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入冬後，黃土高原上刮起了又乾又冷的風。我尚未從這一切變故所帶來的巨大打擊中恢復過來，全家就捲入了又一次大搬遷中。
研究所家屬院裡人心惶惶，都在議論一件大事。為了落實毛主席發出的「五七指示」，機關幹部和研究單位的知識分子都將離開城市，到農村建立五七干校，通過體力勞動，接觸瞭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以便達到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或修正主義產生的目的。英明領袖高瞻遠矚，多年前就為反腐防腐開具了這劑藥方。
宿舍大院裡，有幾戶家庭是無需思想改造的。食堂炊事員、勤雜工、修理工、司機、木匠、門房等，都獲准留在了城裡，其中也有蔡新風家。
那些日子，蔡新風很少拋頭露面。她正面臨著初中畢業的關口。電台喇叭裡天天都在播送著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誰知她是否陷入何去何從的煩惱？
其實，在蔡新風身上表現出的人性的複雜，也令我幾度困惑。
那是在初冬的一個日子裡。放學後，我剛要出校門，便迎頭碰上了蔡新風。躲避不及，我只好低下頭，匆匆走過。她卻突然叫住了我。
「人家給了我一些酒棗兒，很好吃。你嘗嘗。」她朝我伸過捧在手中的花手絹，裡面露著小小一堆鮮紅油亮的棗兒，散著撲鼻的酒香。
蔡新風臉上毫無芥蒂的笑容，還有她突如其來的熱情，令我如墮雲霧，不知所措。她猙獰的目光，惡毒的語言，還有把我打入地獄的殺手鑭，在我腦中記憶猶新，至今仍折磨著我滴血的心。我實在無法判斷，她是否會翻雲覆雨，片刻後突然變臉，使綠洲重又化為沙漠，陸地再次變成冰川。
無論如何，我最終把她的舉動視為一個人良知的覺醒。我謝絕了她的酒棗，也從此原諒了她對我有意或是無意的傷害。
二十年後，我曾故地重遊，尋找到當年居住過的研究所家屬院，並推辭掉其他活動，專門安排了與蔡新風的重逢。她走過的路，自然比我順暢。下鄉不足二年，她便有幸成為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進入師範學院中文系就讀並留校任教。
蔡新風握著我的手，面帶笑容，彷彿一切都從未發生過。我驚訝地發現，坐在我面前的中年婦女，聲音柔和，目光平靜，全然不符合長久滯留在我印象中的那個飛揚跋扈的角色。
「那是一種錯位。時空的錯位。」讀出了我心頭的不解和難以忘卻，她點著頭，若有所思地說，「對不起，那時我年少輕狂，喜歡欺生……」
也許是我已長大成人，不再懦弱。也許是時代賦予人們的各種色彩，都已隨著歲月剝落。雖然我不能接受僅僅是「欺生」的托辭，我卻欣慰地看到，人性中確實不存在絕對的惡。
遺憾的是，那次重返古城，卻未能打聽到紫芸一家的下落。
在當年面臨搬遷的動盪時刻，紫芸一家，在去留問題上進退兩難。紫芸的父親屬知識分子，但他已跳樓身亡，家屬成了包袱，不便再跟隨研究所下放。於是，所革命委員會決定，把紫芸全家老少遷往秦嶺腹地的深山老林中，落戶為農。
紫芸媽，那個瘦小的女人，一貫唯唯諾諾，逆來順受，這次卻又哭又求，死活不肯服從。
「他爸就是死了，也是研究所的鬼！研究所去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求求你們，千萬別把我們孤兒寡母的扔下不管啊！」
哭是哭，求是求，末了還是開來了一輛卡車，跳下來幾個壯漢，往她家窗外牆上貼了一條彩色橫幅：「熱烈歡送扎根廣闊天地的新農民！」隨後，幾人一起動手，七手八腳，把傢俱行李搬上車，又把紫芸媽拖出屋，架上車，強行拉走了。
我聽到消息後，慌忙下樓，追出去，趕到院門口，只見紫芸垂頭喪氣，蓬著頭髮吊著臉，和她一家大小站在大卡車上，擠在傢俱間，在飛揚的塵土中漸漸遠去。
02
兩天後，一九七○年元旦的鐘聲剛剛敲過，我們全家大小就和研究所的幾百口人一起，背著行李卷，擠上火車，離開了西安。
下了火車，我們又換乘卡車，最終到達了此行的目的地。那是坐落在河南省中部，黃河故道旁的一片遍生蘆葦的鹽鹼灘。
卡車拉著四五戶人家，在一條彎來拐去、高低不平的鄉間土路上行駛。數九寒冬，道路崎嶇，奶奶身上裹著厚重的棉被，躺在顛簸的車廂裡，愁眉苦臉，長吁短歎。
荒蕪的田野裡，覆蓋著一層稀薄的雪花，幾乎遮不住下面乾硬貧瘠的土地。幾棵秋天遺留下來的半截高粱稈，在寒風中瑟瑟抖動。路旁偶爾閃過一兩棵枝丫光禿、樹幹僅有胳膊粗細的小樹。見不到一隻鳥兒。這裡沒有林城的美麗富饒，映入眼底的只是滿目蒼涼。
日暮時分，卡車終於開進了一座村莊——「坡柳」。村口黑壓壓地站著一群老百姓。他們幾天前就聽說了我們的到來。很多人迎上前，熱情地幫助我們提行李。幾個婦女連攙帶抬，把奶奶請到了村人家中烤火取暖。
我身邊圍上來幾個女孩子，她們與我年齡相仿，大家又說又笑，興奮地大聲議論著。
「瞧，她身上的洋布衫多好看！過年我也要做一件，把扣子釘在胸前！」
「她那京腔兒，多好聽！」
「看她那牙，才白哩！」
「人家那牙，見天要刷幾遍哩，你也學學嘛！」
這些女孩子，不論五官美醜，都令人遺憾地長著一口黑黃的牙齒，後來聽說，是由於飲用水中含氟量過高所致。她們身上穿的衣服，顏色晦暗，面料粗糙，都是家織土布裁製的，又短又小，緊緊裹著她們相對健壯的軀體。衣服的式樣，竟然是電影中看到的解放前流行的大襟衫。如今在大城市裡，那是七八十歲的老太太的裝扮。
我很快瞭解到，村民們的服裝，都是家中妻女從種棉花開始，紡紗織布，土法染制的。男人們渾身上下，無一例外都是黑糊糊的煮青，連藍色都見不到。女人們身上，居然也以黑色居多，偶爾可見到年輕姑娘身著鐵銹紅，為這觸目皆是泥牆草頂、不見一絲綠色的村莊增添些許亮麗。
雖然她們的衣著打扮格外寒酸，我卻被鄉村女孩子的純樸友善深深感染，心中立時燃起了一團溫暖的火苗，很快就忘記了長途跋涉的疲勞。
03
「五七」干校選中的地點，離村五里，在一片乾涸的河灘上。那是一片不知荒蕪了多少世紀，連野兔都不屑一顧的不毛之地。而今，這些被斥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將要從零做起，把它變為米糧倉、瓜果園。
研究所來的人們，被分散到荒灘四周的村落中暫時棲身。他們第一個要學習的東西，就是挖泥、打坯、燒磚、蓋房，為自己在荒灘上建造起一個簡陋的家。
坡柳村約有一百多戶人家。分給我們家住的地方原是大隊的馬圈，我們來之前，才被匆匆改建為簡易房。門外幾米遠處，有一口又深又大的尿池。全村人夜裡積下的尿水，都在清晨集中到這裡，用來為集體的莊稼地漚肥。
從外表看，房子十分低矮，裡面倒很寬敞，至少有八十平方米的模樣。頂棚是用高粱秸稈編成的，從上面垂吊下來一串串沾著灰塵的蜘蛛網。地面的泥土非常潮濕。接連數天，我們用爐灰鋪在上面，吸走水分，才顯得略微乾燥些。門兩旁各有一個二尺見方的窗戶，沒有玻璃。我們在窗欞上糊上舊報紙，堵住呼呼灌進來的寒風。
進門的右手，靠窗戶下面的地方，用來做了廚房，奶奶的床，就擺在了後牆下。按照在西安時的做法，我們在她的床前，用箱櫃疊在一起，豎起了一道擋風的牆。進門的左手，放了兩張雙人床。爸爸和弟弟睡的那張靠著後牆，我和妹妹的那張靠著前窗。
在村民的幫助下，我們在屋子中央用泥巴砌起了一台爐灶。天黑以後，點燃從村供銷社買來的煤油燈，一家人圍坐在火爐旁，一邊取暖，一邊聽頂棚上的老鼠吱吱叫著打架。
屋裡沒有煙囪，我們受不了煙熏火烤，一會兒就開始頭暈流淚，躺倒在床上。
爸爸環顧四周，疑惑地問：會不會是煤氣中毒？
幫我們砌爐子的鄰居大叔笑著說：「沒啥！頭暈不算個事！過上幾天，習慣了，就啥也不覺著啦！」
爸爸點頭，認真地對孩子們說，「我們要學習貧下中農，在艱苦的生活裡鍛煉我們的意志。」
我沒說話，在心裡悄悄想，村民們顯然不在乎慢性中毒會影響智力，反正大家對生活也沒有更多的奢望。
我們從幾里外的一個大村莊買回了玉米粉、小豆、大米、白菜、胡蘿蔔，又在村民們的幫助下學會了從井中取水。地下水位很淺，井水離地面不過兩三米，連轆轤都用不著。沒費吹灰之力，我便掌握了用一根繩子綁住鐵桶提水的技巧。
每到吃飯時刻，就會有村民們來家中湊熱鬧。他們常一手端只盛著玉米麵糊糊的粗瓷大碗，一手拿兩塊煮紅薯，走家串戶，邊吃邊聊。爸爸總是熱情地邀請老鄉與我們共同進餐。但他們只是好奇地看看我們碗中的飯菜，評論幾句，卻從不下箸。
村中老鄉對我們十分友善。白天，爸爸去幾里外的河灘上搬石頭、打土坯、和泥、燒磚。天黑後，他回到家裡，老鄉們就經常來串門。
大家圍著爐子，與爸爸天南海北地閒聊。他們根本不在乎爸爸是什麼身份背景，也不屑於搞清楚什麼叫做「解放幹部」。他們只是覺得爸爸和藹可親，一點兒沒有架子。每個人都喜歡把自己的心事說與爸爸，讓爸爸分析指教，包括村民之間多年來存在的恩恩怨怨。爸爸似乎很高興老鄉們對他的信任，總是不厭其煩地開導每一個人，幫大家化解矛盾，言歸於好。
沒過幾天，爸爸就讓老鄉拿把剃頭刀，剃掉了他留了幾十年的分頭，從此和老鄉們一樣，晃動著光禿禿的腦勺。
相比之下，住在同村的另外幾戶知識分子，就遠遠沒有像爸爸那樣虔誠地投入新的生活環境。
來此才一個月，住在斜對門飼養員小屋中的那對上海夫婦，已經關起門來偷偷殺了兩回從集市上買來的老母雞。門窗關得再緊，燉雞的香味兒還是飄了很遠，在村莊上空飄蕩。
老鄉們在路上見了這對上海人，總是客氣地點點頭，從不和他們閒聊。上海人也不在乎老鄉對他們的態度。他們比爸爸精明多了，知道不會久留此地，甚至懶得逢場作戲。
沒有汽車，也沒有電燈、電話、收音機。革命的熊熊烈火，似乎漏掉了這個偏遠的角落。村裡的七年制民辦學校，敲鐘上課，一切照舊。我和弟弟妹妹很快便開始插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