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子？三峽水庫真要建了！真要在我們這兒建大壩啦？！」王作秀終於明白了：原來大夥兒是在慶祝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關於三峽工程正式上馬的決定呢！
「喜事兒！喜事兒！」王作秀邁開小腳，跟著大夥兒一起歡呼起來。
後來不長時間，就有幹部上島來動員她家搬遷，說三峽工程馬上要動工了。
「搬！咱不搬大壩建哪兒呀？總不能建我們頭頂上嘛！」鄰居有人捨不得搬，王作秀出來說話了。「老壽星」都有這麼個覺悟，誰還有啥子話可說？
搬！
中堡島的居民們便成了百萬三峽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們搬得並不遠——從江心島搬到了大壩工程「紅線」之外的那個山坳上。
「你瞧——我這兒就能看得到大壩！」95歲的王作秀聽說我是從北京專門來她家採訪她的，高興地從屋裡走了出來。老人是個很愛面子的人，見我手裡拿著照相機，便轉身回屋穿上一件乾淨的花格子襯衫，然後樂呵呵地跟我聊起那令人神往的中堡島曾經發生過的一幕幕往事。
「光榮喲，光榮。我見過周總理，還見過李鵬總理，大江截流合龍那天，李鵬總理還請我上觀禮台呢！江澤民主席也見到了。光榮啊！」95歲的王作秀耳不聾，眼不花，還獨自起居開伙。
「我有一個月60元的補助，國家對我好著呢！我要活到大壩建成那一天……」她滿懷深情地對我說，然後掰著手指算道，「還有六……七年，那時我都102歲了。哈哈……你信不，我能活得到……我知道的三峽工程的事比誰都多，你信不？」
「信，信信！」我在向這位可敬的「三峽見證人」點頭時，眼眶裡直髮熱。
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峽移民，一位我所見到的百萬移民中的「老壽星」。95歲高齡了，她依舊堅持與兒女分而居之，獨立操持家務，還時常幫助兒女掰包谷，到地裡拔草……這位可敬的老移民為了實現她一生的「三峽夢」——那個屬於三峽大壩人獨有的「三峽夢」而頑強地顯示著我們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長的生命歷程，輝煌而壯麗的生命歷程！
該上馬了
在中國，誰忽略了長江，誰就不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為長江主宰著大半個中國興與衰的命運。
誰讀懂了長江，誰就掌握了中國的命運。
1989年7月21日，這是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但這個日子對長江三峽的命運卻意味深長。
在這個日子裡，剛剛經歷了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風波的中國心臟北京，尚處在飄蕩不定的非常歲月。按照常規，國家最高領導者恐怕不會在這種情況下，離開自己的政權中心，去關注其他什麼事。
但中國在20世紀末的最後十餘年裡崛起了一位政治領袖，他注定要做出非凡的舉動。
這一天，新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離開了北京中南海。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他的每一個細微行動都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國際上所有的敵我勢力都在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
有人猜測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測他出訪歐洲或者美洲，但這些地方他都沒有去——他作出了一個人民領袖的明智決定。
他先是參觀葛洲壩工程，接著又考察了三峽大壩壩址，察看荊江大堤。在從沙市順江而下的船上，他詳細聽取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專題匯報；到武漢，又參觀了三峽水庫泥沙模型試驗。4天時間，江澤民總書記邊看邊聽邊問，從三峽工程效益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瞭解得非常具體。
江澤民總書記到了長江三峽。
這是一次沒有公開報道的行動。就當時的政治局勢而言，為什麼首先選擇了長江三峽，而不是別的地方？儘管人們可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想像和猜測，也可以說有這樣或那樣的意味深長的政治含義，但有一點在今天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總書記一走上人民領袖的崗位，就顯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遠見和治國之道。
巡視長江三峽的意義，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開始感覺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隨著歲月的繼續延伸，我們所能認識的遠大意義會越來越明晰和深刻。
該上馬了，幾代人的偉大夢想，到我們這代人手裡該變成現實了！三峽人民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實地考察後，江澤民總書記說了這樣一段非常肯定和堅毅的話。
他心中裝的最多的還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事只有靠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長江三峽就這樣沉甸甸地裝在了江總書記的心裡。這一裝他就再也沒有放下過。
「你就放開手，大膽地幹起來！」江總書記對水利專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峽工程搞起來的總理李鵬如此說。
「請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囑托，把這件事辦好，讓黨滿意，讓人民滿意。」李鵬總理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
啊，長江實在太大，大得連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領袖都在她的面前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水利專家出身的李鵬自他出任國家總理後，許多力主長江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像是吃了興奮劑，他們把實現夢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鵬任總理的這屆政府身上。
你是總理，有權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專家，上馬三峽工程讓人多了一份保險係數。機遇難得，千載難逢。
李鵬總理能不感到壓力？他從小生活在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的身邊，那是位深受人民愛戴的總理。可即便是周恩來，在三峽問題上，他所經受的壓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總理在聽完三峽工程論證會後，面對專家們的爭論和各部門相互之間的指責，周恩來拍著胸口對大家說：「長江上如果出了問題，砍頭的不是你們幾個人。要砍頭，我是第一個。可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問題。建國二十幾年了，在長江上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載入我們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啊！」
1990年春，「兩會」按照慣例在北京召開。這一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收到了一份由當時的政協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轉來的幾位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題為《建議將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王任重在附信中向總書記建議「中央常委能抽出幾個半天時間，聽聽有關三峽工程的匯報」。
江澤民總書記迅速對此作出批示。之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便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並由此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任主任，國務委員王丙乾、宋健、陳俊生任副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三位副主任分別還是財政部部長、國家科委主任和國務院秘書長，可見三峽工程的份量！
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做了幾十年「三峽夢」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實質性決策。這一決策首先歸功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後，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峽。1980年，鄧小平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32號輪，那一路上長江的滔滔之水給我們的總設計師帶來了滾滾思緒，面對這條同樣養育了他的母親河，他感慨道：「看來，不搞能源，不上骨幹項目不行，不管怎麼困難，也要下決心搞。錢、物資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工業項目。這些小項目上得再多，也頂不了事。」1982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準備興建三峽工程的請示匯報時，果斷地說：「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針對當時一些人擔心三峽工程動起來後涉及面太大而出現所謂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又十分明確地指出：「只要技術、經濟可行，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好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話，高瞻遠矚，落地有聲！從此，建不建三峽工程已不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可三峽工程實在太大，大到連許多專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問題此刻全都出來了。
1984年2月，第二屆國際水利問題裁判會議上，突然出現了一件令中國水利代表團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向國際水利組織和本次大會提出了一項所謂中國建三峽工程「造成一百多萬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證」的提案，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建三峽怎麼還出來個「人權問題」？中國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實說，那時我們中國人還不太熟悉「人權」這個詞，更不清楚西方國家的人權概念。不過，三峽移民問題已經真的不再是三峽工程中一個簡單的「細節」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國界的大事！
其實這些年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三峽工程問題有過分的「關心」。某國家想承攬一項工程，後來投標失利了，他們就發表文章說「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如何如何會有幾百萬中國農民「喪失家園」、「淪為難民」。我在庫區採訪時，雲陽縣的人告訴我，那一年某國有幾個記者，想拍一組三峽移民不願離開家園的「悲慘情景」。他們走了一路，沒有找到什麼「理想」的鏡頭可拍，後來假扮成中國記者（他們有人會說漢語），叫一個家住山腰上的農村大嫂，讓她背一個背簍，裡面裝了不少東西，趕著一頭豬，往山上走，說還必須有哭的樣子。那大嫂笑了，說我哭不出來。那些記者就趕緊塞上200元錢給那大嫂，並說這是演戲，哭了才像。
那大嫂看在200元錢面上，一邊往山上走，一邊抹著眼淚，可就是因為並非「專業」，所以總不像。那幾個別有用心的記者的陰謀最終也沒有得逞。這還不算，日本有個右翼組織為了污蔑三峽工程有「人權」問題，甚至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指著中國代表團的人員責問，說你們中國人建了三峽水庫後會造成污染，你們長江的「污水」就會直衝到我們日本島上，就會影響我們的吃水問題，這是「太大的人權」問題！中國代表團成員一聽就覺得對方在無理取鬧，並反問對方：我們中國的長江出海口在什麼地方？你們日本國的位置又在什麼地方？那幾個日本人中還算有一兩人有點地理知識，一算，對呀：長江出口處是在中國的上海吳淞口，距日本國還遙遠得很呢！再說長江出口處的東海海域的水也不會倒流到黃海海域呀！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反華勢力，對所謂「三峽移民人權問題」的關注更不用說了，所下的本錢已經進入了他們的某些「國家預算」。從20世紀90年代起的歷次國際人權會議上針對我國人權問題的一次次「提案」，幾乎無一例外地將「三峽移民人權問題」列入其中。他們在三峽移民問題上的奇談怪論和說三道四，從來也沒有停息過。一句話，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國人能在建設如此規模的水利工程中將百萬移民問題處理好！
縱觀世界水利史，中國的三峽工程確實太偉大了。它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又一次偉大實踐。滔滔長江，從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的源頭至上海吳淞口入海處，全長六千三百多公里，其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沿江彙集支流數千條，其中流域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條。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潤著全國1／5的國土，每年入海流量近萬億立方米，水量無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資開發的水能2億千瓦，年發電量可達1萬億千瓦時。流域內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養育著全中國一半以上人口，創造著整個國家七成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長江是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大血脈，影響著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然而長江之水，在造福於民的同時，又因它的不馴性格，致使沿江特別是中下游地區的人民飽受洪水之災。
關於歷史上的長江洪水帶給沿江人民的災難，史書上的記載足以令人感到驚心動魄。遠古的長江洪水史沒有記載，只有到了漢朝才有了關於這條大江的災情記錄。長江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從漢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歷史裡，長江共發生有記載的大水災214次。通過這個記錄，我們發現一個規律，即長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氾濫一次。且越到近代，災害的發生越為頻繁。秦代以前，缺少歷史記載。前、後漢400多年間，有6次大水記錄。魏、晉、南北朝的200年間，有16次記錄。到宋代後因為中華民族的統治中心逐漸向長江以南轉移，故對長江大水的記錄準確性增加了，300年間有記錄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時中國的統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間的長江水情沒有被朝廷當回事，記錄也隨之不見了。到明代，江南經濟文化逐漸繁榮，記錄的長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