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被書磨滑了舌頭的男人們，光嘴上甜！王作秀偷偷笑罵一聲，心裡還是想著那個能把家安在一百多層樓高的大壩上的美夢。
她自然不知道，小個子薑達權他們和幾名洋人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幾乎是靠個人的力量在進行著國家三峽工程壩基的勘測調查任務。她自然更不知道，就是被她「教訓」得說話也結巴的小個子薑達權，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斷挑戰國際大壩權威薩凡奇先生關於三峽壩址那著名的「薩氏六方案」。這是何等的氣概！幾十年後證明姜達權他們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時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達權跑過來告訴王作秀，說他們馬上要撤出中堡島了。
「以後還來不來了？」王作秀問。
一臉陰雲的姜達權搖搖頭：「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再來，我想我會再來的……」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裡所有可以吃的東西，為勘測隊員們做了一頓特別豐盛的飯菜。可飯桌上大家默默無言，一片悲切。只有因為臨別時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小詩人」陳夢熊，一邊流著淚水，一邊唸唸有詞地吟詠著他那「臨別畫壩址，峽影動戀情；但望十年後，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王作秀並不知道這些勘測隊員回到南京後經歷了一場生死抉擇。尤其是小個子薑達權，他父親是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幾番為兒子買好了到台灣的飛機票，還準備了自衛的手槍。可姜達權沒聽從父親的安排，卻與錢昌照等一批人冒著生命危險，完整地保護了「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使新中國有了第一個最健全的地質科研機構。
解放了，王作秀上島後第一次返岸，帶回家的是一張毛主席的像。她把它貼在草棚裡屋牆上的正中央。
1958年開春不久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邊的沙灘上曬豆種，此時一條從武漢出發的「峽江」號輪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島方向駛來。農家婦人並不知道這條船的駛來，將使她王作秀普普通通的一生也添上了濃濃的一筆重彩。
這是毛澤東親自作出「林李之爭」的裁判，指示國務院「好好研究三峽工程問題」之後，周恩來總理親自帶著一批專家到三峽實地考察來了，而這次考察將決定三峽工程未來命運。
「那是3月1日上午。」95歲的王作秀在我採訪她時一脫口就把這個日子說得清清楚楚。
「大嫂，你看誰來啦！」這一天王作秀剛從沙灘曬完豆種回到屋裡準備做午飯，突然門外有人叫道。這聲音既熟悉又陌生。她趕緊拍拍身上的灰塵相迎，喲，這不是那個十幾年沒見面的小個子薑先生嘛！
「是你啊！」王作秀樂開了嘴，「快進屋坐，坐坐！」
「大嫂，你看誰來你家了！」姜先生側過身子向王作秀介紹他身後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
「阿嫂好啊！」那一口吳語的大人物說著就走過來，握住王作秀的手，親切地問，「你一家住在這個江心島有多少年了呀？」
王秀作感到眼前這個大領導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誰。她愣在那兒尋思著：到底是誰呀？
「大嫂，周總理問你呢！」一旁的姜先生輕輕捅了捅王作秀的胳膊，說。
「啊——您是周總理？！」王作秀的嘴巴張在那兒久久沒有合攏。
「是我，阿嫂。我是周恩來。」周總理見王作秀的女兒坐在板凳上洗腳，便走過去蹲下身子笑瞇瞇地問孩子幾歲啦，上沒上學。
小孩子哪見過這麼多外鄉人，只知道搖頭和點頭，不敢說一句話。
周總理直起身對王作秀說：「島上的孩子應該與岸上的孩子一樣，有學上。」說著他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從口袋裡掏了一陣，拿出兩元錢，塞到王作秀的女兒手裡，「希望你好好學習，將來為家鄉的三峽建設貢獻力量。」
那時兩塊錢可不是個小數，能買許多個雞蛋哩！人民總理心繫人民，溫暖了峽江百姓幾代人的心。
王作秀趕忙代孩子謝過周總理。然後悄悄問姜先生：「請總理和你們同志在我家吃『三峽飯』啊！」
小個子薑先生一聽直樂，指指周總理後面跟著的一群人員，然後給了她一句耳語：「這我說了不能算數。」
就在這時，只見周總理帶著隨行人員直奔當年蘇聯專家在中堡島打井鑽孔的地方。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周總理為什麼專程來到中堡島的背景。自從薩凡奇來到中國三峽提出他的「薩氏計劃」後，關於三峽大壩建在何處一直是中外專家最關注的問題。薩氏當時傾向在南津關建壩，而中國自己的專家經過大量調查認為應在三斗坪（現在三峽大壩就建在此），壩址之爭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蘇聯「老大哥」派出的專家到三峽考察後，同樣傾向於在南津關建壩，而且毫不理會中國同行的意見，他們的理論是：「沒有不良的壩址，只有不良的工程」。這話意思是：我們選擇的壩址不會有什麼問題，你們以後三峽工程按我們選擇的壩址開始建設後如出現問題，那肯定是你們工程質量出了問題。這陡然增加了中國技術人員的心理壓力。然而所有這一切壓力，並沒有壓垮中國技術人員的良知和對三峽工程的責任心，他們一再堅持南津關壩址地質條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壩址。這事一直鬧到毛主席那兒。
「既然我們自己人認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應該重視。恩來，大壩定在什麼地方，這事等你去了現場考察後由你定。」毛澤東對周恩來這樣說。
王作秀哪知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為啥周總理到她家後匆匆直奔當年蘇聯專家打孔鑽井的現場。那時島上沒多少人，蘇聯專家的鑽井設備也比較簡單，尤其是鑽井打孔需要的水還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島上的男人們都被徵用去為蘇聯專家打井服務，任務是一人一天挑20擔水，給5角工錢。後來井越打越深，島上的男人不夠用了，又從岸上抽來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個世紀過去後，我到中堡島村採訪，上了年紀的莊稼人都說自己曾經為蘇聯打井隊挑過水。對於那段歷史王作秀最清楚，因為那井離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蘇聯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巖心一直留在島上，大的要兩人合抱才能夠得過來。幾十年後當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大決議廣播後，—些中堡島農民兄弟還借蘇聯人留下的這些巖心發了不少財。那時有人打著「三峽最後游」之名，引來中外諸多遊客上三峽，中堡島是未來大壩的壩址，又是江心之島，所以遊客們不辭辛勞，下船上島，在豎著大大小小「三峽壩址留念」、「三峽中堡島一遊」之類的各種紙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還賺過好幾百塊錢哩！」王作秀得意地對我講，她因為沾了家在中堡島的優勢，遠道而來的遊客聽說她是中堡島最老的壽星，又是當年見過周總理的人，都紛紛爭著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錢，是他們主動給我這個老太婆的，說是孝敬我的哪，瞧現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頗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見周總理一行從她家走後到了蘇聯人打井的地方看巖心，便湊過去看熱鬧。
在一大堆長長短短的巖心前，周總理饒有興趣地左看右看，然後拿了一塊拳頭那麼大的巖心，問身邊的地質工程師姜達權：「往下打是不是都是這樣完整的巖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島的地質結構比較好，也沒有巖溶洞。岩層相當完整。」姜達權回答道。
「這麼說，你們提出在這兒建三峽大壩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學依據囉！」周總理高興地反覆掂了掂手中的巖心，很有些愛不釋手，「我能帶走一塊嗎？」
姜達權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按照規定誰也不能隨便帶走這種地質標本的，「這……總理有什麼用嗎？」
周總理笑了：「我是給毛主席帶的呀！主席一直在為三峽大壩的事操著心，他能看到這裡的地下有這麼好的岩層會有多高興呀！」
姜達權和同行的人都歡騰起來。
「行行，總理您就把它帶給毛主席吧！」姜達權說完，從衣袋裡掏出一支筆，然後在巖心箱的記錄牌上端端正正地寫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間的一段巖心被取走。並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總理好奇地問：「取走巖心還要簽字辦手續呀？」
「是的，這是紀律……」姜達權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那我也簽上名字。」周總理從姜達權手中要過筆，也在那塊記錄牌上認真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秀自然還不知道後面的事：在周總理來到她家後的第28天，一艘「峽江」號大輪船，從重慶而下，在路過她的中堡島時特意在江中緩行了許久。這時「峽江」號輪船上有一葉窗子，輕輕地被掀開，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視著中堡島，嘴裡喃喃地念著「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著的正是周總理從中堡島帶走的那塊巖心。
這位巨人就是毛澤東。
從那時開始，王作秀這位中堡島主人沒有間斷地接待了各式各樣的工程地質人員，自然最熟悉的還是像姜達權這樣的地質工程技術人員。
「姜先生呀，1947年那會兒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沒上我們中堡島呀？」一日，王作秀問小個子薑達權工程師。
姜頓時語塞，他看看這位善良的峽江農婦，不禁潸然淚下：「知道嗎，我吃了好幾年官司呢！」
王作秀驚愕：「啥子事要讓你蹲牢嘛？」
姜達權有些為難地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他不想提這件令人傷心的事。這位著名的地質學家與同事冒著生命危險保衛了舊地質調查所，便以一腔熱忱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高潮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負責新中國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庫——北京官廳水庫的工程地質勘察。當時由於他聽從長官意志的擺佈，結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後的官廳水庫出現了漏水現象。有人借題發揮，當面責問姜達權等工程技術人員：「這絕對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這麼大的帽子戴上，姜達權因此以「反革命破壞罪」被關進了監獄。後來多虧水利部黨組和何長工等領導實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現的問題是某領導的長官意志所致，姜達權才得以從監獄裡出來。
王作秀雖然並沒有從姜達權自己的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這份罪，但這位善良的農家婦女認定像姜達權這樣長年離家到中堡島來為修三峽大壩不辭辛勞工作幾十個年頭的「讀書人」，肯定是好人一個。因此她心甘情願地為姜達權這樣的「建壩人」做了十幾年的「三峽飯」。
那些日子裡，王作秀把為這樣的「讀書人」做「三峽飯」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終有個美好的願望：早日能在「一百層樓高」的大壩頂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國人的三峽工程夢實在做得太長、太苦了，曲曲折折，時伏時起，朝現夕隱。像姜先生這樣埋頭執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時常忽兒上島來，轉眼又無奈地被調離工地現場，而且在「文革」時期一走便是幾年、十幾年……中堡島上的巖心雖然依然聳立在灘頭，卻也飽受風雨侵蝕，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覺得自己的頭髮也像這些紛落的巖粉，不是掉落，就是變成了白色。兒女們也有了自己的兒女，可三峽大壩就是沒個影。她不明白。好在她的身體依然硬朗，她一直等著姜達權他們再來吃她做的「三峽飯」。
可姜達權再也沒有來。
王作秀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島中央默默地發呆……其實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達權他們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三峽工程的工作，只是這位卓越的地質學家因長年在野外辛勞過度，身體已像燃盡的油燈。當1986年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建設進行專家大論證時，姜達權已經無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膿瘍外加類風濕、強直性脊椎炎，使得本來就瘦小的他，五臟六腑、四肢七竅俱損。可他的心卻始終繫著三峽工程，對大壩和庫岸穩定的技術問題尤其時刻牽掛。他瞞過醫生和親人，揮筆給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寫了一封長信。當聽說國家領導人親自批轉他的意見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騰一夜之後，姜達權早晨醒來感覺似乎大為精神，便堅決要求出院。無奈之下，他的二兒子只好抱著體重僅有30公斤的父親回到家。回家後這位地質學家便在自己的書房內趴在桌子上開始工作，彷彿要將失去的分分秒秒時間抓在手裡。啊，上帝呀，你再給些時間，讓我把要說的話都說完吧！姜達權艱難地將自己心中要向國家領導人說的有關三峽工程的建議寫成「萬言意見書」，他還沒有來得及寫完最後一行字，便心力全無，氣絲不見……從醫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時28分，一顆赤誠的心終於停止跳動。
八寶山火化工人在為這位科學巨匠做最後一次整容時，驚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瘦成這樣子的人」。
姜達權去世後不久，中直機關黨委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滔滔長江接納了這位「三峽之子」最後的擁抱——姜達權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經吃過無數頓香甜「三峽飯」的中堡島上……
王作秀同樣不知道這一切。那時，她已是80歲的農家老嫗，但依然是一個身體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峽出平湖」的老嫗。
幾年後，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獨自坐在門口聽著長江的濤聲——老人已經習慣在吃完晚飯別人看電視的時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賞自然的美妙音樂。突然，她聽到島上有鑼鼓聲，後來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島。人們邊歌邊舞，那喜慶勁兒跟當年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情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