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縣委書記曾澄清同志交辦的3篇：第一篇是瑞安縣委常委理論學習座談會紀要《帶頭人要帶頭學哲學用哲學》〔約6000字，載1970年10月10日《浙南大眾》報頭版整版轉4版半版，加300字左右的編者按〕；第二篇是反映瑞安縣農村黨支部骨幹學習理論、文化和科技知識的調查報告〔約3200字，載1970年11月28日《浙南大眾》報頭版、同年12月2日《浙江日報》2版〕；第三篇是他個人的學習體會《刻苦改造世界觀》〔約4500字，載1971年6月29日《浙南大眾》報2版整版〕。時任瑞安縣委副書記的孫寶經同志總結加快「後進隊」發展的工作經驗《為什麼過去失敗而今成功》〔約2000字，載1971年1月23日《浙南大眾》報2版〕。瑞安縣委宣傳部佈置、反映百好乳品廠率先在全縣推行廠長責任制的報告文學《擒雕自有後來人》〔約7000字，載1986年7月15日《溫州文藝報》頭版整版轉3版整版、《企業家》雜誌1986年9月號。
時任瑞安縣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的徐定槐同志撰成約1700字的評論《一曲高亢的改革頌歌——喜讀〈擒雕自有後來人〉》，載《玉海》1986年3∼4期合刊，《溫州文藝報》1987年3月號轉載〕。瑞安市委書記張桂生同志親自過問、反映飛雲江大橋建設成就的系列報告文學，我完成3篇。一篇是《浙江第一橋》〔《溫州日報》約稿，該報于飛雲江大橋通車典禮前夕的1989年元月4日刊發〕。飛雲江大橋通車前，本市共有8位作者各自獨立創作了以建設飛雲江大橋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我在寫作《浙江第一橋》時，從每位作者的姓或名裡選一字組合署名，其順序為：李正祝管克勝夏其，即李淳、施正勳、趙三祝、管陶、項力克、李小勝、夏海豹、林式其。我當時的想法是，創作報告文學的8位同志都很辛苦。既然《溫州日報》向我約稿，其他同志的報告文學作品就較難在該報發表了。採取組合的方式，可讓文友們分享署名和發表的樂趣。
另2篇是《現代化呼喚飛雲江大橋》〔約8000字〕和《看不見的事業》〔約6000字〕，均收入《飛雲江大橋專輯》中。記述市政協常委張益與市委書記包哲東促膝晤談、坦陳良策、互訴心曲的特寫《諍友情》〔約3700字，載1994年4月11日《瑞安報》4版、同年4月20日省政協主辦的《聯誼報》3版〕。反映市政協委員響應中央號召，開展慈善活動的特寫《山呼海應》〔約1500字，載1995年4月25日《聯誼報》〕。1970年，我在瑞安縣報道組工作的10個月中，主要任務是撰寫篇幅較長的通訊，大多發表在《浙南大眾》報上，值得一提的只有1篇，那是紀念毛澤東主席的「五·九」批示，反映瑞安幹部參加勞動的通訊。新華社將此文發往我國駐外使領館，由使領館在駐在國散發，以宣傳我國基層幹部艱苦奮鬥的形象。此外，由領導署名的還有以下4篇，分別是鄭嘉順同志署名的《〈項維新紀念文集〉序》；瑞安市委書記包哲東、市長陳啟富署名的《今日瑞安更璀璨》和李浩同志署名的《農民托起的太陽》〔瑞安市鄉鎮工業大型畫冊綜述、序言，1995年12月出版發行〕；市長錢建民署名的《〈瑞安市水利志〉序》。
上列文字，有的採訪面廣，耗時多且吃力〔如對全縣農村黨支部骨幹學習理論、文化和科技知識情況的調查〕；有的時間緊促、難度較大〔序、特寫，以及用2000多一點文字介紹瑞安市古今各方面情況和各條戰線建設成就的綜述等，時效性強，也不好寫〕；有的審查較嚴，需「兩辦」討論通過、市領導審閱同意後，報有關報刊或出版社編輯審閱、認可。但這些文字材料都在約定的時間內完成，我還是守得住個人信用底線的。
第二、三類文字材料，是受市委辦、市府辦、政法委和教育、文化、新聞、衛生、土地、公安、檢察、質監、農辦、水利、林業、扶貧辦、總工會、市文聯、有關金融機構、部分鄉鎮政府等部門單位及朋友個人的委託撰寫，對部門、單位和朋友負責的，計八、九十篇，也沒有失信過。
第四類是對平民百姓負責的文字，數量較多，無法統計。其概況已在本文第一部分「不失德」的第3點「不以名氣定取捨」中略有記述，恕不贅。
在所有這4類文字材料中，就守信這個角度講，我印象較深的有7件事，現按時間順序分述於下。
第1件是撰寫通訊《燕子窩裡飛出金鳳凰》。
1970年農曆正月初四，瑞安縣進駐湖嶺區「革宣隊」隊部通知我於初五上午趕到湖嶺，寫一個急用的材料。
翌日上午，我到達湖嶺區政府。縣黨的核心小組辦公室〔職能與縣委辦公室同〕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周士味同志對我說，最近，「革宣隊」發現林溪鄉的燕子窩村是一個艱苦奮鬥實現糧食高產的好典型，但還沒有文字材料，溫州在催，瑞安也急。他要求我於當天下午前往燕子窩村調查，盡快將該村黨支部和村民們的先進事跡寫出來。他還交代兩點：一點是區政府已派鄭明業同志去燕子窩蹲點，他可以協助你調查。另一點是，據區裡的幹部反映，燕子窩是一個小村，在高山上，路不好走，天氣又冷，你一個人去路上要小心〔後來聽說向縣領導建議讓我去採寫燕子窩村先進事跡的，也是周士味同志〕。
我接受了這個任務。
當天中午，為了找到那個陌生的村莊，我沿著一條陌生的山路，孤獨地步行了20多里，才來到一座通往燕子窩村的大山腳下。我向路旁惟一一家小吃店的主人打聽離燕子窩村還有多遠時，店主一邊打量我，一邊驚訝地問：「你頭一回去燕子窩？就一個人？蠻高蠻遠的呢。」他接著說：「我們山頭地方的路都是『估估』的，說不準有多少里。你路上不歇腳也要天黑才會到。」他又抬頭看了看天空，關切地說：「這天氣，說不定下午還會落雪呢。還好，你是『老出門』，帶著傘……」聽店主這麼一說，我心裡有些緊張。為了補充能量，我在他的店裡吃了一碗湯麵，外加4塊鹵制的豆腐乾。
那年我30出頭，還是有些力氣的。為了早點趕到燕子窩村，我加快腳步，氣喘吁吁地直往山上攀登。那山越往上，坡度就越陡，路徑也越窄，沿途不見一屋一人，只有密林、荒草和嗖嗖的北風陪伴我，而那嶺，那樹，那草，那風，在我面前顯示的又是一派陰森、冷峻、可怖的景象。走著走著，就是我這個在大山的懷抱裡長大的人，也不免有些膽戰心驚起來。我想，這麼荒涼的地方，萬一從樹叢裡竄出一頭野豬什麼的，該怎麼辦……
我頓感毛骨悚然。
到了山腰，果然下起了雪。我打開紙傘，雪霰子落在傘背上發出的辟啪聲清脆可聞。登上山頂時，眼前已是一團團飛舞的雪花了，可見那山確實是很高的。我再接再厲，又上上下下翻越了好幾道山梁，戰戰兢兢地爬過一段築於懸崖頂端、長約百米的險徑。當我走進那個可能因其小其高其險而得名的燕子窩村時，天全黑了。村民們早就吃過晚飯。
那是我與文字結緣至今付出體力最多的兩個下午之一〔另一個下午是1994年10月28日，我和張志敏先生於上午10時提前用罷午飯，趕赴鮑田一帶海邊調查9417號颱風災害情況，直至當晚8時過後才回家，很累，很餓。《頂天立地瑞安人》的後記中已有敘述〕。每一次艱難的採訪，都是一次人生的歷練。可見做文字工作並不完全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只是坐在辦公室裡搖搖筆桿子，是一種省力的活計。
在這裡，我得離題先寫一段關於鄭明業同志的文字。他是國家幹部，屬行政編制，家住瑞安城裡，但長期在山區工作，顯得厚道、紮實而豁達。他跑遍湖嶺區所有156個村，曾三次前往燕子窩村蹲點，一日三餐在村民家裡吃飯，晚上睡的是村辦公室裡一張用稻草鋪的小床。燕子窩村有一個游離於10里路外、只有3戶人家，且踞於一座高山頂上的自然村。行人需攀上一條極其陡峭、險峻的300級台階才能到達。人們每攀登一級台階，身體就有向後一仰的感覺，危險至極，因而那個自然村便取名「三百仰」村。為了探訪那3戶村民，當年已不年輕的老鄭竟冒險攀上了峻嶺朝天的「三百仰」。就是用30多年以前幹部下鄉蹲點的標準衡量，鄭明業同志忠於職守的品格、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聯繫群眾的作風，也是令人欽佩的。
當晚，老鄭向我提供了很多情況，第二天上午又很緊湊地先後召開了黨員和村民2個座談會，我覺得掌握的素材很豐富，也很感人。中午，鄭明業同志陪我從另一條比較好走的路下山。我倆回到區政府時，「革宣隊」的食堂已經關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