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崇洋媚外，我老是覺得西方的學術文化比中國的來得冷靜，遠為客觀。故老相傳，炎黃子孫喜歡論仁義道德，談民族大義。在昔日的學而優則仕的社會中，這些觀念重要。我說過，維護這傳統的代價，是放棄科學傳統。時移勢易，今天我們重視科學，但科學驗證是客觀的方法，要冷靜地看問題。今天的神州，科學的冷靜看來還鬥不過仁義的熱情。不要誤會，仁義道德是有其好處的。熱情本身也不是壞東西。沒有誰可以貶低一顆熱烘烘的善良的心。困難是這樣的心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要推理，而推理要用腦，冷靜的。記得昔日做本科生時，一位同學考試的熱情答案得個零分，寫信給教授要求加分。教授沒有加，但回應一句﹕「你的心在正確的位置（Yourheartisintherightplace）。」幸或不幸，經濟分析是假設每個人的任何行為都以自私為出發點，不這樣就沒有經濟學。我自己的心不同意，但腦子想時是另一回事了。自然科學沒有說人是上帝造出來的，但信上帝的科學家多得很。
試論思想教育
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拙作《管制言論對思想有損害嗎﹖》在《還斂集》發表後，一位香港留美的同學來信，說與多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同學研討後，大家同意在研究上中國學生比不上外國的，雖然考試成績較佳。這支持我的看法。
他們提出兩個解釋。內地的同學認為﹕內地的文化背景與教育方式，對思維的發展不利。香港的同學則認為﹕內地出去的學成回歸，身價急升，於是急功近利，草草拿個博士算了，但香港去的，機會成本高，而回歸後身價不會急升，所以有較大的比率純為求學而出國。這些建議有建設性，讓我想到有關話題。
首先要說的，是我不大同意香港同學的論點。邏輯沒有錯，但四點事實不支持。一､大部分出外留學的內地學子不是學成立刻回歸，不少要在外間試謀出路。二､內地出外求學的人多勢眾，不限於經濟學，但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殺出重圍的怎還可以是那麼少呢﹖三､好些外出的畢業後在外地的大學有職位，發表文章不少，只是大有創意的絕無僅有。四､內地學子的考試成績那麼好，是用功的表現，為什麼一到寫論文就只懂公式化，看不到創意呢﹖其他民族我不敢說，但中華民族的先天智慧跑到哪裡去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還是同意內地同學提出的文化背景與教育方法出現了問題，而這些當然包括我說的管制言論對思想的負面影響了。中共建國以還，推出的「思想教育」對創意當然幫不到忙，但根本的問題遠在中共之前。解放前在內地唸書，每天早上背什麼總理遺囑，上課聽什麼三民主義，對思想發展皆有負面影響。如果當年不是頻頻逃學，上課雲遊四方，長大後到美國求學我不會那樣容易地吸收，那樣客觀地衡量，那樣不受成見約束地表達新意。
事實上，遠在民國之前，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扼殺了思想的發展。說什麼三從四德，儒家學說，一套一套的不容許被違反的倫理，就算是對也是思想的麻醉藥。被認為是叛逆的北宋蘇東坡與明末徐天池，創意驕人，但這些是百萬中無一的天才，而學術大師是不需要天才才可以達到的。
我曾經指出，在科舉下的學而優則仕，農歸農，工歸工，商歸商，仕歸官，沒有只靠出售知識而為生計的空間。這解釋了為什麼智商高如中國人，與西方相比，歷史上我們的確拿不出一個科學傳統。當時以倫理､風俗治國，沒有法治，用不律師，有識之士皆當官去也。在工業科技不存在的情況下，這制度有可取之處，因為倫理治國的費用比較低。
然而，陶淵明的日子早就過去了。今天人煙稠密，世界複雜，工業與科技是經濟繁榮之道。是的，要生存，我們不能不向工業與科技那方向走。曾幾何時，只不過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生產要素只限於土地與勞力。到了馬克思，資本大手地加了進去，雖然資本的概念當時還沒有搞清楚。十九世紀後期，馬歇爾對知識資產開始重視，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耶魯大學的費雪更高舉知識為所有資產之首。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獲得諾貝爾獎的舒爾茨與貝克爾，皆以知識資產掛帥。話雖如此，回顧經濟學的歷史，這學問對知識資產的重視也算是反應遲鈍了。
知識資產的累積，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增加了不止十倍的唯一解釋。另一方面，知識的爭取不限於工業與科技。那些被認為沒有直接市場產品，或產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礎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也不可或缺。這含意一個經濟文明的國家，要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人民單靠出售知識而維持生計。在這樣的社會中，倫理､宗教與風俗某程度要保留，雖然再不能為主要的治國之道。我們於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師的與法官的專業，會容許像蘇東坡那樣的天才轉向專於思想創作那邊去。
從倫理治國轉向法律治國需要很長的時日，而中國的經驗是痛苦的。工商業與求知的發展，導致子女離鄉別井，拆散了舊家庭制度﹔對外貿易與西方知識的引進，帶來不容易接受的衝擊。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八國聯軍､武昌起義､「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點胡鬧，粗口罵得出來，思之能不愴然哉﹖這些是中國走向現代的代價，高得離奇，但我們還是付出了。數千年的長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昔日的倫理治國，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義的教誨，與包公審案的原則大致吻合，減低了管治費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雖然用不倫理教育那樣費心。數之不盡的落後之邦，法律與實踐全不一樣。教育可以協助法治，而嚴格地說，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問題只是怎樣改造而已。毛主席當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為了協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復存在的大鍋飯制度。
時代轉變了，協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轉變。這方面有三個困難。其一是我們有兩個舊包袱需要擺脫。傳統的倫理與「文革」的「正確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麼多，背景那樣複雜，處理不當很麻煩。其三是我最關注的﹕協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對創意的思維有嚴重的負面副作用。
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重要的，奇怪沒有人提出過。胡錦濤先生最近提出中國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我們不會反對。問題是有創意的思維要奔放，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更要有衝擊。這樣看，文明的社會，是和諧與衝擊之間要找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均衡點。困難程度高，天才專家用得也。
我既非天才，也非專家。簡單的邏輯說，可以放開而不嚴重地影響管治的思想，要盡放﹔對現代化管治再沒有幫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經驗上不會引起革命或動亂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間劃下來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還存在，大可取消。其他還有許多問題，非天才專家不可。
是複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