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師專畢業，還從沒聽到過走後門留級的事。第二天，徐道生那個村的村長也來了。不諳世事的年輕女教師又多知道了一層社會的底蘊——
「我是挑明了來求情走後門的。要是上大學也能走後門，我更敢幹。『送啥禮我都情願。村裡人均二分八厘地，都抱這個『土飯碗』。我算過了，道生要回鄉里，得安排他活幹；討了娘子得給他宅基地蓋房；生了『小把戲』添丁添口，還得劃給自留地……這子子孫孫下去，沒完的。我送出一個人讀大學，等於省二畝地。我在村裡立了規矩，誰考上大學獎誰1000元，中專500元，有篇報道說我是智力投資，活見鬼，我是拿錢轟人走吶！徐老師，就為保我們全村老小這一點點耕地，你也得讓道生留。」徐娜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情緒鋸嚙著。土地擠人。人擠大學。可中國這晨星般稀疏的大學經得起被土地擠出的人海的衝擊嗎？
她違心地給徐道生留了一級。不為別的，為給這個貧困的村子留二畝地的可憐的希望。
第八次搏殺
董強在高考報名表上第八次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眼光從報名點攢動著的人頭上掠過，內心湧起難言的羞淫與自愧。同身邊這群活蹦亂跳的小弟弟小妹妹比，他已經洗盡了毛孩子的童稚、天真，倒像個真正的男子漢。毛茸茸的唇須，雕琢得嚴峻的肌肉稜角，便是他成熟的表徵。
——可我算什麼男子漢！十八歲開始頭一回進考場，跌跌絆絆，接連考了七次。我一見報名單就犯怵，年齡在爬梯子呢！特別是報名單上的照片，還是七年前的，分頭兩邊倒，紐扣封到頂，傻拉巴幾的樣子，更叫我洩氣，唉，「老不大，敲銅銀」！
和我一起考的同學一批批畢業了，有的回來還當了我的輔導老師，可我還在考。村裡人挖苦我：強強，抗戰才八年，這考大學真比打小日本還難？
我上哪訴苦去？我是給逼的。家鄉這兒盛行「耕讀傳家」的古風，再苦再窮也要讀書。我爸說，民國二十二年村裡就有民約，子孫上學，初中畢業每年獎大洋8塊，上高中每學期獎大洋8塊，大學畢業18塊，東洋留學32塊，到歐美就給64塊大洋。讀書人都分得到「尚賢田」，就是人死了，清明墳頭也還有人給供饅頭。這風氣就一代代地傳下來，從沒斷過。
我父母是這塊土地上的人，也照這個規矩要我在讀書路上走到底。媽說讓考幾回就考幾回，考到政策不讓考為止，反正不等我賺錢養家。我說考不出的「老童生」給人戳脊背。媽說怕啥，落難公子中狀元，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魯班造橋造了幾回？諸葛亮還要失街亭哩そ每回落榜，沒半句責備，總是好菜好酒待我：別急上火，還有下回呢！我一聽這細細軟軟的寬慰話，心裡像欠了大債，發誓要讓父母寬心。要是他們吹鬍子瞪眼，訓我罵我，說不定我早一狠心甩手走了。
「檢討中國高考制度」
高考，能否從「應試教育的指揮棒」，轉變為「引導中小學實施素質教育的指揮棒」？高考，能否科學定位普通中學的教育目標，讓學生掌握就業謀生的技能？高考，能否由國家包辦的制度，逐步變為推行國家統考和高校自行錄取相結合的考試辦法，發揮高校的主動性和特長？……這是人們對中國高考制度的期盼。
《環球》雜誌記者陳芳2004年6月在一篇題為《檢討中國高考制度》的文章中這樣描述——
對於很多上過大學的人來說，高三備戰好比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對個人的磨礪是生長性的，能夠以成熟、豁達作為結局。而在部分學生的記憶中，高考卻是一道難言的傷痕。
一位旅美教育學專家反思中國高考制度時說，高考好像是制約人才資源發展的瓶頸，「瓶口外一一高考選拔人才的方式引導著全國的中小學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為一個目的培養一流考生；瓶口內——按照陳舊而落後的評價體系去擴大招生、培養更多『高質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質的學生』」。
且不論專家所言是否正確，探討中國高考制度的取向卻是個不爭的話題。
高質量的考生，還是高素質的學生。很多考生來說，高考好比一顧刃劍，既齋苦又充滿了希望。每天起早貪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應試書」，是很多學校畢業班學生高考重壓下的真實寫照。
「舉步維艱」、「進展緩慢」，一位教育界人士這樣形容目前素質教育的實施情況。他說，為追求高昇學率，不少學校壓縮正常教學時間，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複習備考。老師拚命「滿堂灌」，根本無暇顧及素質教育；學生負擔過重，嚴重影響身心健康，心理承受能力弱。
對高三學生而言，他們普遍有著這樣的壓力：父母親人的期望、老師的期待以及同學之間的對比。由此，學生要麼產生虛榮心或對自己期待過高，要麼對自己失去信心，對未來感覺激茫。
這些壓力的形成，固然有著社會現實以及高考制度的影響，但將之絕對化，也表明了學生本身的不成熟。
現在的高中生，學習成為他們生活的大部分內容，對社會的客觀認識程度和適應能力卻非常低下。獨生子女所享受的種種呵護又讓他們對自己充滿了高期待。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往往造成學生自卑與自傲並存，經不起打擊，如玻璃花般美好而脆弱。
高考制度：愛恨交融，難以割捨
自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的三十年裡，中國社會一直將有幸能被大學錄取的少數人稱為「天之驕子」，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無法取得推薦上大學資格的普通人，通過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當年中國有570萬人參加高考，錄取27萬人，比例是21：1。如今這些人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參與者。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高校數量的快速增長，當年考大學的高淘汰率已不復存在。
中國高等學校自1999年開始大規模擴招新生。當年，全國高校擴招了45萬新生，增長幅度為42%。處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早在2000年高考錄取率就已提高到65%，這意味著100個高中生中有65個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全國平均錄取率從1998年的36%提高到2001年的57%。各地差距也在迅速縮小，國家近年來每年都擴招20%以上。
2003年，教育部實行的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改革，允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20所著名高校，自主錄取5「的新生。這不僅標誌著中國高考制度的鬆動，也是中國促進教育創新和素質教育的歷史性突破。更多才華出眾的中學生，在分數略低的情況下，也有可能進入理想的高校。但是，5%的自主權卻也讓大學校長們大傷腦筋：如何保證不讓自主權變成腐敗的土壤，成為關係和金錢的通道？
抨擊？贊同？彷徨中的中國高考制度
高考恢復至今，走過風風雨雨三十年，一些關於改革高考制度的微詞也從未間斷過。
——「一考定終身」，誤人子弟，偶然性大，高考制度已經把教育的功利化傾向推到了極致；
——高考內容的設計背離素質教育的精神，死記硬背的考優秀，而有特殊才能的偏才無緣高等教育，這是高考公正掩蓋著的另—個不公正；
——高考作為指揮棒，誤導了義務教育，學生在過分狹窄的知識上下太多工夫；
——高考的招生比例有歧視性，突出表現在分數線不統一，如某市的重點大學分數線低於某省的大專線。
回首高考制度，確有千般不是，萬般無奈，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通過高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越來越多，很多農家子弟通過這一制度設計，得以打破城鄉藩籬，成為袓國建設的棟樑，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著作用。
對高考制度的批評意見不乏合理性，但評價一項制度的成與敗，必須站在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層面來考慮。
設立高考制度的初衷，在於彌補人才斷層，講究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從高考內容的設計來看，考查最基本的知識內容，對全社會的人員而言，都是公平的。這些知識，只要個人想獲取，都能得到，不因貧富、城鄉的差別而有所限制。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認為，由於高考競爭異常激烈，教育公正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為了防止腐敗和黑箱操作，分數才被不得已地當作了唯一的評判標準。
考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考察一個人掌握知識的多少，而在考察能力上確有缺陷，但通過一個人掌握知識的熟練程度，也能從一定層面上反映其能力的高低。事實上，高考「狀元」絕大多數並非高分低能，人們對考試制度的指責只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隨著一些高考舞弊事件的曝光，人們對洩露考題和徇私枉法的行為非常憤慨。在多數人的心目中，現行的高考制度，是目前保證教育公正的唯一辦法，是保障全體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方面比較合適的一種設計。確實有一部分特殊人才不適應這種考試而被拋在高等教育之外，但這個問題有關部門早已有所重視。諸如保送生制度，都是針對這些弊病而提出的針對性措施。但近年來對保送生制度的叫停，也從另一角度說明，只有高考這種形式，才能真正保障每個學生真正地有平等的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
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不管是否意識到，當前的高考制度的確被附著了太多的功能：要「躍農門」，要通過高考獲取好身份、好地位。
不可否認，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以來，一批批青年英才經過殘酷拚搏從各個階層脫穎而出，英姿勃發地走進了大學校園，國家也因此選拔出了一批批的專業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講，高考的作用還是功不可沒的。
世界上永遠只有相對的平等，而沒有絕對的平等。到目前為止，對於教育問題，還沒有比「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更具平等性的制度。這一點從取消初中重點校、劃片排位所帶來的後果中可以清醒地看到，不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就只能是票子、權力、關係面前的入人平等。而後者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則是缺少權力資源的廣大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明知道高考很累很苦，怛為了前程，無數的考生依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從理論上講，素質教育，應該是教育的發展方向，但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還不能從精英教育真正轉變為全民教育的現實情況下，初級和中等教育還只能圍繞著高考的指揮棒走。因為在中國目前城鄉教育有著天壤之別的情況下，死讀幾門核心課，對農村子弟來說，才能真正有機會參與相對公平的競爭。除此之外，他們似乎別無選擇。這是一種無奈。這也是現階段中國教育的悲哀！
客觀而言，現行的高考制度，承擔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制度的最大問題，在於我國的教育制度，在於高考選拔人才上的僵化標準，也在於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上的重大缺失，從而導致「千そ軍萬馬只能過獨木橋」。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考生歷盡千辛萬苦進入大學校門之後，還要面臨高校收費的巨大壓力。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大學學費，由此出現部分家境貧困的學生上不起大學的現象。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高校收費逐漸成為必然；但同時，現階段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完善甚至失衡，使得貧困家庭的子女即使拼盡全力考上大學也面臨著高學費這座對他們來說難以逾越的大山，一些貧困學生由此喪失了或者被迫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現行高考制度的另一種悲哀。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對《環球》雜誌記者說，我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輿論對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有一定的負面影響。許多家長認為，如果無力送孩子上大學是一件非常丟人的事，他們寧願維債也要供養孩子讀大學。而這樣做的結果是，混淆了大學投資的義務主體，培養了一些大學生的懶惰思想。其實，即使在發達國家，學費也是一種投資；如果大學生認為家長供養自己讀書天經地義，或者認為社會應該承擔自己上大學的費用，缺乏回報意識，這樣的孩子不讀大學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