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紅學」的熱鬧
04、05兩年，「紅學」顯得很是熱鬧。這熱鬧現象，有不少媒體說成是個「熱潮」，而且是我「掀起」的。這倒有趣——假若我居然有這種「能量」能掀起一場紅學熱潮，那可太了不起了，我何其榮幸哉！然而這可以當個「熱門話題」來閒話一番，卻不可以認真當作「史實」。這也許是由兩本拙著小書引起的：先是《紅樓小講》，後是《紅樓奪目紅》，出版界見它們賣得好，讀者歡迎，都想印我的書稿。這麼一來，讀者愛讀，印者願印，我豈有「超然物外」的雅量？自然拿出來的新、舊「紅」文就「多」了——多得讓人家又生氣又嫉妒（按，此時紅網上的一篇評論內所指出的），頗有微詞。而我如今不但不知懸崖勒馬，反而又拿出一本《別樣紅》來，可謂變本加厲，迷不知返之至！
慚愧慚愧。
《奪目紅》和《別樣紅》，都是我喜歡寫的「隨筆紅學」書。我不叫它「紅學隨筆」。為什麼？二者似同而有別，即各自略有側重，後者重在「文體」，而前者重在「內涵」。不論是否真像隨筆，終究是想用不同方式來講我的研《紅》、惜《紅》的若干見解，尋求知音同道。所以，「紅學」始終是核心；如果改成「紅學隨筆」，那就該我是個「隨筆專家、大家」，平生擅長隨筆文章，各種主題者全備，而談《紅》的只不過其中之一種罷了……事實並非如此這般。
有讀者朋友問：「紅學」是什麼？你為什麼愛上了它？你又是怎樣做法的？我說：「紅學」的定義、「界定」，至今還未「定」下來，紛紜得很呢！我只能回答我自己認為的，「紅學」是確指什麼、範圍何若、意義何在；絕對沒有資格來回答其他專家們都是怎麼理解、如何「定」義「定」界的。
談到我自己的紅「學」，那可不易措詞——遠不如賣瓜的老王，那麼大方磊落、理直氣壯，敢向來買者直說「我這瓜最甜最香……」，沒那麼「大言不慚」的精神氣概。文人嘛，傳統上要自謙，開口須是「拙文」「小著」怎麼不好、不妥、疏陋、錯失……大約您也早有所聞：我的「紅學」是「胡適考證派」，主張的是「自傳說」，即曹雪芹的書是寫他自家（而非寫張三李四，另姓他人）。這個「派」和「說」是遭人反對、受人批判、攻擊（乃至譏諷辱罵）的。同情、支持、呼應、發揮的，不是沒有，但在人數上講，那比例是太小，太敵不上人家反對派了。
這可就沒什麼值得效顰賣瓜老王了。您如多翻幾本論《紅》之書，就會發現我的賤名常與胡先生的大名聯在一起。是光榮的事嗎？還是不大光彩的「關係」？這就又有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目光。
有一種意見認定我與胡適的「紅學」一個樣子，只是沿襲繼承而已。然而也有不同估量，2005年11月《光明日報》上發表遼寧師範大學教授、紅學家、、評論家梁歸智先生的文章《紅學情結二百年》，文內指明了我與胡適的幾個很不一致的要點。看來，不拘哪個「命題」上，都會遇到真知灼見和隔靴搔癢的巨大分歧。
「自傳說」又如何呢？
這是多年來圍攻的最主要的目標，其攻擊的詞句也最是激烈精彩倍出。到如今，我還是四個字：知愧——不悔。
什麼叫「自傳說」？是「壞東西」嗎？主張曹雪芹作書一反從來是寫別姓他人的傳統常例，膽敢以自己「面世」，膽敢在萬目睚眥、百口誹謗之中而「現身說法」，這是自有章回本小說以來的最勇毅、最神奇的大智大勇者，如何「自傳」卻成了惡名以至罪名？
「自傳」之內涵本旨，不自胡適始，清代早有「自況」、「自寓」、「夫子自道」……的多位窺破者。他們都不是從「考證」上得來的，一律是讀書、感受、體會……而獲得的領悟。這是人類在文學藝術上具有五官以上的「第六官」之問題。有人就是不承認，只因無此六官，感受不到。
我初讀《紅樓夢》，誦其詩句：「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寄去作神傳，」便覺這種語氣口吻，早已告知人們：他是自寫自己的經歷——這兒有什麼「考證」？須知考證不過是一種「佐證」、「參證」，增加所感之信服力而已。
在反對「自傳說」上，所指或攻擊我的條款又是哪些呢——一日「實錄主義」。二日「賈、曹互證」方法之謬。說，這是對文學原理、創作藝術的錯誤看法，違反科學……
還有其他，暫可從略。
單就「實錄」來講，來由是我在1953年初版《紅樓夢新證》上的一句話。這句話，不斷為人引來引去，作為「話柄」，成為詬病（乃至辱罵）的核心要害之點。我也自忖過：在1947、1948年間我還是一名在校學生，學淺識陋，對《紅樓夢》的認識說了這話，不管多麼錯誤可笑，竟會受到海內外大雅專家學者的如此重視，實際上正是一種特殊的光榮，又有何不然之想？贊成者、反對者、攻擊者，都是關注，太瞧得起我了，所以心平氣和、衷懷感動。
在事情的另一面，我也不妨提醒一句：五六十年前的一切事，那時的用詞習俗與概念涵義的紛繁異致，與現時的「規範」是大有距離的。單是「實錄」一詞，在文人散論雜作中時常可遇，比如說到某人某語，不虛不妄，得其實際，就評之日「……亦實錄也」。這與君主專制時代每一皇帝死後要撰「某某實錄」的是按年月排次其重要政跡，是不必都畫等號的。那種「實錄」，到底「實」否，史家們亦有不同的「史筆」技巧和作偽騙人的手段。那和文家的常言「實錄」之義，是兩回事。
至於再到「生活實錄」這個詞句上，事情就又多了一層「纏夾」。首先就牽涉到如何理解「生活」這個前題字眼。「生活實錄」不是指「日記」，是指人們的「活動」的情狀之真面貌。你看：雪芹筆下，府裡府外，幾百口人，上下尊卑，衣食住行，喜怒哀樂，風俗禮節，言語行動，年時節令，文化詩詞……無一不是寫出了當時人們「類」「群」中的種種「關係」，這就是「生活實錄」，當時就是那麼個樣式——而不是說那都是「開賬篇」、「寫日記」。我說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又說明了「穿插拆借」、「渲染誇張」等等手法，乃「小說家之故常」，這是文學藝術的規律，本用不著再去贅言了。
請勿厭煩，再聽我重複一句：這些「隨筆紅學」小文，一點兒也沒「離開文本」，更非「改變」了我研《紅》的路向與性質。這正是對「文本」用心「考證」的結果之申述，只是想把文體風格略為變換，使之更為自由自在一些，如此而已。
說到這兒，又不禁聯想到我的「考證方法」的問題。我曾評友人讀《紅》，「蓋莫能悟」，於是也有人加之責難，說治「史學」靠「證據」，不是靠「悟力」。這話，表明了那人的學與識的品味。老實說，將「證」與「悟」對立起來是個治學史上的笑話。我們中華學術傳統，自古最重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那「究」與「通」，全是「悟力」高的方能獲有的過人之成就。比如，治史撰史，也講「通史」，這個「通」，就掌握了文獻資料、一切「證」明之後，更須辨「證」之真假是非，更須「悟」其字句的表層與內涵的「距離」與關係，只有這樣方能「一旦豁然貫通」。我們自古尊仰的是「通儒」，而不是「不通」、「次通」的陋土。我的「方法」只是邊證邊悟、邊悟邊考、證中有悟、悟中有考。二者何嘗有絲毫的割裂與「敵對」？
至於「證據」，如何界定，本身即是一大問題。清代的官書、檔案是多為篡改、歪曲、隱諱、銷毀以後的假文章，此乃文史界之常識。然則向我們討索「證據」的，他們到底指的是何等性質與形式之「證據」？這豈可置而不同，只以大空話、大空談「罩」住，就算完事嗎？
更可異者，也有人把歷史文件、書面檔案之類當作了「史學」，以為史學即是「檔案學」。這就更讓人啼笑皆非了。
「紅學」到底是什麼？它從何而生？為什麼要研治這門「學問」？讀者朋友們向我提問，我是這麼回答的：「紅學」發生於曹雪芹親口告知我們的幾句「大白話」：「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人人背誦已久，滾瓜爛熟了——而不知這就是「紅學」的所以發生，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麻煩」。「荒唐言」、「辛酸淚」，聽起來是無法「調和」的兩「方」，怎麼也不好解釋，雪芹卻偏偏將它們「牽扯」到一起的。只因要讀懂《紅樓夢》，特別是那其中之「味」，就必須先研究破解「荒唐言」、「辛酸淚」各各何指，而又緊緊地連在一起，成了一件事的「反正面」。這就是「紅學」。
那麼，此學又從何人手？也是雪芹的大白話告知我們的：他將「真事隱去」的真事，究竟又是何事？而此「事」也就是他親自「經歷」的一番「夢幻」（故意的反詞：名為夢幻，正是真實——即那「隱去」的「真事」）。
拙著所展示的研考之結果，乃是明、清史上的幾個大階段：一、明末清（那時避「金」）初，雪芹祖上在遼北鐵嶺衛地區被俘，成為滿洲皇族的「包衣」，即家奴。二、「金」軍入關，建立滿朝。雪芹的曾祖母，曹璽的夫人孫氏成了順治皇帝之三子的教養嬤嬤，俗稱「保母」，於是家族身份抬高，而且與郡王、尚書等貴族高官聯姻結戚，成為「皇親」富貴之家。三、康熙十四年，即立胤扔為太子，時方「兩（虛）歲」，老保母之家自然又須管照太子的一切事務，重要的特殊家門，繁難無比。四、時至雍正（胤稹）陰謀篡奪皇位，陷害了太子，於是視曹家為「太子黨」一夥，稱之為「奸黨」，遂一意尋釁，以治其「罪」。此雪芹自幼遭到首次巨變。五、再到雍正暴亡，乾隆即位後，胤扔之長子弘皙欲報父仇，又圖謀推翻乾隆而自立（以續康熙之「正統」）；不幸曹家又被捲入這一政局漩渦，因而又遭再次的株連巨變。
雪芹後來的生活和創作兩方面的特殊處境（物質的和精神的）都由此一番「夢幻」而決定，而發展，而感受，而以文學藝術的「載體」來表達、表現——這才成為一部千古罕與倫比的小說。
孟子早就曉示於人：讀其書，誦其詩，必須先知其人，並且為了知其人，又須論其世。「知人論世」，即是中華文化的一條非常關鍵的原則綱領，無論評文治學，都要遵循這條康莊大路。
——「紅學」者，目的就在力圖弄清曹雪芹用「荒唐言」寫出的「辛酸淚」，既見其外形，又曉其內在，合起來方能真正讀懂了《紅樓》，懂了的同時也就領受了那個難以言傳的「味」。然而，有專家又說了，雍正「整」曹家是「經濟原因」，「與政治無關」，而且雍正做了皇帝是正當的嗣位，與謀奪無關云云。
這種「史識」，只看見山東巡撫說曹煩的壞話，劾奏其家人「騷擾驛站」，討好雍正……這主張只能相信這四個字的「證據」，方是「史學」……其實康熙朝六十一年，諸位皇子和曹家的人，天天都有人在辦事路上「騷擾驛站」。這是「陋規」（即官場沿襲的不合理章法），誰也沒見有人「參他一本」，並抄家沒產，家亡人散。如果「史學專家」都如此「治史」並「評紅」，自然我這不學之人的著述，就都一文不值了。真是慚愧煞人。
「紅學」是解讀《紅樓夢》的一個手段，一個步驟，解讀之後，再深入體味領略那「荒唐言」的文學藝術之特色奇香，乃是第二個步驟的事情，二者倒置了，甚至以為「紅學」妨礙了、「有害」於領略感受這部書的藝術審美，因而，對「紅學」投以異樣的眼光，加以誤會的罪名……這不怪人家，還是真正的「紅學」工作沒有做好，只能責怪自己，「於人乎何尤」？應如是檢討。
「紅學」所包涵的，其實也不是只有「史學」與「考據學」。我的小書，並非「紅學專論」，不過是在將一些小文結集時，乃因所聞所感而隨手寫下了這一漫談，因為這也可歸於「隨筆」的樣式，就存之以待將來刪定吧。
乙酉九月十七日草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