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我曾7次前往梅雨潭，其中有一次夜宿設在仙巖寺內的仙巖水電站站部。我走訪了仙巖鎮的一些村莊，在早晨、中午、傍晚三個時段，從左右、上下不同角度觀察了梅雨潭的景色尤其是她的「光」的形態。一天傍晚，我攀到梅雨潭背後的山腰上，目睹了仙巖水電站供區內農家的電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的動人情景。那一刻，我心情激越，浮想聯翩，後來出現在《綠，已化作五彩的光》裡的一段寫景也有點兒抒情的文字，就是在現場醞釀、返回在仙巖寺的住處後記下的：「西天最後一抹晚霞也躲藏起來了，天漸漸黑了。這時，山下的每一幢屋宇，每一扇窗戶，都透出了耀眼的光芒，有乳白色的，桔黃色的，也有幾縷是青紫色的，好像滿天的星星都爭先恐後地闖進了每一戶農家！我的想像告訴我：少年主宰的小桌，正跳躍著琅琅書聲；農婦統治的廚房，正飄散著熱氣、香味；驅除農民一天艱辛的臥室，正珍藏著體貼和溫暖……」/「呵，梅雨潭的綠，已化作了五彩，融匯了溫情，迸發出歌聲，放射著光芒！」這樣，梅雨潭的新內涵——「光」，便得到了較有深度的挖掘。
動筆之前的基礎工作做得比較紮實以後，在瑞安老市府大院內的宿舍裡，我只花了1個多小時就寫好了約1500字的《綠，已化作五彩的光》。可見創作文學作品的大量時間還是用在準備階段，關鍵在於深度思考、深入採訪、深刻體驗和深層掘進，即功夫在文外。
《綠，已化作五彩的光》撰成後，首先由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李伯寧先生舉薦〔李副部長是一位作家。他在建國前的游擊戰爭中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和一系列散文〕，在《中國水利》雜誌1984年4月號刊發〔該雜誌編輯部還附上朱自清先生的《綠》供讀者欣賞〕。1984年5月，浙江省文聯主辦的文學雜誌《東海》也予以發表。此後，《綠，已化作五彩的光》獲中國水利水電系統慶祝建國35週年徵文比賽優秀獎、溫州市1979∼1986年文學作品評比銀鹿獎；1989年春，入選省作家協會編輯、出版，向建國40週年獻禮的《浙江新時期散文選》一書中。1986年5月27日的《中國水利電力報》發表學者石青、廣澤的文學評論《不倦的探索可喜的收穫》，作者寫道：「文學創作需要探索、提高，散文《綠，已化作五彩的光》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嘗試。該文從朱自清的著名散文《綠》引發開來，抒寫今天梅雨潭的綺麗新彩，貼切而生動的語言把梅雨潭獨特的風光，淋漓盡致地奉獻給讀者，手法表現上也自成一格，不落俗套。」
瑞籍作家、文藝理論家趙增鍇〔趙捷〕先生，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長期投身文學創作活動和從事文藝理論研究，並受聘擔任中國文聯主辦的《文藝報》特約記者。1985年秋天，增鍇先生回鄉看了《綠，已化作五彩的光》，即邀我和他聯袂前往梅雨潭一遊。幾天以後的一個上午，我們在梅雨亭內外盤桓了數小時之久。他說，此次返瑞，原打算寫一篇關於梅雨潭的散文。讀了你的作品，又游了梅雨潭，這篇散文就不寫了……1986年7月10日，他在上海出版的《文學報》發表文章，稱讚並向讀者推薦《綠，已化作五彩的光》。
面對學者、作家給予《綠，已化作五彩的光》的積極評價，我既心存感激，又惴惴不安。因為說到底，我創作的《綠，已化作五彩的光》，只是沾了朱自清先生的光而已。
除了題材的新內涵，如何挖掘隱含在題材中的「情」，也是擺在文字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因為「失情」也是失真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學作品也好，新聞作品也好，出情的才會出彩；反之，不出情的作品，肯定難以出彩。因此，人們在寫作中，常常是成也「情」，敗也「情」。
1964年春天，我參加瑞安縣委社教工作隊，去馬嶼區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社教運動」〕時，發現馬南村有一個叫黃金寶的村民，從少年到青、中年，一直給一家財主放牛、做長工。他終年睡在那家主人的牛欄裡，夜夜與一頭牛和一口置於牛欄間裡的空棺材為伴，真真實實地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直到1949年以後，他才分到土地、娶妻成家，有了一個人的模樣。
雖然我也是地道的農家子弟，少年時期也曾經品嚐過吃不飽飯的滋味，但黃金寶的非人經歷，還是給了我極為強烈、從未有過的心靈震撼。我對憨態畢露、不善言詞的黃進行了兩次採訪，便執筆撰寫平生第一篇通訊〔因事隔40多年，剪報又在文革中丟失，所以這篇通訊及下文敘述的反映宋岙村俱樂部表演文藝節目、在《文匯報》發表的散文的題目、發表日期已十分模糊，均略為妥〕。可是，初稿出來後，我讀起來味同嚼蠟，興致索然。為什麼呢？經過思考，我知道這篇通訊如此蒼白的主要原因是，我對黃金寶當年吃豬狗食、干牛馬活，尤其是他在那口空棺材旁與牛同眠的大苦大難缺乏深刻的感受，自然也就寫不出他的真實情感：生不如死的痛苦、無處可訴的哀怨和久積於胸的憤怒。於是，我又對黃金寶作了多次採訪。我和他面對面坐著，在沉悶的默默中、艱難的表述中和細心的引導中，從回憶點點滴滴的往事開始，逐漸向他人生的縱深挖掘，終於緩慢地、一絲一縷地牽出他在心裡埋藏得太深太久了的情與仇、愛與恨。第二稿撰成後，我覺得出情了，讀起來也有了味道。20多天後，這篇約3500字的通訊在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頭版倒頭條的位置發表了。
通訊刊發不久，時任瑞安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也在馬嶼主持社教工作隊辦公室工作的郭瑞椿同志，讓《浙江日報》駐瑞安記者周益林先生到馬嶼鎮團社村來找我商量〔那時我和林贊連、孫利華兩位同志在團社村辦一個展覽會〕。周開頭對我說的一段話的大意是：祝賀你啦！你寫的通訊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實在很難。一般寫沒有很大影響人物的通訊是上不了《解放日報》的，你卻做到了，所以大家都為你高興。稿費已寄到工作隊辦公室〔周還說了稿費金額，約30∼40元〕。他接著說，老郭〔瑞椿〕同志的意思是，最好用這筆稿費買些自來水筆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每人分一支，作個紀念。但一定要你同意才行，不知你的意見如何？我當即表態：這樣做很有意義，我當然同意，這件事請辦公室的同志去辦吧。幾天以後，周益林先生又找到我，給我一支自來水筆和5元錢〔那年我的月薪45元5角，5元可維持一個窮人一個月的生活〕，他說：大家都分到了，還剩下5元給你自己，讓你「用大」〔瑞安方言，意為「破費」〕了。周還代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向我表示感謝。
約1個月後，我吸取了寫作那篇通訊第一稿不出情的教訓，在曹村鎮宋岙村俱樂部觀看一批男女青年排練文藝節目時，便細心琢磨他們的情感。那是一種與黃金寶完全不同的、對新生活充滿憧憬的情感。他們在表演中，不僅臉龐溢出輕快而充實的光彩，而且跳躍的雙腳和舞動的手臂也劃出一道道滿足而豪放的弧線。3年困難時期過去以後，我國迎來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歲月，那時的農村青年是有理由感到振奮的。我便以農村俱樂部為題材撰寫了我的第一篇散文。也許是因為對當時農村青年蘊藏在心窩裡也表現在形體上的情感把握得比較準確，描寫也還算有分寸的緣故，不久，那篇散文在《文匯報》副刊「筆會」發表。
四是證實。我在寫作實踐中形成一個習慣，就是僅僅在作品中點到某人某事，也得與當事人或目擊者接觸，以驗證其真實性。只有那樣，我才會放心。
2003年下半年，我在構思政論式散文《凡人·名人·聖人》時，打算在文中提到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諾獎得主、印度的特雷莎修女，另一個是瑞安人張天蛟。張是《瑞安日報》跟蹤報道的一個貧困老人，傾力資助一個貧困學生長達9年的先進人物，而我從未與他謀面。於是，我於當年10月3日上午前往張天蛟的居住地汀田鎮，在該鎮一個廢舊鋼鐵市場的傳達室〔張工作和生活的狹小空間〕裡找到並和他聊了1個多小時，證實張是一位純真、樸實、開朗的可敬老人。《瑞安日報》記者對他的報道既充分又不過分。因此，我也心安理得地將張天蛟的名字寫在《凡人·名人·聖人》中，並給他加了一個頭銜：「溺愛窮孩子的老爺爺」。
1995年元旦剛過，我在莘塍鎮沿海採訪9417號颱風災害時，聽到一件怪異的事：上望鎮界路頭村村民吳正楷〔49歲〕，於8月21日夜在海邊他自家的蝤蛑池旁被大潮沖淹死亡後，親戚朋友紛紛出動，可就是找不到他的遺體。直到24日，與吳正楷同村的蔡喜柳〔48歲〕在離吳的蝤蛑池4公里的一條水渠裡發現一具屍體。但因持續高溫，天氣悶熱，又被鹹水浸泡多日，死者已面目全非，無法辨認。蔡喜柳想，大凡慘死者，如親人或熟人來到現場，一般會七竅出血的。他壯了壯膽，大聲問道：「你是不是阿楷？」頓時，那具屍體的鼻孔中流出了鮮紅的血。蔡喜柳大驚失色，慌忙趕回村裡報信……
此後，這件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事一直在我的心頭縈繞，揮之不去。於是，我在當年春節前騎車去界路頭村尋找蔡喜柳，不遇。春節過後的正月初四，我再次前往界路頭村，終於找到了蔡喜柳。他詳細敘述了那件事的經過後，加重了語氣，說：「阿楷死後鼻孔出血是我親眼看見的。誰來問，我都會這麼說。我不會騙人。」
那年年關前後，我這個瘦弱的老人，為什麼2次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冒著溫瑞塘河河岸刺骨的寒風，趕到上望鎮界路頭村去，找蔡喜柳證實一則披著迷信色彩的傳聞呢？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像因果報應和親人、熟人之間的心靈感應一類的傳說，雖亦真亦幻，似是似非，但自古有之，流傳甚廣〔例一：許多年以前，我軍首位獲碩士學位的年輕軍官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奔赴國外。一天早晨，他在北京工作的妻子驟感坐立不安、心驚肉跳，怎麼也安靜不下來。幾天以後，部隊首長通知她：丈夫已經壯烈犧牲，聯合國曾下半旗致哀……後來她說：「我心驚肉跳的那天早晨，正是丈夫獻身的時刻。這是親人之間的心靈感應呵。」例二：2007年10月25日，原志願軍偵察排長劉紹安在央視「東方時空」現身口述：上甘嶺戰役打響前，我和戰友張治久約定，兩人如活一死一，活著的人要負起贍養死者母親的責任。張治久在後來的戰鬥中身中7彈陣亡。我見張死後雙目圓睜，好像有什麼事放心不下，便說：治久，我說話算數，一定照顧好你的老母親，直到為她送終……這樣，張治久就閉上了眼睛……〕。我以為，這是人類對自身認識還十分膚淺的歷史階段，存在於已知世界與未知世界之間那個「模糊地帶」的一些事件。說它是假的麼，確實有目擊者和親歷者；說它是真的麼，又缺乏科學依據。但隨著人類變得更加聰慧，終究有一天會通過科學研究予以肯定或否定。所以，像吳正楷死後第4天被熟人發現時鼻孔出血那個細節，因其與9417號颱風有關，我應該當面聽到此事惟一的親歷者蔡喜柳的敘述，並將其記錄在《頂天立地瑞安人》中，為後人的科學研究提供一點參考資料。
三、不失信
孔子說：「人無信不立。」
信譽是人生價值鏈中具有特殊份量的一環。守信是人們立足社會的必備內質。失信是自毀面子、讓人瞧不起的行為。因而，文字工作者不能有約不履，有諾不踐，凡是答應了的，就是要做好的。
我自1961年在瑞安縣文化館編輯供農村俱樂部排練文藝節目的《說說唱唱》至今的47年中，撰寫的文字材料按照服務對像劃分，可區隔為4類。第一類是對縣〔市〕領導負責、供發表或出版的文字材料〔不含文件、講話稿等〕，共計十七、八篇。其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在職時縣〔市〕領導直接佈置的；另一種是我退休後，受有關部門之邀撰寫、由市領導署名的。其餘三類分別是對相關單位負責、對朋友負責和對個體百姓負責的文字。現在回想起來，我對上述4類服務對像負責的文字材料，都能做到言出必行，兌現承諾，不敷衍、不延宕、不失信。
在第一類文字材料中，有瑞安縣黨的核心小組組長、縣革委會主任趙宏山同志佈置的2篇。一篇是反映鮑田鄉鮑垟村改良土壤，獲得糧食豐收的通訊《精神變物質塗田出高產》〔約2200字，收入浙江省科委1970年編印的科普讀物單行本《科學種田》中。記得此文曾分別在《浙南大眾》報和《農村科技報》發表過，但已找不到剪報〕。另一篇是反映塘下鎮鳳池村連續6年養豬積肥、發展農業經濟的通訊《自力更生闖新路艱苦奮鬥出高產》〔約4700字，載1970年4月10日《農村科技報》頭版整版、同年4月14日《浙南大眾》報頭版整版轉3版，該報配發約800字的「本報評論員」文章《堅決不做伸手派》〕。縣領導〔已記不起姓名〕佈置、反映湖嶺區下垟村墾荒造田的調查報告〔約3500字，載1970年7月16日《浙南大眾》報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