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從公共汽車的玻璃窗望出去，古城西安的街道與北京一樣，橫平豎直，井然有序。雖然沒有長安街兩旁點綴的那些西洋式建築為城市增添幾筆摩登色彩，但宏偉壯麗的鐘樓、寬闊氣魄的南城門、樸實端莊的佛塔，無不承載著遠古的足跡、歷史的積澱，攜帶著濃郁的故國情懷，朝我們迎面撲來。
弟弟從小沉默寡言，但常有出人意料的舉動。他在北海公園演出的金蟬脫殼計，使得峰迴路轉，有效地打消了媽媽把我們送回林城的既定方案。
媽媽和我被他的突然失蹤嚇得驚慌失措，直到暮色蒼茫時，才在白塔下的假山洞裡找到了他。弟弟固執地不肯離開那個陰暗的角落。他一動不動，凝視著凹凸不平的石壁，目光中滿是失望、怨恨、冷漠。
當晚，媽媽便去火車站退掉了車票。數天之後，她告訴我們，爸爸斟酌再三，最終同意讓我們去西安，與他和奶奶妹妹團聚。
我和弟弟為這從天而降的喜訊所興奮，興奮得在屋子裡直打轉。雖然媽媽神色凝重地叮囑我們，前往西安要有精神準備，由於爸爸的緣故，我們可能會受到其他小朋友的歧視，但我們絲毫也沒把她的話放在心上。
汽車鑽出了雄偉的大南門，把我們帶到了學院區。街道兩旁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鱗次櫛比。我們按照地址，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爸爸工作的研究所。
研究所的院子裡，高高的白楊樹下，掩映著幾座三層高的灰色樓房，四周環繞著一圈圈冬青木樹籬。
我和弟弟進入大門，在傳達室裡登記完畢之後，耳畔忽然響起了一串尖厲的哨音。只見從灰樓房裡陸陸續續走出來很多人，在院子中間的空地上站成幾排，由一個年輕姑娘帶領著，一邊唱，一邊跳起了「忠字舞」。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話兒要對您講，
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
…………
領舞的姑娘面頰紅潤，窈窕豐滿。她搖擺著腰肢，十分投入地邊扭邊唱。一對又黑又粗的短辮子，在肩膀上甩來甩去。跟隨在她身後的人們，或心不在焉，或缺乏激情，笨拙地伸胳膊踢腿，搖頭晃腦，看去像在上演木偶劇，不過卻無人敢笑。
恍惚間，我的視野裡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身影，他從灰樓後面閃現，穿過人群，一瘸一拐，步履蹣跚地朝我們走來。
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吊在他頸下的那塊二尺見方的大牌子。我沒顧上去讀血紅的大叉子下面的那些黑字，心頭已被一種不祥的預感攫住，腦袋轟然一下漲大了。
待他走近，定睛細看，啊，牌子上方露出的那張陌生的臉，不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爸爸嗎！
爸爸原本濃密的黑髮，摻上了許多刺目的白茬，像凌亂的雜草，長長地垂在耳邊。原本高大挺直的身板，如今形銷骨立，腰彎背駝。纏著膠帶的近視鏡後面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睛，卻依舊帶著我從小便熟悉的敦厚善良。
在距我們僅僅幾步遠的地方，爸爸停住了腳，從大牌子後面伸開雙臂，唇角露出尷尬的微笑。
「爸爸！」我哽咽著，扔下手中提包，幾步跨下傳達室台階，撲向他胸前，拉住他的大手，潸然淚下。
跳忠字舞的人們，不知何時已停止了他們的歌聲和扭擺。似乎被這一幕場景所觸動，四周寂然無聲，大家都默默地看著爸爸撫摸我的肩膀、髮辮、臉頰，等待著我從震驚和抽泣中恢復平靜。
在人們複雜的目光注視下，爸爸彎下腰，撿起我扔在地上的旅行袋，扛上肩頭，領著我們，踏上回家的道路。
頃刻之間，古城在我眼中失去了色彩，天低雲暗。
在那條短短不足二里長的馬路上，我們數次遭到來自素不相識的孩子們的辱罵。我和弟弟尾隨在爸爸身後，垂頭疾走，不敢張望。
爸爸的一條腿腳似乎受了傷，無法穿進布鞋中去，只能趿拉著鞋前行。他那身破舊褪色的藍制服，背上汗跡斑斑，似乎久未清洗。
啪！突然，一顆石子從路邊飛來，狠狠打在了爸爸胸前掛著的牌子上。幾個與我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爭先恐後地把手中的石子和沙土，擲往爸爸身上。「反革命，走資派，蘇修特務！打呀！」
弟弟從看到爸爸的第一眼起，就一直咬著嘴唇，沒有開過口。此時他再也忍不住了，彎下腰，從地上拾起了一粒石子。可他剛剛舉起手臂，爸爸就慌忙攔住了他。
我們頂著屈辱，穿越飛沙走石的屏障，進入了研究所的家屬大院。院子裡，排列著幾座四層高的紅磚樓房。驚魂未定，我就一眼瞥見了蹲在一個門洞外的小女孩。她頭上梳著兩條細細彎彎的羊角辮，正低著頭，用一根樹枝在地上畫著什麼。聽到腳步聲，她抬起頭來。我尚未認出這個女孩是誰，她已丟掉手中正在玩耍的小樹枝，站起身，朝我們跑過來。
「姐姐，哥哥，我知道是你們！爸爸告訴我，你們要來了！」她伸出小手拉住我，仰起臉，嬌聲細氣地說。
兩年不見，七歲的妹妹已變了模樣，下巴尖尖的小臉上，忽閃著一對漆黑明亮的杏核眼，皮膚白皙，身材纖細，像一棵透明的綠豆芽。
我盯著她純淨無瑕的眸子、乖巧稚嫩的小臉，眼前似乎飛起了一隻白色的小蝴蝶，抖動著輕柔的翅膀，在藍天下的草叢中低飛。
一瞬間，我感覺到了自己肩頭落上的重擔。我已經長大成人，不再是孩子了。
02
晨光中，睜開雙眼，日影已照在雪白的牆上。轉過臉來，看見了身旁的妹妹。她正趴在床上，小手支撐著下巴，烏溜溜的大眼睛睜圓了，出神地瞧著我。
我們和奶奶一起，住在朝陽的大房間裡。奶奶更加年邁了，怕風怕冷，用箱子和櫃子摞在一起，在她的單人床前豎起了一道高高的屏障，每日藏在後面，很少出來。我和妹妹則睡在房間另一頭的大床上。
「小紅，你什麼時候醒來的？」我有些好奇。奶奶仍在酣睡中，屋子那頭，沒有絲毫動靜。
「我醒了好半天了，一直在看你。」妹妹十分認真地說，「姐姐，我發現，從側面看，你很像媽媽。」
我心頭一縮：「你想媽媽嗎？」
妹妹點點頭：「姐姐，你知道不知道，媽媽什麼時候能來？」
我想了一下，搖搖頭：「你還記得，媽媽長得是什麼樣子嗎？」
「我記得可清楚了。」妹妹躺回到她的枕頭上，目光投向天花板，搜索著記憶深處，開始描述她印象裡的媽媽，「小時候，媽媽帶著我們去頤和園玩兒，那兒有一條石頭船，很長，很大。我跑丟了，哭了，被人帶走了。後來，媽媽在看園子的阿姨那裡找到了我，給我買了一個草莓冰淇淋，是粉紅色的……以後，我再也沒吃過那種冰淇淋了……」
妹妹年紀雖小，卻已過早地體驗了世態炎涼。對於生活中的一切非正常，她都習以為常，泰然處之。
跟隨奶奶來到西安之後，她起初住在全托幼兒園裡，週末回家。後來，爸爸的境況越來越差，週末已無法接她回家，便委託幼兒園的一位老師代為照管她。
長時間見不著爸爸，妹妹自然十分想念。一天，這位老師外出時偶然遇到了爸爸，回到家中，就對家人描述起看到的情形。據說，爸爸胸前掛著一塊大牌子，手中提著一袋饅頭，被街頭一群孩子追打著，搶走了饅頭，狼狽不堪。聽的人也許感到滑稽，笑出了聲。誰也沒有注意到，這笑聲在一旁玩耍的小女孩心頭刻下的刀傷。
黃昏時，妹妹不辭而別，冒著雷陣雨，孤身一人奔跑了六七里地，濕淋淋地回到爸爸的身邊。
爸爸被革命群眾揪出來折磨，時日已久。像他這樣與世無爭的老好人，若是仍留在北京，在大機關裡工作，也許會風平浪靜地度過「文革」的疾風暴雨。不幸的是，恰恰在「文革」初期，他被調到西安，擔任了這個研究所的領導。
在數不清的批鬥會上，他被人推到台上肆意侮辱毆打。有人故意拿走了他的高度近視鏡，使他寸步難行，無處躲藏；有人逼著他下跪，用棍子打傷了他的腿。還有一次，一個抱怨自己工資待遇低的人，竟然咆哮著要打死爸爸，若非被幾個好心人阻攔，爸爸險些就死在了揮向他頭部的大棒之下。
那個強行掛在爸爸頸上的大牌子，使他寸步難行。無論是賣菜的，還是剃頭的，都可以隨意拿他開心、取笑。
03
我到西安的第二天，便去商店買了一把理發推子。此前在林城，曾多次觀摩過靜山叔給家中的男孩子們理髮，但看時容易做時難，親自操作起來，仍免不了把爸爸的頭皮夾得生疼。笨手笨腳折騰了半天，出了一身汗，總算把爸爸滿頭的亂髮弄短了。
爸爸看著鏡子中高低不平、像沒啃乾淨的西瓜皮一樣的頭，點頭微笑，連說：「不錯，不錯，比原來好多了。有你在身旁，爸爸就不發愁了。」
奶奶告訴我，是她說動爸爸，讓我和弟弟回到西安家中的。「你們都長大了，可以幫著做事，為啥待在黑龍江，你爸還得給月娥寄錢寄糧票？」
提起月娥嬸時，奶奶十分不屑。有關月娥嬸橫躺在馬車前耍賴，阻攔靜山叔參軍入伍的逸聞，便出自奶奶生動詳細的描述。她們婆媳之間的敵意，儘管多年來天南地北遠隔數千里，也從未消解。
無論什麼原因使我們來到了西安，我慶幸，一家人至少湊得齊了些，經過兩年多飄零無根的生活，現在總算有了「家」的感覺，雖然依舊殘缺。
我們的家在三層樓上的一套單元內。原來分給爸爸的三居室，爸爸出事後，就讓出了最大的一間，給一戶四口之家居住。
那家的夫婦，是一對容貌舉止都頗為體面的上海人。他們看上去還年輕，有一對幼小的兒女。雖然他們也是知識分子，本不屬革命的領導階級，但那家的男主人，因出身工人家庭，在研究所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當然是稀有之物，所以成為革命委員會的依靠對象，被安排搬進來，住在我們身邊，以便監督爸爸在家中的一舉一動。
有一次，爸爸把一些用過的稿紙撕碎，扔進了廁所的廢紙簍中。他剛轉身，上海男人立即拿著一把夾煤的鐵鉗，到廁所裡面仔細翻揀，煞費苦心地尋找有可能被毀掉的罪證。
星期六的晚上，天已黑透，爸爸尚未回家。我們和奶奶坐在燈下，等了又等，桌上的飯菜早已涼透，依然盼不到爸爸歸來的身影。聽到開門聲，是隔鄰那個白淨的上海女人，到廚房給她的孩子熱牛奶。我連忙抓緊機會，向她打探消息。
「今天發工資，你爸爸被幾個人關在研究所裡了。他們逼他把錢交出來，否則就不讓他回家。我看到門外面站著幾個人，你爸爸在門裡面，每隔一會兒，就從門縫下面塞出一張鈔票。你爸爸要是不給，下次批鬥會，這些人還會打他。」
「他們為什麼打我爸爸？」我叫喊了出來，聲音顫抖，壓不住心中的憤怒和恐懼，「毛主席說過，要文鬥，不要武鬥！」
她白了我一眼，一面翻攪著爐火上的牛奶，一面冷冷地說：「你爸爸的工資太高了，你知道嗎？他一個人的工資，比我們兩個人的加起來還多！」
午夜時分，整個家屬院都已沉入在酣睡中，樓梯上才響起了沉重緩慢的腳步聲。
爸爸神色憔悴，疲憊不堪。看著我們憂慮的目光，他只是伸出手，默默拍了拍我們的肩頭。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床，一個年紀與妹妹相仿的小女孩就敲開了門。她是木匠的女兒。「我爸爸讓我把這個交給虞誠！」她毫不遲疑地直呼著爸爸的名字，遞給我一張紙條。
展開紙條，上面潦潦草草地寫著核桃大小的幾個字：老虞，我家這月錢不夠用，還要向你借二十元。
小女孩走後，我和妹妹關緊門，悄悄商量，如何處理這張紙條。
木匠的老婆，目光精明，面色黧黑，是個外號叫「黑包煙」的家庭主婦。整天見她站在樓門口吞雲吐霧，與人閒扯。借錢，一定是又短了煙錢。可是，想到木匠也許沒有參加前夜的圍攻，大概還算是比較溫和的革命群眾，再說，他用了「老虞」這個稱呼，已經算是很客氣的了，我們覺得不能得罪他。雖然萬分不情願，但我最後還是克制了撕毀紙條的衝動，把它交給了爸爸。
從那時起，我們逐漸習慣了爸爸接連不斷的深夜不歸，習慣了聽人們在我們面前肆無忌憚地形容爸爸在批鬥會上被折磨的狼狽狀態，也習慣了一言不語，默默地觀察人們在人性泯滅時種種禽獸不如的醜惡表演。
不久，革命委員會決定，開始扣壓爸爸的工資。發給全家人的，只是每月四十元的基本生活費。
在林城的歲月，只教會了我如何辨別野菜野果，料理粗茶淡飯。我既不懂得如何烹調美味佳餚，也捨不得去黑市上購買高價食品。因此，我們的盤子裡，除了寡淡的炒白菜外，就是黑黑的鹹菜絲，沒有一點兒葷腥。
為了節省每一分錢，我天天都要為全家人擀麵條、蒸饅頭、煮稀飯。頭天晚上，奶奶就在瓦盆裡放上水，把面酵子泡上了。我放學後，便開始揉面。妹妹又瘦又小，但她總是站在一隻小板凳上，使出全身力氣，幫助我揉麵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