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與不能，外人的批評我是不管的。然而，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太太在電視看到如下的報道﹕中國學子去年在美國拿得博士的二千多人，為非美籍學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聽到的美國專家評論，是中國學子雖然成績了得，但缺少了想像力。後者可悲，大悲特悲，因為缺少想像力是學術上最令人失望的評價。可不是嗎﹖翻出來的意思是說﹕中國學子的技術很好，但沒有創意。蘇東坡的後人怎會沒有創意呢﹖天可憐見﹗
當年在美國求學，教授們見我不依常規，以預感來去縱橫，在課堂上不舉手隨意提問，認為孺子可教，循循善誘。這是後來行內的朋友認為我可以單靠想像力而站得住腳的原因。後來自己在美國為人師表，教出來的比較好的學生，不管是鬼仔還是從香港去的，都善於想像。很明顯，今天中國出外求學的被老外認為缺少了想像力，是因為出國之前被教壞了。我對教育的看法與內地及香港專家們的看法的一點不同處，是我認為任何一個學生都可能是天才，而專家們主張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設大部分學生是蠢材。這樣，就是天才也當作蠢材來教了。上述的觀點分歧，證據多得很。讓我只從講學與考試這兩個角度說說吧。
講學我是從來不作準備的。這使外人批評為信口開河，不負責任。但我不備課不是為了偷懶，而是刻意地這樣做。備課是舉手之勞，花一點時間寫下講義，每次用時略為修改一下，授課時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選這一套。我要在學生面前集中思維，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說錯了就說錯了。主要是自己怎樣想就怎樣說，想法有變說的也跟變。學生要做的是跟我的思路，與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離題萬丈，他們也要跟我離題。這樣，聽我一課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點是，我想像，同學們也跟想像。
在經濟學上，我曾經完全不抄筆記地聽過五個高人的思路課程，全部是旁聽､不修學分的。在洛杉幾加大有赫舒拉發（J·Hirshleifer）與阿爾欽（A·A·Alchian），在芝加哥有弗裡德曼（M·Friedman）､施蒂格勒（G·J·Stigler）與哈伯格（A·Harberger）。
純以思路表達的講學有兩個困難。其一是水平不穩定﹕有時精彩，有時平凡，有時說錯了。這不穩定不是大問題，因為一個學期過後，用心的學生不僅在內容上會有所獲，而更重要的是學得老師的一點思考方法。第二個困難則遠為嚴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講學不可以受到干擾。同學提出有關的問題可以，甚至有幫助，但完全無關的問題，或學生遲到､早退，或明顯地在打瞌睡､談話說笑､手提電話響聲，等等，都是思路講學的大忌。香港大學的學生就不斷地給我這些干擾，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內地學子的專注聆聽近一百分，場場如是﹗這是我喜歡到內地講學的一個原因。
轉談考試吧。香港和內地都重考試，這「重」是求知的障礙，而障礙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規的公開試。我說過了，考試是求學的其中一個方法，不是目的，而香港與內地都有明顯的本末倒置的傾向。這裡我更要指出的是，重於考試是重於教學生答問題，忽略了教學生提出問題。搞學問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像力，不是起於答，而是起於問。學生不懂得問，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像力的。
想像力是怎樣教出來的﹖
我認為這幾年到內地講學得到同學的熱烈反應，主要是他們沒有遇到過我那種講學方式。這使同學們耳目一新。純以思路講話，美國不難見到，但國內是絕無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譯為普通話，學生聽得清楚，通常是講一個小時，讓學生發問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太太和我全神貫注，很累，但學生們擠站同樣時間，也全神貫注，是很值得的交換了。那些批評我信口開河､不負責任的所謂學者，根本不知道學問是怎樣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廣州的華師附中講話，據說是廣東省學生最優的中學了。高三的同學要大考，來聽的是比較年輕的十六歲左右的孩子。因為人多，好些帶小凳子進場，很可愛的。喜上心頭，我對孩子們大談自己少年時逃學釣魚的樂事，怎樣被逐出校門，怎樣騙老師，跟談到二十四歲才有機會讀大學，考歷史可以怎樣瞞天過海，考理論好比下象棋，而進了研究院後，少小時的釣魚耐力與技巧就施展出來，寫成了佃農理論。
在座的校長與老師們聽，木無表情，但孩子們非常開心，笑聲､掌聲不絕於耳。到提問時間，第一個問題出自一個男孩子。他問﹕「教授呀，我聽了你這番話，覺得自己年輕了幾歲，那是為什麼﹖」當時我想，這個孩子學得快，有想像力，可教也﹗
中國青年要聽施蒂格勒的話
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八二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施蒂格勒（G·J·Stigler）有一門學問獨領風騷﹕整個二十世紀搞經濟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有人認為熊彼特（J·Schumpeter）在這門學問上與施氏不相伯仲。我不以為然。熊氏對經濟理論的操縱平庸。自己不是理論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論衡量其發展的來龍去脈及其重要性了。
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告訴我，在經濟思想史上，從來沒有人靠評論或靠回應能贏得些什麼。施前輩的教誨，是我從來不評論他家之作或回應對我的批評的原因。他人的理論要點錯了，認為是重要的錯，我會指出其漏，補加分析，從而推出新的觀點。但我從來沒有單為批評而下筆。他人批評我的文章，我慣於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說我是錯了，我也不管。文章發表後覆水難收，有不對的地方讓他人修改算了。
提到這些，是因為雖然我曾經盛讚內地的學習氣氛與學子的求學意欲，那裡有很多青年喜歡在網上漫罵，很多時凶神惡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時期的批鬥文章。這種意識或態度對學識的增長有害無利，半點好處也沒有。且讓我把這種文字分三類來品評一下吧。
第一類是人身攻擊的漫罵，很常見，是非常無聊的作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學問或玩意上有成就。
第二類也常見。那就是動不動粗言粗語，說某名家錯。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會錯得那樣容易嗎﹖印錯了字可能，寫漏了一兩句可能，說得不夠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錯了嗎﹖讀書的要點是考慮，是衡量，不是找尋作者的對或錯，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沒有份量的作品根本不應該讀，但有份量而又應讀的，一般來說，不會錯得那麼容易。是初學，還沒有登堂入室，不應該以大師自居，動不動就以批評大師為榮。什麼痛罵､罵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嗎﹖還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第三類存在，但不常見。比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錯處。沒有什麼作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問題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較可取的分析。舉兩個例。
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聽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的第一課，我一看弗裡德曼的需求曲線圖表，就知道他的消費者盈餘的量度是錯了的。赫師要我到黑板證明弗氏之錯，我做了，赫師欣賞。但弗氏的錯無關重要，我說了就算。後來一位同學去信弗裡德曼，指出我說的錯，得到弗氏認錯的回信，奔走相告。這位同學後來連博士也拿不到。
例二是戴維德（A·Director）的捆綁銷售，以捆綁紙卡來量度電腦的使用密度，從而推出價格分歧的假說。二十多年前戴老問我對這假說的看法，我說量度的看法精彩，但價格分歧之說有問題。他點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後才寫出來，因為當時想不出價格分歧之外的捆綁銷售解釋。
一九七五年謝世的天才凱塞爾（R·Kessel），於七三年與我辯論了一段長時日，使我獲益良多。凱塞爾的座右銘﹕不能以無勝有（Youcanno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人家有一個論說，你認為錯，但你自己什麼也沒有，怎樣也不能勝，少說好了。
教育之道是賞勝於罰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報載一位小四女孩，因為默書不及格，被老師罰「抄錯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親撕毀，母親因而受到老師的無禮「教訓」，不服氣，帶女兒在校門外靜坐十八個小時。
很多年前讀到另一個故事。鄧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頑皮，朋友要罰孩子，鄧小平說﹕「給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鄧小平懂經濟﹗
是的，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通常有兩種做法﹕其一是懲罰，其二是獎賞。如果成本相若，獎賞永遠是較佳的選擇。鄧小平的例子，單從孩子的父親來說，獎賞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懲罰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罰企），可能是負值（例如罰掃地，對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氣，放火燒屋）。當然，獎賞之法不能用於某些有損他人的行為上﹕例如打家劫舍，獎而賞之豈有不世界大亂之理﹖
回頭說教育孩子，要糾正行為，如果成本相若，獎賞一般勝於懲罰，因為效果是明顯地前者勝後者。因此，就算獎賞成本較高，往往還是較佳的選擇。想當年，自己在內地及香港讀中小學，沒有得過什麼獎賞，永遠被罰，天天罰﹕罰企､罰留堂——對我來說，「抄錯字」是近於獎賞了。為什麼炎黃子孫的教育喜歡罰､罰､罰呢﹖難道沒有一個有鄧小平先生的智慧嗎﹖不是的。我們的老師喜歡罰學生，因為老師自己的成本是零。
我自己老早就知道，教育孩子是賞勝於罰，所以今天齡約三十的兒女，從出生的第一天起，我沒有罰過，連責罵半句也絕無僅有。因為自己事忙，我選的獎賞方法是成本最低的﹕口頭的讚賞與鼓勵。這樣，不讚時孩子就當作是懲罰了。家訓只有重要的一條﹕不可有不良嗜好，就是父親的不良嗜好也不能學。這是兒女到五歲時，開始能與他們講道理，才細心解釋一番的。
讀書嗎﹖不管他們的功課，不問成績，只按時與他們的老師研討，老師讚賞的話就轉告給他們聽。一天我對兒子說﹕「老師沒有讚你的數學」，兒子就明白了。從來不給兒女請補習老師，但兒子被大學取錄後，對我說﹕
「我的數學水平不夠，可否在暑期給我一個補習老師﹖」我隆重其事地找到一位很有天分的數學老師，請他替兒子在進入大學之前的暑期補習了兩個月。我對該老師說﹕「不要教我的兒子怎樣算出答案，教他數學是怎樣思想的。」後來兒子在大學的數學成績一律甲級。
再說兒女在美國讀幼兒班及小學時，鄰近公立的免費，私立的每人每月學費二百七十美元，且要駕車半個小時，由我親自接送。但當我從同事中聽到某私立學校的教育哲理是只賞不罰，就不作他想了。每月見兒女的老師一次，兒女的強項老師大讚之餘，希望我容許教得快一點，深一點。弱項呢﹖怎樣不成老師也不說弱，只是說慢一點﹕「就慢一點吧，過些日子可以加速，年齡還小啊。」每班學生大約二十個，每個的課程往往不同。個別教育，加快加深是賞，減慢減淺算是罰了。
上述的精彩教育制度，老師的成本當然較高。然而，今天香港的公立教育，通脹調整後，政府的補貼遠高於昔日我替兒女繳交的私立學費。大家都知道這悲劇是怎樣的一回事，只是出錢的納稅人沒有話事權罷了。
聰明可以訓練出來嗎﹖
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原則上，一個人的智商是天生的，與後天的訓練扯不上關係。然而，數之不盡的研究報告說，後天的環境､教育等，對智商測驗的分數有很大的決定性。原則上後天的際遇對智商應該沒有影響，測驗成績的反證是說測驗本身有問題。因此，專家認為，智商只能在兒童測試才可靠。
但嬰兒一出生就是後天，父母從第一天起的愛與關懷或多或少會影響兒童的腦子。這樣，天下間不可能有可靠的智商測驗了。把道理推到盡，我們可以說，除了腦子天生有缺陷，我們無從肯定人與人之間的先天智商有所不同。說不定，所有腦子正常的人的天生智力差不多，後天不同全是後天的際遇使然。
問題是，有些聰明顯然是遺傳的，後天的際遇怎樣也不能圓滿解釋。中國的蘇東坡一門三傑，英國的赫胥黎也是一門三傑，其他看來是由父母遺傳給子女的聰明例子多得很，違反了先天沒有決定性的或然率。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後天的際遇對智力影響很大。不是專家，我的感受，是莫名其妙的天才是遺傳的，但一般的聰明卻主要是後天的影響。我沒有見過一個以前不幽默而後來變得很幽默的人，也沒有見過一個以前毫無文采而後來變得大有文采的作者，但我見過不少以前不聰明而後來變得聰明的。
幾年前張滔和我忽發奇想，考慮做一盤前所未聞的小生意。起因是一份報告，說從小多聽古典音樂的孩子，長大後比較聰明，而古典音樂中莫扎特的「聰明」效果最大。我們相信，因為音樂的節奏與旋律是一種思維，而莫扎特的作品是最清晰地有邏輯性的。我們早就知道數學與音樂有連帶關係，而莫扎特在數學上的天分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