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進東在《港大拒收11名高考「狀元」刺痛了誰》一文中指出：首先，痛了各省市的「狀元」們。在內地，高考「狀元」是要被捧上天的。陝西、廣東的「狀元」錦袍加身，在大唐芙蓉園和孔廟前行狀元禮作秀造勢。親戚鄉鄰賀喜，學校政府嘉獎，報刊電視追訪，各地名校搶錄。甚至一些商人也打起了「狀元」的主意，請他們做托兒，聲稱是吃了他們生產的什麼液什麼寶而成功的。可今年首次自行在內地招收本科生的香港大學竟然對11名「狀元」說「不」，這實在讓「狀元」們，尤其是被拒的「狀元」們鬱悶之極。
其次，痛了各地高校。每年招生季節，所有名校都會派出招生老師駐點在生源質量好的省份，密切注意高考成績排在最前面的若干考生，最受關注的自然是當地的「狀元」們。而招生結束後，我們經常在媒體上看到這樣的新聞：今年全國各地的「狀元」全部被北大清華瓜分，其中，多少人進了北大，多少人進了清華，大致旗鼓相當，等等。現在好，香港大學公然拒錄了11名內地「狀元」，這無意之中猛擊了內地高校一下。你們趨之若鶩爭著搶著要的人才，人家竟然不屑。是港大在故弄玄虛，或者埋沒人才，還是內地高校的招生觀念、人才觀念太老土？
最後，痛了我們的考試制度。新華社的報道沒有說被括錄的「狀元」佔多大比例，17個省市的學生報名，有11個「狀元」被拒，這比例不能說小。如果比例不小的「狀元」，面試都不能過關，說明製造這些「狀元」的考試方法令人懷疑。多年來，社會各界對我們注重死記硬背的考試制度批評很多。不久前，看到一張小學競賽試卷，裡面有兩道題讓人哭笑不得：接電話以電話鈴響幾聲為宜？與人握手握多長時間為佳？我們機械刻板的考試已經真正「從娃娃抓起」，滲透到了幼小的心靈。像這樣的考試，造就出來的「狀元」有多少意義？如果以考查知識的死記硬背為主的考試制度不改變，我們只會造就一批缺乏創造性和創新精神的考試機器，處於頂端的「狀元」自然要被拒收。
高考媒體強迫症
高考期間，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眾多媒體有關高考的新聞報道，不僅使人眼花綴亂，而且使人有一種嗅到火藥味的緊張和窒息，從高考移民、考生服用興奮劑，到女生服用避孕藥以便經期與考期錯開、考生去寺廟燒香叩頭、假26鉛筆誤人子弟、高考醫院等等，使人在備感高考重要的同時，心理也陡生疑問：高考何以成了公眾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是它原本的重要性使然，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現行教育體制下，高考的重要性毋庸多言，而&I此重要決定了公眾關注的必然。但與此同時，有一個問題也值得考慮：是現在的考試對考生更重要，還是以前的更重要？毫無疑問，隨著社會開放度的增加，個人流動渠道、選擇機會的增多，以及高考錄取比例的迅速提升，高考對考生的重要性隨之減弱。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公眾眼裡，高考卻變得越來越重要？
顯然，媒體對高考事無鉅細的報道，不斷提升著高考的重要性，強化了高考無可替代、至高無上的位置。
比如某媒體以《一切為了高考！》為題報道社會各界採取各種行動來關心考生。報道說，在成都七中、四中附近考場外，某大公司不僅』掛出宣傳橫幅，而且在考場外為苦苦等候的家長撐起了遮陽傘，還免費為家長提供水以及小扇子、防暑藥品等等。且不論該公司有否借高考傲廣告的商業目的之嫌，就說家長如此不去上班工作、苦陪考生反而增加考生心理負擔的行為也不值得提倡和支持。
又如6月8日，《三秦都市報》等報紙刊發了一張大幅照片，報道個別家長上街「執勤」，掛起繩索，阻斷交通的違法現象。這種不理智的行為，反映了社會過度關注高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還有往年北京郊區舉辦的曾遭受社會多方——疑的「狀元會」，今年西——安身披錦袍走回盛唐的曲江杏園秀，遭到了一些讀者的非議。
高考移民熱症
高考移民是近年來高考的熱門話題之一，而到了今年，因為海南省的高考「狀元」和新疆的高考「狀元」相繼被發現確認為高考移民後，高考移民演變為焦點話題。與之相關的還有高中移民。
據報載，山東、河南的初中畢業生，花10萬元到天津、上海讀高中，就能獲得100分的高考地區差。這個誘惑力是如此之大，五一期間，天津部分高中面對外省市考生組織考試，赴考者之踴躍堪稱百里そ兆一，形成津門一景，成為高考移民的前奏。
高中移民與高考移民的目的都是為了高考，都是奔向高考錄取分數線較低的地方，學生流出地多為人口眾多的內地省份。不同處在於，高考移民是西進，從中部省份流向新疆、寧夏、甘肅等地；高中移民是東闖，流人地主要是天津和上海。高考移民屬個人行為，各地目前相繼出台政策予以禁止；高中移民則帶有一定的合法色彩，津、滬等地的教育主管部門相繼出台政策，允許本地高中招收外省市學生，給高中移民合理的存在理由。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高中移民能合法，而高考移民為何不能合法呢？既然不能合法化，那為何屢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呢？
據說，海南「狀元」李洋是當今高考制度的犧牲品或由高考移民最終釀成的悲劇，那麼，類似的悲劇在以往若干年份裡發生得已經夠多；據說，歷年來圍繞「李洋現象」引發的評說、爭論在其內涵的深刻性方面幾乎原地踏步，那麼，今年的相關評論看似深刻，甚至給人以終於看到了「教育正義」之曙光的興奮感，但實際上仍未跳出莫衷一是的混亂僵局……明年、後年又將怎樣？一種公認的高考不公平現象長期存在，同一類悲劇重複發生，同一是非判斷難題礦日持久地形不成共識，與其說這是在檢驗中國人的認識能力、辨析能力，不如說在檢驗、考驗政府的執政能力。
由高考移民引發的各種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看法和說法，聯想到婦孺皆知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話的出處與本意，也許並非否定明辨家庭瑣事是非之重要，實質是舊時某些糊塗官對「清官難斷家務事」的一種托詞。他們之所以常常「和稀泥」或「各打五十大板」，除某些斷案者因受了「好處」而故意糊塗外，還在於面對矛盾重重、不同層面和角度的價值判斷標準相互交織混雜的局面時，未能做到「綱舉目張」。關於高考移民的是非判斷，似乎也面臨同樣情景。
在多種價值判斷標準相混雜時，孤立地看待某一標準，也許會覺得十分有道理。例如，不同地區實行不同錄取線以及對「特殊」考生給予加分照顧，有人認為這是「地區公平」；錄取線低的地區對高考民施以限制和歧視，本地人亦認為理所當然。然而，假如把上述判斷標準放在一個更基礎的、更核心的，或者說更高層次的價值判斷標準面前，也許就站不住腳，或者說它應該首先無條件地表示服從。高考的本來意義、本質意義是什麼？是一種起點相同、標準統一、+幾會均等的競爭。既然高考是全國統一命題，既然清華、北大等一類院校都是全國性高校，那麼，就理應站在全國立場來看待，由高考的這種本來意義、本質意義生發出的公平標準，才是一種本質的公平。「本質公平」是「綱」。假如真的舉起了這個「綱」，海南省關於考生李洋是不是高考移民，只能報考二、三類學校的限制期究竟是定為兩年還是三年，也許就不成其為問題。即使認為是問題，它也沒任何理由干擾全國高考公平競爭這個「綱」。
假如筆者認為的高考本質公平可以成立，那麼，藉以維護這種本質公平的一系列的政策規定、「遊戲規則」，就只能由國家來制定。作為地方政府，根本沒權力各行其是。
從以人為本的角度講，不論城鄉、東西部、家庭情況，作為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資源，應當讓所有受教育者分享。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教育資源的擴大，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階段過渡，實現教育公正正當時，教育公平應該作為教育公共政策的價值基礎，把優質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
日前，筆者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說的是一個湖北民工與北京當地的工程師在北京一家建築工地上休息時聊天。不聊不知道，一聊真奇巧，原來二人在同一年參加高考，而且考分相同，但北京工程師被錄取上了大學，而這位湖北民工卻落榜了。之後，兩人的境遇大相逕庭，北京工程師年收人數萬元，而湖北民工收人不到一萬元，而且地位天壤之別，一個在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一個則生活在窮鄉僻壤。
上述地域、城鄉差別至今仍存在著，有些還在擴大。這種人為的悲劇何時才能休呢？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社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要放棄它非常困難。路徑依賴分為良性的和惡性的。前者指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後者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生產活動，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的組織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盡力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於無效制度，進入「鎖定」狀態。
顯然，目前我國的醫療體制、教育體制的發展就是陷人了一種非良性的路徑依賴，即：這種體制脫胎於舊的時代，它已經被實踐證明迫切需要改革，但是路徑依賴使得它會依然保持著沿老路走下去的慣性，難以容忍人們去真正徹底地改變它。
好在人們在覺醒，社會在進步，政府在行動。國家發改委已承認醫療改革失敗，將另起爐灶；人們在歡呼的同時也疾呼有關部門對教育改革進行手術。我們相信，教育大改之時，將是高考綜合徵得以治癒和教育事業進人健康發展之日。但願這一天早日來臨！
很多人說，現在高考已經到了徹底變革的時候了。高考「死」過，又「活」了，到如今病入膏肓。那為什麼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流行的說法是現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方法。
是這樣嗎？教育專家楊東平說，我們還沒有經歷過一場全民性的教育思想大辯論，一場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伴隨著全民性的大討論。當務之急也許並不是具體的方案，而是廣泛的社會動員和社會參與。在教育改革的問題上，必須有一場全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像1977年那樣，再一次激起全民族的教育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