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時基本上將長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詳盡記錄，共發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荊州不畏刀兵動，只怕南柯一夢終」，這是刻骨銘心的記憶。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現的兩次特大洪水，衝開了南北荊江大堤，兩湖平原一片汪洋，百萬生靈葬身魚腹，僅死亡人數合計就達百萬以上。發生在20世紀的長江大水，是我們許多人親身經歷過的。像1931年長江中下游發生洪水，淹沒農田5089萬畝，死亡人數達4.5萬，漢口淹水百日；1935年災害再次降臨，僅支流漢江遙堤潰口，一夜之間就死了近8萬人，災難，數不清的災難，次次把中華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淵。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的武漢大水，儘管人民政府帶領沿江人民奮力抗災，並啟用剛剛建成的荊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漢仍被洪水圍困3個月，京廣大動脈中斷百天，3.3萬人死於水災，直接經濟損失百億元。而1998年的那場由江總書記親臨大堤指揮的「長江保衛戰」，更是歷歷在目。
長江啊長江，你給了中華民族太多的輝煌，你同時又讓我們的同胞經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峽工程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是治理和開發長江的關鍵性骨幹工程，它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效益。三峽工程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防洪。要解決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資源的利用。長江每年有96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白白地流入大海，這對一個總體水量並不充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江白白流走的哪裡是水，分明是黃金、是白銀！利用長江三峽大壩的巨大落差進行水力發電，其電力資源可以給中國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億千瓦時，相當於10個大亞灣核電站的發電總量。
水資源的利用，不僅僅帶來巨大的電力資源。與火電相比，三峽水電可使國家每年少燃燒大量原煤，少排放1億噸二氧化碳、100萬噸二氧化硫、1萬噸一氧化碳和37萬噸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僅此環境效益一項，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國家的經濟效益每年至少有幾百個億。而規劃設計的三峽水庫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確保百年一遇的大水來臨時，中下游不受洪災損失。「百年一遇」是個什麼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來臨時，長江中下游因為有了三峽大壩而穩穩當當生活與生產，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夢醒來命歸天」，就是百萬人的「嚴防死守」了。
有關人員告訴我，在長江有歷史記載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幾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峽水庫庫存的洩洪能力可以保證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來臨時，我們國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實，長江洪水的「百年一遇」，並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水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從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種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話來比喻：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轉動一下，肯定有時正面有時反面，其概率為50％。但並不是說每轉兩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許是兩正也許是兩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許100年中長江一次也沒有特大洪水，也許100年中就連續來了兩次大洪水。三峽大壩給我們擋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樣的大洪水，不管它來一次兩次，還是一次也不來，我們都可以放下心來。
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顯然是整個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它大得連經濟學家都無法計算，因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錢能估算得出的。根據設計，三峽工程建成後，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時，其防洪庫容應為221.5億立方米，可使荊江南北兩岸，洞庭湖區和江漢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毀滅性洪災。如果非要用鈔票來計算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那麼按1870年特大洪水來估量，可直接減少農村淹沒損失約510億元，減少中小城鎮淹沒損失約為240億元，加上其他淹沒損失共可減少800億元左右的直接經濟損失。這中間自然沒有包括洪水吞沒人民生命所造成的無價損失。總之，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無法估量的，它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社會諸多方面。
將來「高峽出平湖」後，三峽水庫的優勢還在於它構築起了一個效益巨大的長江航行新天地。預期到本世紀30年代，通過長江峽江壩址的單向貨運量由現在的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客運約400萬人次。屆時從重慶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們看到「天塹變通途」的壯麗景象。那時長江的新一段黃金水道將名副其實，足可與世界上內河航運最發達的美國密西西比河以及歐洲的萊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三峽就是這般偉大！偉大得讓一些敵視我國的人無不感到心驚肉跳。
然而，在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巨大效益的同時，畢竟要犧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關鍵的一項。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電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電站，其移民數僅為4萬人；非洲的加納沃爾塔樞紐，移民為8萬人；印度的薩塔薩洛瓦水庫，移民為10萬人。中國人太多，中國人又習慣隨江河而居。在新中國建設的數以萬計的水庫中，移民共超過1800萬人。超過30萬移民的就有好幾個，他們是新安江水庫，移民30萬人；丹江口水庫，移民38萬人；三門峽水庫，移民40餘萬人。這一方面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們也飽嘗了某個水利工程因為沒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三門峽水庫的移民工作就是一個教訓。那既有過去國力貧窮所致，也有決策本身的失誤。三門峽水庫已經成為歷史，因建水庫而得名的三門峽市如今美麗如畫。我們在此訴說他們的不幸境遇，其實正是想說明水庫移民工作的難度，說明今天三峽移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舉國家之力」而進行的又一場偉大壯舉。三峽是長江上的第一大壩，而三門峽則是黃河上的第一大壩。長江與黃河一南一北，一個今天一個昨天，兩個大壩的移民，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當年的三門峽水庫修在黃河邊，那時的移民任務和安置地，全都由國家「計劃安排」和「政策決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務」，是「支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是大非問題」。為了確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開，有關部門將首批到寧夏的移民安排為一個特別的先遣（必須是青壯年），共5208人，出發那天舉行了隆重的儀式，縣鄉村上的幹部們全部出動，並且動員了幾萬人的歡送人群。先遣隊的移民們個個精神抖擻，胸前掛著大紅花。根據文件規定：先遣隊的移民必須以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為主，中農和上中農基本上沒有，地主富農更不在其列。所以當時庫區的百姓出現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踴躍爭當先遣隊員的動人場面，有個鄉分配的先遣隊名額是154人，結果報名的達1087人。有人為了爭取當上先遣隊員而咬破手指，寫血書，表決心。
當移民們扛著鋪蓋、帶著農具，千里迢迢來到目的地賀蘭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這裡挨著光禿禿的賀蘭山，為沙漠邊緣地帶，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禿禿的一大片望不見邊的「石頭地」——移民們稱那些是沙漠邊緣荒蕪之丘。「怕啥，再苦也嚇不倒我們光榮的三門峽移民！」面對風沙，有人這樣豪邁地說。先遣隊的移民們再也不吱聲了，默默地在荒灘上搭起了幾個草庵子。來年春天，他們借得當地人的拖拉機，竟然還種下了40餘畝麥子……新的家園就這麼安了下來。但一年春夏秋冬過去，移民們辛苦種下的麥子在即將收穫的時候，被一場風沙伴著的「石雨」吹得無影無蹤。遠遷的移民開始逃跑了。一個陶樂縣共安置800移民，三天裡跑了361人。結果半途被當地基幹民兵攔回260人，其餘101人杳無音訊。
然而三門峽這邊的整體移民工作剛剛開始，更大規模的移民還在源源不斷地向寧夏方面遣送。有人聽說「先遣隊」移民的命運後，不願去。幹部說：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黃河！
移民們不得不走。他們來到賀蘭山的新家園是個根本無法生存的蠻荒之地。當地農民本來就吃不飽，像寧夏陶樂縣總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卻來了一萬三千多人。本地農民與移民之間矛盾不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簡單化和當時國家整體物質生產水平的低下，導致了那個時期水庫移民的災難性後果。
貧窮。無法生存。三門峽移民們經歷的那一幕在今天看來是無法想像的，然而它是真實的。幾乎從移民們遷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開始，他們就踏上了「返庫」之路（回到三門峽庫區）。從1957年開始到1990年為止的三十多年裡，返回三門峽的移民多達一二十萬人。他們中大多數是在中央〔1985〕29號文件下發後遷回的「合法返遷移民」，還有相當一部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遷回三門峽，流落各地，有的則在返回的路上發生了悲劇……
三門峽移民留下的傷痛，像警鐘長鳴，無時無刻不在警醒著黨和政府的決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項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決定之前，必須充分考慮科學性、現實性以及絕不能動搖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離開了這幾點，特別是最重要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將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價。
三峽移民的數量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座水庫的移民，甚至是過去幾大水庫的移民總和。根據規劃，三峽工程的全部移民實際超過120萬人。這還僅僅是人，須知遷移一個人，就會有隨之同遷的物，而物的概念遠遠比人的數量大出幾倍。長江三峽水庫建成以後的水位基本穩定在175米，也就是說在這水位之下都屬於淹沒區。根據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1993年向國務院報告的三峽水庫淹沒在175米水位線以下的實物大致有：房屋面積共為3479萬平方米，其中城鎮1611萬平方米，農村1087萬平方米，工礦企業751萬平方米，其他30萬平方米。
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還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合計被淹的耕地果園等面積就達48萬畝。另有工礦企業1599個，碼頭593處，水電站144處……更有外人並不知情的城鎮淹沒移民這一大塊。三峽庫區淹沒線以下的市級縣級城鎮13座，鄉級建制鎮114個。其中全淹的縣城有8個，他們是湖北的秭歸、興山、巴東，重慶的巫山、奉節、萬縣、開縣、豐都。以上這些縣城別看它們「在冊」人數只有幾萬十幾萬人，但它們都是歷史名城，而每一個城市不僅供養著固定居民住戶，還有相乘數倍的「外來工」。可見，三峽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個簡單的「百萬移民」。實際上每一個移民背上擔起的則可能是一個家園，是一個碼頭，是一條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廠，是一座城市……
1990年在江澤民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以鄒家華為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該委員會通過了新編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這之前的1984年2月，國務院曾對三峽水庫蓄水到底多高有過方案，當時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庫蓄水150米。這個方案差點促成了一個省的誕生——這是後話。重慶市領導們聽說「150方案」後提出了異議，說水庫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慶，這對重慶發展極為不利。於是，專家和領導們一起重新商議論證，最後確定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這麼誕生的。
1991年春「兩會」按慣例又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到三峽工程問題。幾位力主工程上馬的委員不幹了，再次聯名上書給江澤民總書記。
這裡面有幾位重量級人物，他們代表著黨和國家的崇高利益。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將軍一生鐵骨錚錚，此時也被沸沸揚揚的三峽工程攪得熱血沸騰。老將軍在無數次親臨三峽地區視察和實地調查基礎上，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三峽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來張光斗、嚴愷、張瑞瑾、楊賢溢等十來位著名水利專家，大年初三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峽工程諸葛亮會」。會上這些水利專家和老將軍匯成一個共同心聲：三峽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有能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做好百萬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開放好時機，排除干擾，盡快促成三峽工程上馬的法律程序。
「這個會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給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體同志寫封信，建議他們盡快作出決策！」剛剛送走專家們，王震便抑制不住內心的澎湃心潮，對王任重說。
「好啊，有您這樣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三峽工程，我這個『主上派』勁頭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願意在您的信上簽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興地說。
「還用說嘛，呼籲三峽工程啥時少得了你嘛！」王震樂開嘴巴，用枴杖親暱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現在就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