴繼宏交換了一下眼色後，平靜地站了起來，他說：「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根據理論和實際經驗證明，在地坑中造型時，地下水最高水平面和砂型底部的距離，要保持在一點五公尺以上，低於這個數字，鋼水才有可能與地下水接觸，引起爆炸的危險。但我們現在的情況可不是這樣，」他從身上掏出一個小本本，「老戴和我到廠的基建處，查問了幾次，根據我們廠的水文資料，這個距離高於三公尺，因此，根本不會產生爆炸的危險。」
「基建處的水文資料可靠嗎？」梁君以權威者的口吻向楊堅問，在他的眼睛裡，比他低兩班的同學，永遠在業務上也得低兩年。他問這話時，右腿蹺在左腿上，露出悠然自得的樣子。
「可靠的。」楊堅肯定地回答，「中央勘探隊經過無數次勘探和校驗，才得出這個數字；我們廠，就是根據這個資料建造起來的。」
不言自明，如果這個數字不可靠，整個工廠就等於建造在不可靠的基礎上了。誰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李守才沒有話說了，人家用充分的科學論據堵住自己的嘴了，自己不是口口聲聲相信科學嗎？現在科學擺在眼前了，只能相信它。
「李工程師，咱們是杞人憂天了！」梁君冷冷地說，接著很識時務地來了個大轉彎，「您還是簽字吧！」
李守才也只得順水推舟地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話雖這麼說，我們還是不可大意。」
字最後是簽了，不過他還作了不少保留：這方面他不負責，那方面不屬他的業務範圍……同時，還提出了希望：「還是兩條腿走路的好：一方面咱們摸索著干，一方面不妨仍申請向外國訂貨，萬一自己幹不出來，也不致影響『新鋼』的建設。兩條腿走路比一條腿穩當。」
李守才的三心二意，給車間一些技術人員帶來不良的影響，在編製工藝時，認識不統一，常常爭執不下，從而把平常思想上的矛盾也暴露出來。技術人員對問題認識的不一致，常常又導致工人們面對工藝文件無所適從，他們說：「二十四隻烏鴉亂張口，不知聽誰的是。」因此，工人之間一些思想疙瘩也牽涉進去了。而在這些矛盾的漩渦中，李守才居於中心位置，梁君的內心活動，往往是通過李守才有意無意中表達出來。
鑄型粘砂問題得不到解決，試驗失敗，把車間的一些思想問題都充分暴露出來了。
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怎麼辦？怎樣通過思想問題的解決，來促進鑄造中出現的實際問題的解決？或通過這些具體問題的解決，促進思想疙瘩的融解？值得很好地研究。當然，王永剛知道它們之中的內在聯繫：這些問題有著深遠的階級根源與社會根源。解決它們，對王永剛來說，不能說不是一個新課題。
多少年來的戎馬生活，戰爭中血與火的洗禮，早給王永剛煉就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性格；但現在，他的快刀，卻無法斬斷面前這一筐雜亂的韌絲。回憶過去，那真是一種水晶般透明的生活啊！從他作為「紅小鬼」投入革命的懷抱中時，他就在黨的雨露和陽光中成長，那時，在戰友之間，好像也曾產生過一些小疙瘩，但是一想到彼此都是窮哥兒們，出生入死，都是為窮人打天下的，一個生活會，三五句話，啥問題都說通了。以後，他當了班長，除了自己，還帶領十幾個戰士，開頭，他也捏了一把汗，心想，要是彼此間有了矛盾，他這個當班長的該怎麼辦？後來，真的產生矛盾了，他為此發了多少愁啊，但是，一個戰鬥過去了，戰後總結總結，開展一下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切又都煙消雲散了。後來，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他又當了排長、連長、營長，最後當了團的政委，帶領的人馬越來越多，事情也越來越多，思想狀況也越來越複雜，但現在回頭看看過去，好像也沒發生過多少沒法解決的思想問題。
矛盾也產生過，有時也甚至很尖銳，但開了個黨小組會或個別交換一下意見，天大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打起仗來，大伙還是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那桿常勝大旗，一直牢牢地插在他所在的那個集體裡。雖然以後轉業了，轉到一個建築工程局當了處長，但是，那個公司還是原來那個師的全部人馬，局長就是師長，處裡的職工，都是隨同自己南征北戰、出入槍林彈雨的幹部和戰士，他們還叫他王政委。一個任務下來了，他們還像當年衝鋒陷陣那樣，奮勇向前，無往不勝。
正因為有他們全局職工的沖天幹勁，才使得他們負責基建的北方機器廠，提前兩年完成基建任務，安裝工作進展也很快，並開始試生產，而他呢，也正由於這種迫在眉睫的生產工作的需要，一下子調到這個車間來。這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簡直是在他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當時，他本來可以和自己的老上級談談，說自己對製造機器一竅不通；說自己還願留在基建部門，這方面已經比較熟悉了；說自己還願和老上級老同志一塊兒工作……但服從黨的分配，早成了他那鋼鐵意志中的基本部分了，因此，還像過去調動工作那樣，他什麼也沒說，把工作一交代完，就馬上來到這個非常陌生的新單位。誰知剛來不久，就碰到這樣一個重大任務，又碰到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物，而他們彼此之間又交錯著這樣多的矛盾。
是的，這麼多的矛盾！工人與工人之間，工人和技術員之間，技術員與工程師之間，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先進與落後之間……尤其令人頭疼的是那些技術人員。
嗨，這些知識分子，不知為什麼想得那麼多、那麼遠、那麼複雜、那麼荒誕離奇？比如那個梁君，談到鑄造問題，卻要扯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哥白尼發現地球是圓的，人造衛星上天，人類征服月球……繞了十萬八千里，原來還是不贊成鑄造大機架。但他就是不明說，你問到他時，他卻說他服從領導。關於這個技術員，王永剛聽了不少反映，曾和他個別談了幾次話，但一談起來，真實思想一點兒也不願暴露，滿口大道理。李守才呢，當王永剛初來時，由於各方面情況不熟悉，虛心請教他的時候多，過問事情的時候少，於是，這位技術副主任卻把他看成是個所謂「識時務」的人，容易「對付」的人，就在一次談話中，他就向王永剛暴露了這種看法：
「人最要緊者，莫過於識時務。幹什麼，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別去裝懂。對事情，能攬則攬，不能攬則不攬，別硬攬。可有些人，這也不懂，那也不懂，卻這也想攬，那也想攬，結果自己攬又攬不了，卻把別人扔在一邊，什麼事也沒做好……」
當時，在座的梁君接過來說：
「李工程師的這些話，對於技術更加適用。我最反對那些不學無術的人，由於自己的無知，卻以為世界只不過像火柴盒那麼大，自己的腦袋足可裝得下。結果呢？嘿嘿，把自己的腦袋撐炸了，事情也搞糟了！」
王永剛瞭解這兩個技術人員談話的真正含義，這種思想很有代表性。現在，還有不少人持有這種看法，他們認為，把一些文化程度較低、但久經戰火考驗的老幹部，放在技術業務部門的領導崗位上來，是很不恰當的。反右派鬥爭時，雖然對這種言論作過嚴肅的批判，但還有一些人，把這些東西隱藏在思想深處，一有機會，便會冒出頭來，特別是當某個單位的某個同志，工作中產生缺點的時候，這種思想還會氾濫。現在，為什麼梁君和李守才，居然在王永剛面前露出這種思想苗頭？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鑄鋼車間的前任主任，由於工作作風上有些生硬，辦法少了些，加上自己學習不夠，對具體業務干涉寬了些，有些純屬業務範圍的事，他也攬過來了，當然，就無法管得全、管得好，在工作中產生了一些缺點。對於那位主任，技術員楊堅在一次和王永剛談話中，曾作過這樣的評價：
「他呀，是個大好人！心地善良，性情耿直，待人厚道，對黨忠誠，對工作總想抓得緊點，攬得寬點，恨不得把全部擔子都擔在他一個人身上。他的缺點，就是放鬆了思想工作，要是有人找他談點思想問題，他就會對你說：『你怎麼會有這些想法呢？這大躍進的浪潮，還沒把你那一點點個人問題沖掉？去，好好幹活去！把自己融合在工作裡，啥問題都沒有了！』看，他說得多簡單！大躍進是好，可不能把思想工作扔一邊去了呀！有人說他這不好，那不好，可我認為他是好人、好心，沒把事情辦好……」
王永剛很同意這個年輕的黨員對前任主任的這種批評。是的，我們的確有為數不少的這樣的同志，他有一片赤心，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但由於思想方法不對頭，常常事與願違，收不到預期的效果。他王永剛會不會落一個這樣的結果呢？從一開始到新崗位，他就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因此，他想先到下面把大傢伙的思想狀況摸清，使自己思想上有個底兒，這樣，他就可以運籌帷幄了。但誰知有人卻把他不像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樣，說成是「識時務」。他覺得必須扭轉這種錯覺，這會對工作不利。因此，就在梁君說完那番「高深的哲理」後，他就接著半開玩笑地說：
「老梁，如果我就是那種『不學無術』的人呢？李主任，如果我也不那麼『識時務』呢？你們會趕走我嗎？」
「王主任說得哪裡話？」梁君討好獻媚地說，「您怎麼會是那種人！」
「對！王書記是老革命，棟樑之材！怎麼會呢？……」
「如果我真的不學無術，就請二位幫助我學而有術；如果我一時不『識時務』，就請二位提醒我，咱們一塊把工作搞好。」最後，王永剛用堅毅的語調說。
「那當然，那當然！」兩位技術人員連聲說。
當然，工作是棘手的，問題是複雜的，以致在他去東方機器廠參觀還沒回來，一個巨大的任務就落到他的身上。當戴繼宏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一個方案拿出來時，矛盾就全面暴露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