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滔的智商了不起，而他和我對莫扎特的音樂歷來偏愛。我於是建議，讓他和我選出一些最有清晰思維的莫扎特代表作，加起來兩個小時的幽美音樂，出版一小套「聰明」唱片給孩子們聆聽。後來因為獲取版權的手續麻煩而打消主意。
想到上述的玩意，是因為自己曾經有一次智力急升的經驗。那是一九六二年，我花了三天時間細讀費雪的《利息理論》，只讀開頭的一百五十多頁，反覆重讀。讀後覺得自己明顯地聰明起來。費雪的名著不湛深，但文字的清晰與分層推理的緊密是我前所未見。讀後再讀其他論著，哪些清晰有理，哪些模糊不清，哪些大有問題，我可以容易地判斷。去問當時比我知得多的教授，他們的判斷與我新學得的看法大致相若。這是說，在很短的時期內，我的思維從一個學生的模糊躍升為一個教授的清晰，所欠的只是學問還差一大截。
思想是一條路，你沒有走過不容易知道怎樣走。胡亂地摸索是愚蠢狀態。如果你跟一個思想大師走過一次，走通了，學得怎樣走，就聰明起來。但好些稱得上是大師的，其思路並不清晰，你跟他走了一次或多次也不一定知道怎樣走才對。費雪的思路清晰得奇怪，又或者與我的腦子有格外適合的地方，我只跟他走一趟就增加了智商。當然，我也學過其他大師的走法，只是費雪那本書最快見效。
聰明可以學，能學多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造化。但聰明與創意是兩回事，與想像力也是兩回事。創意與想像不是兩回事，也不是一回事。讀者想想吧。
中國青年要冷靜看世界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前些時在《還斂集》發表《要冷靜地考慮普選》，是準備給人罵的了。同學們說，該文在網上的點擊率非常高，吵得厲害，而在內地的確被讀者罵，雖然也有支持的。香港的網頁呢﹖辯論者也眾，但絕大部分同意我的觀點。網頁的反應當然作不得準，雖然同學說香港與內地這兩個網頁都是知識分子的地盤。
一位香港讀者提出一個問題﹕支持民主不等於支持民主派，更不等於支持民主黨。此君說他不反對民主，但不會投民主黨一票。據說同意這看法的讀者不少。如果這網頁代表一般香港人的心聲（應該不是），那麼香港民主黨的形象有點問題。不管怎樣，說民主黨不等於民主是對的。我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民建聯或自由黨等君子搶先取名民主黨，馬丁會出哪一招拆解呢﹖他可能說，民主就是投票，普選是也，於是取名普選黨。這樣，民主不普選，普選不民主，豈不是奇哉怪也﹖
當然，民主與投票有關，但以投票定民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想法。投票不可能是民主的目的，因為凡事以投票取捨我們不可能生存。姑勿論民主何物，我贊成某些事項投票，反對另一些投票，對那些不管投什麼票而高舉投票的人是不敢苟同的。
我不反對以投票選舉美人，但反對美人由獲選票夠多的男人佔為己有。後者損害了他人的權利﹕美人的不嫁權利，張五常有少許機會的權利，其他男人的追求權利。這樣說，同學們不會有異議吧。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青年不管投票投的是什麼，只是贊成投票呢﹖這些青年看來是熱情有餘而理智不足，想也不想就跟輿論走。
世界很複雜，我們要花很多年的工夫去做學問才可以把世界較為簡單地看。不是說我下過數十年苦功，你連大學也沒有畢業，就要聽我的話，要同意我的觀點。是說下過工夫而知道世界複雜的人，看事比較客觀，比較冷靜。當然，有些人讀過很多書，懂得舞文弄墨，其實學而無術，說不上有什麼分析力。另一方面，有些人讀不到幾年書，但懂得左右衡量､冷靜看問題——這是不學有術了。更有些人像我這樣，天生毫不冷靜，但屢遇明師，練得一門熱､冷隨意的法門，可以在數秒鐘之內從熱情轉為冷靜，使不知就裡的覺得是個怪人了。
做學問，除了爭取知識，主要是學得怎樣冷靜看世界。有些人天生就懂得冷靜思考——不學有術——而如果智商相若，這些人學得特別快。但如果你天生熱情，又沒有上佳的求學際遇，你倒要強迫自己冷靜一下。這是說，看世界要退後三步才看。
無論你怎樣熱情，你會同意美人誰屬不應該由投票決定。但你會同意以投票決定有沒有租金管制嗎﹖剝削業主的權利，在概念上與剝削美人的權利沒有什麼不同。為什麼你贊成以投票推行最低工資呢﹖是恐怕資本家剝削勞工嗎﹖證據何在﹖你是否打算補貼那些虧蝕的資本家呢﹖因為有最低工資管制而找不到工作的低層勞工的權利怎樣了﹖要政府綜援他們嗎﹖納稅人的權利怎樣了﹖
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冷靜地看，不容易知道怎樣幫助才對。假裝可憐來博取綜援的人無數，要怎樣分辨開來呢﹖福利經濟一展開，上下其手的有關人士無數，要怎樣杜絕這些行為呢﹖要政府資助教育嗎﹖怎可以搞到一個大學生的經費遠高於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名鼎鼎的私立大學呢﹖
問題非常複雜，一言難盡。歷史告訴我們兩個規律。其一是起於仁慈的福利，永遠從小開始，然後壓力團體運功，愈搞愈大，走回頭路很困難。其二是任何形式的公眾投票，一般導致福利增加。香港在完全沒有公眾投票時，政府開支是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今天是百分之二十三。投票增加了，雖然還沒有達到民主派要求的。福利的本身沒有什麼不妥，但增加到某一點經濟就會倒塌下來。
今天中國的熱情青年是有意圖為社會服務的，願意付出代價。我自己年輕時也這樣。問題是，投票往往給某些人權力，而這些人不是青年。投票選美人我同意，投票選賢能我也同意。問題是賢能不是美人，給他們權力，他們會怎樣了﹖老了，我還不能忘記四十多年前讀到的大師奈特說過的幾句話﹕「當有人告訴我他需要些權力來做點好事，我會衝動地想﹕是嗎﹖有誰曾經用其他理由來爭取權力呢﹖有了權力，這些人做出什麼來了﹖」
個人的權利要有所界定，而如果要推行投票普選，這界定更加重要。想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朋友問意見，我說重要的是寫明政府的開支不能超過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後來聽說這建議有人提出，但不能通過。早些時，一九八四年，我提出以公司法治港，把香港改為一家公司機構，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司股民的投票，可投的項目有「地方法」的規定，而這後者的形式，對市民（股民）的權利界定可以有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