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文學》展開語文大討論
1997年，《北京文學》第11期在「世紀觀察」欄目中發表了三篇署名文章，認為現行的中小學語文教育是「學生的桎梏、語文的扭曲、文學的悲哀」，「不止害一個入，而是害了一代人」。一潭「死7尺」終於被攬動了，《北京文學》雜誌社召開「憂思中國語文教學」的研討會。二十多位與會者，包括中小學語文教師、區語文調研員、師範大學教授、教材審查委員等，大家一致認為，目前中小學的語文教學已經走進死胡同。一位語文特級教師說，中學語文教育是束縛人，折磨人，摧殘人。一位中文系教師說，在中學語文教師這個崗位上，一本教科書和一本教學參考書，就是一切。一位有著三十年教齡的老教師說，備一次課，能管十幾年。教材的陳舊、落後，甚至還停留在幾十年前。語文在中小學所佔課時最多，問題也最多，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大討論。
真是忍無可忍了，到了1998年的春夏之交，「火山」終於爆發。《文藝報》《文匯報》《羊城晚報》等報刊都行動起來了。《羊城晚報》連著一個星期頭版頭條，第一天通欄標題是《語文考卷，誤盡蒼生》，第二天是《考倒魯迅、巴金！》……一時間，「語文」成了過街的「老鼠」。當年的高考語文試卷立「竿」見影，取消了一點點「魔鬼」題。
但是距離真正的高考改革還很遙遠。1999年4月26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面對1998年全國高考語文試題，腦子裡一片空白。他說他讀考題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題目要求就費了很大的勁，有的至今也沒有弄得太清楚。《語文報》發表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干帆的文章『，磁如果讓他參加高考，肯定考不上，特別是語文試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中國古典文學界的泰斗，他都說自己考不上，可見高考語文題有多麼難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童慶炳一直聽說高考語文題難，他看完1998年的語文試題後，對它的「難」還是大吃一驚。他說他要是在1998年參加高考，語文肯定不及格。
大學教授如此，作家呢？余秋雨說，花兩三個小時也不能夠寫成一篇高考作文。王蒙曾做過幾次模擬高考的中學語文標準化試卷，成績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績也只有60分。賈平凹說，如果讓他當語文教師，經他輔導的學生沒有一個能考上大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現任清華大學教授楊振寧說，如果按現行的高考評價，他肯定不是合格的學生。
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就深惡痛絕的偏題、怪題、難題和以學生為「敵」的傾向在高考語文試卷中最為突出，有些考題的刁鑽和答案的矛盾，已經不再是測試學生對課本掌握的程度，而成了出題者和應試者之間的「戰爭」。高考語文除了大量的「死知識」，還有「惡毒」的「彎彎繞」，已經到了語言學家都瞠目結舌的地步。語言本來富有「彈性」，就是數理化也有很多的模糊性。黑白之間有大量的中間色，怎麼可能不是黑就是白？可是為了適應計算機閱卷，「語文」也成了「數學」，標準答案只有一個，稍有不慎就掉進「陷拼」。考生如果沒有大量地做各種題型，掌握解題技巧，很難拿到高分——
從1984年起，高考語文年年有閱讀題，以考查學生的閱讀能力。科技說明文多為科技領域的新理論新成果，社會科學方面多為社會學、史學、文學、美學專著，古文則從史學古籍中「機」。即使專業大學生，也只能「囫圇吞棗」，可出題者卻喜歡鑽「老鼠洞」，大有不考死你不罷休之勢。
有一道題是朱自清的散文《梅雨潭的綠》，要求指出作者的觀察點。許多考生選擇「梅雨潭」，但正確答案是「梅雨潭邊」。還有一道題要求選出元曲四大家，但「四大家」在文獻上並沒有定論，讓高中生怎麼回答？1997年高考語文卷第三題，是一道標點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幾位專攻語言的博士生也各有各的道理。一位中學特級語文教師無奈地說，考題出到這分上，我們只有舉雙手「投降」。
1998年的高考語文增加了一道4分的靈活題，要求考生用「時間」做主語，造出兩個比喻句。30%的考生寫：時間如航船，載我們去勝利的地方；時間如金錢，給我們創造物質財富。這樣的句子統統滿分。而寫「時間好比手中的沙子，從此不再回來」「時間像一列火車，載著我們經過無數的人生小站，最後抵達死亡」，雖然文筆上挑不出毛病，但也是零分，誰叫你的人生觀這麼灰喑？某小學以《春天》為作文題，有學生寫春天並不好，有沙塵暴、細菌流行，受到教師的嚴厲批評。人民網的網民說，如此教育「剝奪了孩子說真話的權利」。《南方都市報》的文章說，如果高考作文有人膽敢說「春天不好」，只能不及格。2004年某省高考有一道對聯題，上聯「掃千年舊習」，某考生對出的下聯是「娶美國老婆」。閱卷教師認為沒有政治問題，幽默，也合情合理，給了滿分兩分。專家不同意，吵了起來。閱卷組長為了照顧專家的面子，說給一分吧。總之，你想語文得高分，首先要放棄獨立思考，作文更是出自一個「模子」。不過話又說回來，面對高考試卷，誰敢「賭」自己的命運？
高考浯文不僅以學生為「敵」，也以教師為「敵」。考官對命題的難易程度只參照考生答卷，卻把中學教材和中學生的實際承受能力扔在一邊。實際上，高考題的過難過易，對中學教學的影響極大。教育主管部門往往注意高校和考試管理部門的意見，而把最有話語權的高中放在當事人迴避的位置。
高考試卷為什麼這麼難
按說無論什麼考試，難度都不應該超出教學的範圍，但高考例外。
由於人學率太低，高考試題必須高於高中畢業的水平。據說高考只有40%是高中課本上的東西。高考明確說了，這是大規模的選拔性考試，必須有相對難度，現在社會上說高考過難，是指絕對難度，其實高考並不追求絕對難度，要的是區分度，沒有相對的難度，也就沒有區分度。曾有幾個省在高中會考的基礎上降低高考難度。結果某省本專科的錄取線僅差一分。一般中學樂了，而重點中學非常不滿，不是白點燈熬油了嗎？所以高考的「難」是要拉開距離，特別要在20%上下拉開距離。一般說，一個班中優秀生只佔，中等生和差生各佔40.5%。也就是說，高考試題的水平或難度，是由全體考生，特別是成績最好的20%左右的考生水平決定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高考試卷命題由少數人「突擊」，試題沒有客觀的、穩定的、可比的標準，水平也不穩定，或者過難或者過易，打擊了中學與考生的積極性。而且題量小，題型單調，覆蓋而窄，容易押題，導致死記硬背。1999年高考公開徵集考題，命題指導思想從以知識為主改為以能力為主，注意考查基礎文化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綜合應用性的內容，基礎科考查也要突出綜合素質的要求。
高考也難啊，一盤菜怎麼能適應東南西北的胃口？題「高」了，一般中學搭梯子夠不著；題容易了，重點中學卻「吃不飽」。
高考恐怕是世界上最「殘酷」的考試吧？別看你考了高分，你還不能保證就被第一志願錄取。高考是用每個考生的相對位置來解釋考分的，就是說，不是看你的分，而是看你的「位置」。為什麼中小學熱衷於「排隊」呢？就由此而來。你要參加所有考生的大「排隊」，由此確定自己的「位置」。如果幸運的你在分數線以上，還不行，還要看所報學校的考生成績。越是報名校，越容易意外。名校名額就那麼多，你優秀，還有人比你更優秀。你想避開也避開不了，因為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和你「擠」同一所學校的同一個專業。有一年，某一熱門專業只招收8人，而某所中學的一個班就報了24人，紮了堆，無形中把錄取分數抬高了20分。人家大學招夠了，你分數再高有什麼用，你還是乖乖地當「孫山」吧。
「殘酷」就在這裡！考試的成敗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主觀努力，考生的群體水平越高，則絕對難度越大。高考還是很有「人情味」的，盡量降低水平，競爭激烈是因為你們考生水平太高了，誰叫你們動不動就考600多分的？可是高分是如何來的呢？一位考上北大的天津市理科第一名說，她曾在高二的暑假把過去10年的全國高考數理化試卷連做了三遍，從早上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實在撐不住了才睡一會兒。憑著這種「英雄」氣概，她高三的月考成績穩定在650分以上。即使這樣，她仍不能保證全部答對。
1991年高考政治題第48題要求考生用階級觀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英國資產階級學者羅伯特，費默的一句話廣真正的民主意味著把實際的政治、經濟權力割讓給大眾。」這句話是反映資產階級民主觀的典型言論，而相當多的考生誤作無產階級民主觀。不要說聽聽題目鄱暈的一般人，就是專家也認為，此題內容跨度大，綜合性強，考查的能力層次較深，是整個試卷中的難題。
有一份模擬高考的高三政治期末試卷，五大類47道題，卷面字數一萬字。一道論述題，讓學生運用知識，結合給的幾個具體材料評述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這麼大的題，博士生不耗費時間找資料也答不全。
1993年高考政治卷，滿分150分，北京市考生的平均得分73分，最高的四中平均分也只有95分。「考宮」承認，這一年高考政治題的難度超過了同年的研究生入學考試題。社會上老是嚷嚷高考太難了。
1998年4月21日，教育部發出《關於調整現行普通高中數學、物理學科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的意見》，為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加快普通高中的課程改革，決定刪減數學、物理兩科的部分教學內容和降低部分教學要求。從這一年開始，普通高中畢業會考和高考數學、物理的命題均以本次調整後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為依據。
但是彳七學的難度躥上去了。1999年3月8日，《中國教育報》刊登全國人大代表、湖南衡山嶽雲中學副校長程立新的文章。文章說，近十年，教育部考試中心對高考枓目和命題難易都進行了改革，原來考七科改成「3+2」，再改成「3+X」。表面看是減輕了學生的負擔，但命題的深度、難度都加大了。1997年、1998年高考化學試題中占總分30%的信息給予題，其原材料來自大學教材，考生要完成這些試題解答，必須達到大二化學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