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零零，一串清脆的自行車鈴聲，隔著臨街的柵欄門傳了進來。月娥嬸精神為之一振，迅速下了炕，理順頭髮，抻直衣衫，歡笑著迎出門去。郵遞員大叔，送來了又一筆來自遠方的匯款。
晚上，我鼓足勇氣向靜山叔和月娥嬸提出，希望用新到的匯款買張車票，去北京看望媽媽。
靜山叔和月娥嬸對視了一眼，沒有做聲。
「松花江日記」引發的衝突，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月。雖然大家照常過日子，但月娥嬸看我的眼神，已經有了距離。我明白自己對她造成的傷害太重，於是主動當著全家人的面撕毀了幾篇日記，言談舉止也更加小心謹慎。
「你嬸兒待你們不好，你姐想你媽呢！」月娥嬸扭頭對弟弟說，「你呢，兒啊，你想不想去北京找你媽？」
弟弟猶豫了兩秒鐘，避開她銳利的眼鋒，淡淡地回答：「不想。」
「哎呀！」月娥嬸長歎了一聲，憐愛地撫摸著弟弟的頭，「這是咋回事呢？一個想，一個不想。」
看著弟弟臉上的漠然，我心裡暗暗悲哀。兩年來，每當有鄰居大嬸大娘好奇地問我們，是否想念父親母親時，我和弟弟都學會了察言觀色，不約而同地回答「不想」，以此來討月娥嬸歡心。
不可否認，嬸嬸對弟弟的態度明顯地有別於我，甚至超過了對她自己兒女的疼愛。她高興時，常把弟弟摟在懷裡，一口一個「兒呀，兒呀」親暱地叫著。
吃飯時，我與秋娟等三四個孩子坐在小板凳上，圍著地上的一隻方凳進食。弟弟則有幸坐到炕上，與大人們一起圍著炕桌用飯。
月娥嬸曾當著我的面指著弟弟，頗為自豪地對鄰居說：「俺哥就這一個！可是他就放心交給我！」
遇到鄰居帶著年齡與弟弟相仿的女兒來串門，她還熱熱鬧鬧地要和人家定娃娃親，把弟弟拉到面前說：「瞧瞧，俺兒子長得咋樣？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多氣派！還配不上你那寶貝閨女？」
閒聊時，她毫不掩飾自己重男輕女的觀念，也總是強調弟弟和她的三個兒子一樣，都是老田家的後代。「丫頭片子們，早晚都得嫁給外姓旁人，指望不上！」
弟弟生活在這種環境中，兩年下來，竟然沒有與我私下裡交談過一次，也從未對我表示過任何姐弟之間應有的溫情與眷戀。
但我十分懷疑，也根本不能相信，嬸嬸對他的特殊優待，真的會使他淡忘了遠方的爸爸媽媽，疏遠了相依為命的姐姐，不再思念我們那個如今四分五裂的家。
幾天後，月娥嬸對我宣佈，她和靜山叔同意我去北京。
「我也要去！」弟弟突然喊了出來。
月娥嬸不滿地瞪了他一眼：「咋？你又變卦啦？」
弟弟低下頭，嘴角擠出一絲羞澀的笑。我的胸口湧起了一股熱潮。
靜山叔給我們二人買了火車票，裝了兩袋蘑菇干、一袋松子，把我們送上了火車。
臨行前，我看到月娥嬸把弟弟叫到外屋的灶台旁，一面大把大把地往他褲袋裡塞松子，一面悄聲地在他耳邊嘀咕著什麼。
我覺得蹊蹺，便湊到門邊，但只聽到了斷斷續續幾個字。
「別忘了告訴你媽……你姐是怎麼氣我的……記住啦？……」
16
硬座車廂裡擁擠不堪，煙霧瀰漫。連續一天一夜，無法合眼，弟弟的忍耐已達極限。終於，他不顧一切地鑽到了座位下面，趴在地板上睡著了。
我雖然也睏倦至極，但仍強睜著雙眼，不敢打瞌睡。月娥嬸曾對我叮嚀再三，火車上千萬不能睡覺，以防行李遭竊。
在哈爾濱換車的那個夜晚，當我和弟弟坐在候車室的長椅上啃著隨身攜帶的饅頭時，一個中年男人朝我們走過來。他把手中提著的旅行袋放在我們身邊，讓我們幫他照看著，便離開了候車室。幾個小時過去了，那個男人一直沒有歸來。我突發奇想，懷疑那人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旅行包裡也許有一枚炸彈，他大概想利用我們，把炸彈帶進北京吧！越想越害怕，我和弟弟四處亂轉，想尋找警察叔叔，報告敵情，卻哪裡也尋不到。無計可施，我們決定離開那個危險的旅行袋，從遠處悄悄地打量它。六個小時後，我們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那個旅行袋仍然孤寂地躺在長椅上。
終於，在第三天夜裡十一點，我們拖著麻木的雙腿，走出了燈火輝煌的北京火車站。
「文革」初期血腥瘋狂的歲月，似乎已是完成時，不可一世的小將們，大多都被送到了遙遠的邊疆和牧場。寬闊的長安街，明亮的街燈，宏偉的天安門廣場，甚至汽車售票員的一口京腔，都使我感到無比親切溫暖。一路上，我們被亢奮和激動驅使著，與素不相識的行人說笑聊天，毫無戒備設防。其實也沒必要。「文革」似乎真的肅清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
午夜時分，我們來到了媽媽的機關所在地。高大的鐵柵門，從裡面緊鎖著。我扔下行李，攀著鐵棍，三下兩下就翻過了鐵門。在林區沒白混，上樹採摘野果時，早已練就了此一區區技能。
尚未等我腳板著地，頭頂突然亮起了強光，把我和弟弟瘦小的身軀牢牢罩住，動彈不得。
傳達室的小門吱扭一響，走出了一位白鬍子老漢。我抬頭一看，是我從記事起就在機關看門的老大爺。他也認出了我。
「楊雯！有人找！」老大爺張大嗓門，隔著院子，朝後面的紅樓大聲叫喊。
我和弟弟仰起臉，盯著黑洞洞的樓房，渾身緊張。
四層的一扇窗戶，在黑夜裡放出了明亮的燈光。一個女人的剪影，閃現在窗口旁。
「媽媽！」弟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尖厲的童聲，劃破了靜寂的夜空。
我坐在媽媽乾淨整潔的淺綠色格子床單上，呆望著她已經灰白的頭頂和突然變得蒼老的面容，說不出一句話。
由於事先沒打招呼，媽媽對我們的不期而至十分驚訝。然而更使她出乎意料的是，分別整整兩年了，我和弟弟除了變得又黑又瘦外，竟然一點兒沒有長高，長大。看著我們長滿虱子的亂蓬蓬的頭髮、骨瘦如柴的身架、骯髒破舊的衣褲鞋襪，媽媽張著嘴，半晌合不攏。
「是誰讓你們來的？」鎮定下來後，她疑惑地問道，「你們怎麼突然想到要來找媽媽？」
「我們想你。叔叔嬸嬸也同意。嬸嬸說，希望你給她買幾件的確涼衣褲，還有皮鞋，讓我們帶回去。」我如實相告。
媽媽若有所思地看著我們，不再追問。
一覺醒來，已近中午。桌子上放著稀粥、饅頭、鹹菜。媽媽留了一張條子，囑咐我們在宿舍中等她，不要外出。
晚上，媽媽回來了。樓道裡靜下來後，她悄悄地帶著我們去機關的浴室裡洗澡。出了房間，她不讓我和弟弟說話，躡手躡腳地下樓，生怕有人知道。
第二天清早，我們離開紅樓，按照媽媽的安排，來到後海一帶，在曲曲彎彎的胡同中，找到了四合院中的一戶人家。那家的男主人曹叔叔，是媽媽當年在空軍部隊時的戰友，轉業後到一家電子廠做了供銷科長，「文革」中倒還平安無事。在媽媽孤立無援的時刻，他慷慨地伸出了寬厚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