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別樣紅 第37章 拾貳 一篇絕唱誓癡誠 (4)
    第二,在此處特筆點破「越發」之例,似「批評」「制止」,實際正是「反言為正」,告訴天下人:這部書中涵「避亂」深義。

    「尋得桃源好避秦」(謝枋得之句),桃花源中人原是為避秦政而隱居在此的——但他們從朝代而言,又只好算是「秦代之人」。四個字的微妙關係複雜曲折,勿以陳詞俗套觀之。

    擺在《紅樓》讀者面前的問題是:榮府賈家,修園迎駕,他們「避」的又是哪個「秦」?須知,修園時,乾隆尚在「東宮」(太子所居),尚未登位。這兒避的當然不是乾隆了。於是「秦」字的涵義可就妙上加妙了。「秦可卿」為何單單姓秦?她也是「避秦」而又屬於「秦代人」的特殊身份。

    此外,大觀園之地本為「秦人舊舍」,也順筆說穿點破了。

    話說回來:難道在賈政身邊的文土們,真的連那個避亂典故的大忌大諱也不懂嗎?笑話一段——人們總擔心研《紅》中把「小說和歷史混淆」了。這可也夠個「杞人憂天」了吧。誰那麼低智?但雪芹獨擅的一支筆卻正是在「小說」外形中「偷運」而注入了「歷史」。這根本不是什麼「混淆」的問題,那是片面、膚淺的糊塗話。

    雪芹首次提出「正邪兩賦」的命題時,所舉人物首位是許由,次即陶淵明,三顧虎頭。他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由釵、黛、菱三人講詩時,引出陶公不為五斗米折腰,不滿東晉的社會官場,幾次辭官,要求回家種地。陶公的這種精神也影響了雪芹,所謂「羹調未羨青蓮崇,苑召難忘立本羞」(張宜泉詠雪芹之為人)者即是此義。因此,陶公的《桃花源記》也影響了雪芹,是情理中事。

    但如今問題則是:《桃花源記》向來之論者解為「理想世界」、「烏托邦思想」云云。因此即又有人將「大觀園」作如此如彼的比喻。但若僅僅如此,單一比附,就又失去了《紅樓》筆法的獨特性。陶公作《記》,自然含有不滿於他所處的東晉政治社會,假使雪芹也不過只此一層而已,總以這種「一般化」目光和態度去理解《紅樓夢》,這才自身陷於「一般化」,反而批評別人是什麼「考證派」、「索隱派」,那實在是既不明「考證」為何事,也不懂「素隱」又是哪般了。

    雪芹特地在應當「頌聖」的時刻,先出一個「桃花源」,再出一個「秦人舊舍」,而且更加特別令人「瞠目」的「越發過露」一語,真所謂「一之為甚,豈可再乎」!他居然公然地「再了」起來,此中況味,難道還不能領略一二嗎?

    「秦人舊舍」之例,回答了那些杞憂的好心人。

    正是:

    文曰避秦實未避,翻言舊舍「舊」尤奇。

    【附記】

    「秦人舊舍」出現在試才題園的正文中,其重要性可謂至巨至顯。「秦人」義實應解為「避秦人」耳,勿被瞞過。

    拙考大觀園遺址在今之「恭王府」,其後園石上有二鐫印,文曰:「鵬騰」,又曰:「餘生老人」。此印文之涵義尤堪玩索。「秦人舊舍」是小說家曹雪芹的「政治語言」和「荒唐密碼」。曾有人將大觀園解為「理想(乾淨)世界」,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矣。

    讀《紅》似水須尋脈

    我於1953年從華西大學調往四川大學(當時「院校大調整」是教師「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果的一個重要步驟,華大改為醫學院,外文系留在成都任職的我是唯一例),很快和歷史系名教授繆鉞先生成為忘年之交。1954年我奉中央特調回到北京,繆先生想念我,作詩寄懷,中有句云「讀書似水能尋脈,談藝從今恐鮮(xiǎn)歡」。上句誇獎我讀書治學的一項勝於他人之長處,下旬則因分別後能相與談文論學的人少了,因孤寂而自歎慨——如今我借其上句來說明我們欲讀《紅樓夢》,也須先看清其間的脈絡,然後方能領略旨意和情味。

    那麼,依我看來,《紅樓夢》之脈又是如何呢?我今試從幾個層面來討究這個至關重要的「似水」而「尋脈」,竊以為,如能「尋」得理路而不致太差,則於我等理解這部偉著奇書大有幫助。

    我先提一個「總綱」,叫做「一條大脈絡,兩個水源頭」。何謂「大脈絡」?請你耐心聽我一講——

    我們中華文學史上有四大小說名著:《三國》、《水滸》、《西遊》、《紅樓》,已然是海內外世界公認的文化結晶,我們自己有過「才子書」的稱號,也又有「奇書」的盛名。這四部書,從現象上看,誰也不挨誰,各自為政;實則一經細諳,內中即有一條民族文化思想大脈絡,叫做「三才」理論,即天有天之才,地有地之才,而認為人是「天地之心」、「萬物之靈」,所以人更有「人之才」,至為寶貴。

    此才,不是狹義的「文才」,比如吟詩作賦,書畫寫作等等,是廣義的秉賦之才能、才幹,故亦稱為「才具」。俗話可以說成是「本領」、「能耐」。古人認為天之才表現為雲霞雨露,寒暑風雷……地之才表現為山川奇秀、物產豐盈,萬般千品……而人之才則表現為才華智慧,氣度功能,道德經驗,豐功偉業……

    因此,即可曉悟一層道理:《三國》是寫帝王將相這類的人才;《水滸》一變,轉而要寫的是被誣為「強盜」的江湖「綠林」、「草莽」這類的人才,《西遊》又開拓一步,假借「神話」而寫出異樣的孫悟空式人才。有了這三層的文化文學基石,曹雪芹於是一「反」前賢的鋪墊功勞,來了一個大「突破」:立志要寫閨門婦女的出色人才。所以,「人——人才」是這條大脈絡的總綱要領。

    然而,問題並不到此為止——「人才」的大主題雖已提出,卻只是事情的一半。還有後面的一半,就是這些可喜可愛、可親可敬、可珍可貴的人才的命運。他們,她們,當時的歷史處境是怎樣的?後來的結局又是如何的?列一個「程式表」:

    人——人才——人才的命運

    這個程式是認識理解四大名著的總鑰匙。但我們此刻的主題是要讀懂《紅樓夢》,因而又要再講明一點:《紅樓夢》既是那些大脈絡的接承,而又是兩個「水源頭」的結合點。

    此話怎講?試看——

    《水滸》的故事情節是一百單八條「綠林好漢」的「才」和「命」,《紅樓》則正是要與它「雙峰並峙,二水分流」,專門來寫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這是一個「源頭」的顯示。

    另一個「源頭」更奇!

    你看:孫悟空是怎麼「誕生」的?是花果山、水簾洞的一個「石猴」!好了!這就明白了:賈寶玉是怎麼「誕生」的?正與孫悟空為「對」:

    花果山——水簾洞——石猴

    大荒山——無稽崖——石人

    你看有趣無趣?一個偉大作家的智慧思維、才情聯想,就是這樣「進行」的。

    《水滸傳》和《西遊記》——再到《紅樓夢》?

    那麼,孫悟空和賈寶玉太「不是一回事」了,如何能扯在一起?豈非「奇談怪論」?請你「稍安毋躁」,且再細作思量。

    孫悟空是個什麼「人」?是半妖半人——亦即半邪半正,與其他人才不同。賈寶玉又如何?恰好他是「正邪兩賦而來」之人,這種人,其聰明靈秀之氣在萬萬人之上,而其乖僻頑劣又在萬萬人之下(第二回賈雨村與冷子興之維揚郊外酒肆談奇)。

    妙不妙?文心匠意,脫胎換骨,就在於雪芹這位奇才的神奇運化!

    雪芹寫了一百零八位女兒。他自言,她們雖是「小才微善」,比不上蔡女(文姬)、班姑(昭),卻又「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使他十分慚愧。正因不想泯沒這些女兒之才之善,方才立誓要為她們傳神寫照。這就是《紅樓夢》的來由——亦即全書的總題目。可是,這些女兒後來怎麼樣了?

    說來令人墜淚。一個個「家亡人散各奔騰」。

    這是何故?

    讀雪芹之書,要看他用筆措詞,皆在深層而又警策,留與人善察而能悟者,方得其味。提醒你:第五回幻境中寶玉閱簿聆曲,其中於巧姐有云:「事敗休雲貴,家亡莫論親」;這與鳳姐所云「家亡人散各奔騰」呼應,但家亡之真原因亦已點破:那是由於一個「忽喇喇」的「勢敗」!

    什麼「勢」?區區一個榮府賈家,不過是個「員外郎」的微官,又有何「勢」?其語可思。再看元春告誡賈政之語:「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這就分明,兩府正在捲入一個致命政局漩渦中,如若他們所「附」之「勢」一旦失敗,立即招致抄家滅門,家亡人散之大禍!

    其實,這場「雙懸日月」的政治大鬥爭,早已於第二回冷子興、賈雨村酒肆對話中揭出了:「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正是這意!」所以那回的回前詩也就告知於讀者:「一局輸贏料不真」,說的正是這場生死搏鬥。而所謂的「榮國府」,就處於那可怕的「局」中。

    及至敘到秦氏可卿臨危,夢中訣別鳳姐,指出不久即將大禍來臨,抄家沒產,子孫流落——即「家亡人散」的預兆,而這都「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話」者,那「樹」並非賈府本身,是其所「附」之「勢」:康熙帝與其太子胤礽一系的政治之「勢」也。

    雪芹寫了家亡人散的根本緣由,重點將眾女兒的流離失散,敷演成了一段故事,用「荒唐」之言,寫了「辛酸」之淚——「字字看來皆是血」,何其深悲而大痛哉!

    雪芹原著八十回後遭毀不存,也還是由於那個「成則王侯敗則賊」之根本原因。我們認為:要真正讀懂雪芹這部獨特的書,尤須以獨特的科學考證方法來揭示,這就是《紅樓》尋脈的意義之所在。

    家亡人散,雪芹所悲,一百零八名,也仍只是個象徵之虛數,其意更在於「千紅」「萬艷」同一命運——君不見書中有詩云「……白骨如彼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亦此意也。群芳餞別,正所謂「花落水流紅」,此方是《紅樓》一書總題大旨。

    當日,大石苦求二仙攜入紅塵者,原為渴望去「受享」一番,不料人世之後,方知人間並非享樂的天堂——這才痛惜天地間真、善、美的毀滅是最大的悲劇,而且無論任何道德教訓也無救於這種悲劇——政局之「勢」的株連的無辜之兒女,是無從祈求什麼仁心慈意的,孔聖、觀音亦難挽救。

    於是,他在歷盡辛酸之後,悟出一條道理:人與人之間需要的是「情」。如有真情實意,則「達誠申信」,則人間苦難俱可獲得交流、感應,彼此以情體貼,以情慰助,庶幾可望較勝於儒、道、釋三家聖訓的功能作用,使最可寶貴的真、善、美永駐人間。

    雪芹的這一胸懷主見,有現實意義嗎?豈不是空想,豈不是徒願而已。但是,雪芹寫一部《紅樓夢》的精神價值,正在於此。他的「自傳」(帶有自傳性的小說)之偉大,並不因「現實意義」有無大小而表現為「市價」高低,那是永恆的、不朽的,因為那是中華民族精神昇華的體現。因為,在雪芹看來,仁義、道德、慈悲,都只是一個「命題」,一種「思念」,是「空殼」——其所需要的正是一個真實的「情」字,有了情,道德、倫理才有真實性、真功能可言,不然者,就是以「假」作「真」了。

    「大旨談情」,真義在此。

    乙酉小陽春匆匆草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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