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不解，如今一下子明白了：原來此時此刻，賈府（曹家）正在「政局賭博」，孤注一擲，若是「輸局」，一切一切，身家性命，就都完了！這種「賭注」，也並非純出自願，不知厲害如何，盲目從事……不是的。須知，在一個清代早朝內務府包衣家，與康熙和胤幸乃兩代結為幾乎是「骨肉情親」關係的皇家保育世家的曹氏，在那嚴峻危險萬分的局勢下，並無自己選擇的任何餘地，他們是被逼上這個滅頂之災的漩渦中心點內的！他們心裡明白——秦可卿「托夢」之言，正是說的這些情勢和預慮。
「一場歡喜忽悲辛」，風雲變幻，虎兕相逢——「忽喇喇似大廈傾」了！這種事，寫得嗎？誰敢？又怎麼寫？不寫，行不行？不行！心裡是無法隱忍的，精神上是過不去的——非寫不可！
雪芹就是這麼樣活了四十歲，寫了一部「小說」。
不經考證，誰又知之乎？
詩曰：
維揚城外酒邊談，一局輸贏意未恢。
目下興衰是成敗，瞞君筆墨苦悲甘。
一局輸贏料不真
《紅樓夢》每回應有標題詩，點睛指路，至關重要（可惜雪芹未及補全，只前數回具備），以前漫忽讀過，未盡得味，實在是對雪芹的筆法領會太淺。例如第二回寫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回前的題詩，如今重讀，方才大吃一驚——這太震動人心了，而過去總未深思細味。慚愧之至！
那詩題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尚逡巡。
這是什麼話？一個大戶人家，家勢由盛漸至衰落，子弟後代無人，坐享醉夢之中……這可真像胡適先生說的，是「坐吃山空，自然趨勢」，怎麼會拉扯到什麼「一局輸贏」？豈非大怪話？
看來，胡先生固然看得太淺，我們又何嘗「深」了多少？胡先生的「淺」，原因正在於不曾細品這詩中言詞意味的奇怪難解，只以一般「情理」看待了。我也批評過胡先生，如今「補批」自己，雖晚亦略勝於不自檢討也。
原來，「一局輸贏」四個大字，早已暗暗伏下了一筆，這部大書內中包含著一段「內情」，不可為外人道。這段內情，用今天的時髦新語來說，大約應該就是「政治冒險」吧？
嗟嗟，真是驚心動魄，哪裡是什麼「愛情悲劇」呀！
這種「冒險」，是押賭注的意味，卻又不是單純的自願投入這個輸贏難料的大「棋局」，身家性命都「押」在這一「注」上了。他家是旗奴，是旗主政爭漩渦中的犧牲品，不由自主——可是也內心暗帶著幾分僥倖之想：因為倘若「贏」了，大大有利，一步由窮途末路走上「青雲」之大道。這個賭注，就是押在「太子黨」的繼承人弘皙身上。
雪芹本人對家裡的事看得透，所以他在《好了歌·註釋》中寫出了「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紅樓夢》從一開卷，就隱約著一種迷離撲朔的政治棋局明爭暗鬥的氣象。賈雨村詠懷的「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是「月」，是太子，不是「日」，不是皇帝。他投靠的路子是哪一條？這兒大有疑情。種種跡象，貫串著全書，只不過總是被鈍覺的人們輕輕放過，而不知究其奧秘。
詩曰：
一局輸贏事可驚，天翻地覆死乎生？
逡巡尚有流連意，可惜香殘茶已冰。
「三爺」的雅謎
記載有云：雪芹素性詼諧，講故事口才好，「觸境生春」，娓娓之致，能令聽者終日忘倦。我想像他的故事，一定能讓人不時捧腹大笑。可惜，當時還沒有錄音機。
如今要尋找一絲半縷的痕跡，只有《紅樓夢》裡還偶存那麼珍貴的三言五語，聊見「一斑」的「幾分之幾」而已。
講這，人們會立即想到他寫薛蟠。但「賈三爺」榮府的環哥兒，也堪居榜上有名位——就是他那所作的燈謎了。
那是奉娘娘之命，每人作一個呈進宮裡的。元春看後，說眾人作的都好，也猜中了，只有「三爺」的猜不著，特派人來問他——
大哥有角只兩個，二哥有角只八根。
大哥愛在房上坐，二哥只在床上蹲。
他答說：一個是獸頭，一個是枕頭。大家聽了，哄然一笑。
雪芹筆下的諧趣略一點染，已是妙絕了！
薛蟠送妹進京，結識了賈家子弟，吃喝嫖賭，「學」得更「高級」，比先又壞了十倍！這樣的一個「穢臭之氣」的「濁物」，雪芹卻讓他在書中頗占風光，何耶？豈能無答乎？
薛蟠的重要，第一次表現在秦可卿病亡之後賈珍為之尋求上等棺木，總不合意，這時他來弔祭，聞得此情，立刻貢出一副珍板——乃是「壞了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所遺的，無人敢買！
奇了，如此奇物，他願白送，賈珍也不計利害，獨他敢買。這裡面「文章」就大了！
千歲如何號義忠
賈珍為秦可卿尋棺木，引出一個「義忠親王老千歲」來。這老千歲後來「壞了事」。他遺下的這副「板」無人敢用，還存在薛蟠家木店裡。
這兒，奧秘就太大了！
那時，皇帝叫「萬歲」，只有太子才能次一等叫「千歲」。「老千歲」者，一度為東富儲位之皇子是也。但為何又特標「義忠」二字？此中奧秘，方是解開「紅樓」之「建章宮」的關鍵，一把總鑰匙。
原來，這「義」字之源是《大義覺迷錄》（覺，動詞，音jiao）。雍正以不可告人的手段奪得寶座之後，朝野嘩然，人心不服，皇族宗室之內尤為駭愕震恐，局面是既混亂又危險——各種抗拒力量皆在鼓蕩萌動。雍正清醒，在此巨大輿論、倫常、民情、心理的萬鈞之重的壓力下，寢食難安，幾乎日日要發動動輒萬言的「詔書」，向天下人「解釋」自己的「合法身份」與「奸黨」的「不法」言行。每一篇都讓人感到「越描越黑」，「此地無銀三百兩」。
最後，「結晶」為一篇長達數萬言的《大義覺迷錄》。這篇奇文的百般噦嗦，歎為觀止。他頒發了，下達到各地的各級「學宮」，命令一切官民人等敬誦。以至雍正被刺暴亡，乾隆嗣位，深知其情，留不得這種大「經典破綻」，即又命令全國將那《錄》繳回銷毀——演出了一場極其有趣的笑劇。
雪芹這位「素性詼諧」的大才子，就抓住了這個「大義」的「義」字——以之說明：胤禛非法篡位，廢太子胤礽服從父命處於逆境困局，此二人到底誰「義」誰「忠」？誰是康熙的「忠臣孝子」？！
此即「義忠親王老千歲」之本旨也。「壞了事」，政治失敗之婉詞妙語也。
「庚黃」與唐寅
薛蟠號稱「阿戡」，於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後，忽設席專請寶玉，說得了四樣奇物：豬、魚、瓜、藕，只有寶玉方配吃這難得的新鮮物。
我早已考明，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明寫餞花會，暗寫寶玉生辰，佐證甚為「狡獪」，一是張道士說這日是「遮天大王的聖誕」；二是寶玉赴宴，特筆敘出了「雙瑞」、「雙壽」二僕，為他處所未見。
近日，友人張加倫來訪，提出一嶄新見解，說：薛蟠不識唐寅二字，卻認作「庚黃」，是雪芹涉筆成趣，看似為了取笑，其實還是暗寫生辰——因為，《離騷》開頭就說：「維庚寅吾以降」，雪芹至慧，觸事生機，便將「庚寅」二字拆開，編成一段小笑話，以形容阿戡之「不學」。其實卻是藉以比喻「吾以降」的生辰之義。
此解是極！
我深服他的妙得雪芹文心筆法之妙旨。非一般人所能也！
不僅又為生日宴席找到了一條新證，而且也解了另一宿疑。這就是雪芹寫書，是要避祖諱的，是以於另處敘到後半夜，只說鐘鳴四下，而不說正是「寅」時，脂批即點明，此避諱法也。那麼，為何又讓這一回裡偏偏須得說出這個「寅」呢？此疑久不能解，而張先生今竟一語道破。蓋古禮單文須諱，若引典籍章句連文，則無諱嫌，正謂此也。
詩曰：
只知夜宴壽怡紅，不解庚寅吾以降。
芒種巧逢四廿六，原來此歲始乾隆。
三春去後諸芳盡
秦可卿「夢」中警示鳳姐的兩句詩，是一部書的總綱目。「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雪芹寫來，令人驚心動魄，其奇險痛切，難尋倫比。但是「三春」何指？歷來解法不一。有的說是賈氏三姊妹；有的又認為只指三姑娘探春。直到今年，作家劉心武先生方指出一個嶄新的講法：三春是指三個芳春的美好歲時年月，過此以往，便「家亡人散各奔騰」了。這就是，乾隆朝的元年到三年這段時光。
拙見雲何？
我說劉先生的論點是應當信從的。
因為把「三春」解為三姊妹，那先就與「元、迎，探、惜」矛盾，拋開哪一「春」才算數？那被「拋」的理由又是什麼？講起來就纏夾費解了。
倘若說「三春」即是行三的三姑娘，同樣是牽強欠妥的。除非書裡有任何跡象，讓人感到「迎」可稱「二春」、「惜」可稱「四春」，那麼「三春」喻「探」方能順理成章。無奈這樣的理路全無線索可尋。
依我們文學傳統來看，「三春」本是個「成語」，「九十春光」是指春季三個月共有九十日。然而，它又可以指「三年」而言。春與秋，都可以用為「年」的代詞。比如：「一日不見，如三秋長兮」，是經書雅語；「來來來，算一算，算來算去十八春」，是京戲《汾河灣》唱詞。皆可作例。（如查「三秋」確解，見《詩經》）
再如，宋末謝枋得詩：「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是一年春」，雪芹曾運用到襲人的花名酒籌中去（版本家雲原本「又是」作「又見」，在此可以勿計）。唐詩也早有「最是一年春好處」之語。《繡襦記·打子》鄭元和公子做了乞兒打《蓮花落》，也要唱：「一年冬盡，不覺又是一年家春啦，也麼嗨嗨……」所以，在韻語文詞中，「春」是一年的「代表」，這已成為「通義」。
由此看來，劉先生解「三春」為三年的好時光，就大有道理了。
舊解的牽強，病在哪裡？
那是誤把「春」與「芳」強行割裂為兩「類」而且「對立」（至少是「分立」）起來。試想，迎、探等「春」，本是「諸芳」中的「成員」，怎麼會是她們之「去」又成了「芳」盡的前提呢？她們只能是「同歸於盡」的，沒有什麼「去」與「盡」的分別可言。
所以，「三春去」是指三年度過，斯為正解。
我贊同劉心武先生的論點，當然還有乾隆朝初期大逆案的史事的重要素材理據，今不複述；我只從雪芹筆下的「呼應」筆法上提出有力的佐證：書到第二十六回，有佳蕙與小紅二人談心的一段重要文字：小紅聽了佳蕙透露寶玉的癡計之後，諷之而作如是語云：
……俗話說，千里搭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不過三年五載，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佳蕙聞言，為之傷感——須知，小紅此言，正是回應可卿的痛語，完全一致：那「三年」，即是「三春去後」（五載是漢語習慣喜用四字為句中的陪詞），而「各自干各自的去」，又正是「各自須尋各自門」，如此絲毫不爽，何嘗不是文心巨意的細針密線？如此分明，何再反要另尋誤解？
詩曰：
各自尋門各自分，群芳一聚只三春。
長棚千里終須散，夢裡驚人話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