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我慨歎的是徐前輩談到卜賽教授當年在南京領隊而作出的中國農業調查。這個我認為「包括之廣，探討之深，史無前例」的調查，曾經有一巨冊，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載這調查的原本數字資料，稀世之寶也。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機緣巧合，我出高價買到一冊。幾年前南京大學的多位同學到港大作訪問，我就把那巨冊送給他們，要他們放進該大學的圖書館中。隆重其事，我花了一晚工夫在巨冊前的空白紙上寫了一大段回憶，皆慨歎之言也。
徐前輩說當年的南京大學是金陵大學。這是很深的學問了。今天既有「南京」，也有「金陵」。當年究竟用上哪個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因為曾經轉來轉去。英文名字是UniversityofNanking，而南京者，金陵是也。
我感到慨歎的，可不是南京不南京，而是我認識而又喜歡的錢俊瑞先生（已故），徐前輩引經據典，說一九三四年錢老大讚卜凱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轉了口，說該調查「抹煞農村階級矛盾，代表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欺騙是相當大的」。數十人合作的調查，要欺騙實不容易。靈魂何價﹖錢先生的靈魂何價﹖
讀完了徐前輩讚我的文章，很有點飄飄然，向右一看，是黃有光專欄，題目是《寫推薦信為何不收費——答熊秉元巨俠》。黃有光說他自己被稱為大俠，而熊卻被稱為巨俠，「巨」高於「大」，似乎有點不服氣。
讀內文，黃寫道﹕「台大經濟系熊秉元教授，不愧有巨俠的號稱，學生請他寫推薦信，他竟敢問學生願意付多少錢，雖然錢是給慈善機構。他（熊）也膽敢提出﹕『為什麼土地估價師可以為土地估價收費，而老師不可以為推薦信收費﹖如果寫推薦信可以收費，老師們會不會寫得更認真一些﹖』」黃大俠的回應是﹕不收費是為了避免老師替多給錢的學生講誇張的話。
我自己老眼昏花，思想遲鈍，這爭議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後生一輩發明的新經濟學，我一竅不通，但傳統的經濟學我還記得一點。依照傳統之見，熊､黃巨､大二俠是讀錯了劍譜，練壞了功夫。且聽在下道來。
大學教授或老師的薪酬，是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的。那是說，私立大學所收的私人學費，或公立學校所收的納稅人的錢，購買的是老師的多項職責，其中當然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當然，老師有權像考試評分那樣，對不同份量的學生寫不同份量的推薦信。
一個成績奇差的學生，請教授寫推薦信，教授大可忙顧左右而言他，或婉拒。要是學生不識時務，看風而不懂得駛，堅持教授要寫，大難將至。是的，教授收了薪酬要替學生寫推薦信，但他有權作很大的分歧。一個好學生他寫得格外用心，甚至滔滔不絕﹔一般的他就一般地寫﹔差的最好是不寫，無謂誤人子弟。在港大做主任時，聘請新教師，我喜歡委託年輕一輩的同事辦理。我給他們一個錦囊妙計（可惜年輕人往往不聽老人的話）﹕不要看推薦信的形容詞，重要的是看寫信的人花了多少心血來寫那封信。那是說，寫信的人若擺明是花了不少心機，長信而大論，細說他推薦的學生的思維､文章內容等等，就是很高的推薦了。
是的，老師替學生寫推薦信，不僅老早就收了錢，而且好的學生他要付較大的寫信代價。較為用功的學生等於多付了錢，老師當然要寫得精彩､認真一點，甚至誇張一下。這與熊黃二俠所說的有雷同之處，只是熊巨俠說的是收了錢要再多收一次，黃大俠說的是學生應該吃免費午餐。學生何來免費午餐呢﹖
遙想昔日做學生時，我苦讀，代價不菲也。找工作時請教授寫推薦信，他們不僅樂意寫，而好些我沒有開口邀請的教授，跑來問我要不要他們動筆。我比一般學生付出了較大的求學代價，教授們就要較為落力地給我寫推薦信。這是市場的規律，應該不言自明吧。
黃大俠似乎不知道，教授替學生寫推薦信，可不限於時間的代價。要是教授誇張得太厲害，或言不由衷，或胡說八道，使聘請該學生的機構中了計，那麼這位教授會有很大的麻煩。胡亂的「吹水」信很快會傳遍整個行業，使下筆者失信天下。
記得在芝加哥大學招收研究生時，我是評審委員之一。差不多所有申請的學生的推薦信都寫得天花亂墜。後來還是經驗老到的G·Lewis教我們怎樣讀﹕這封信寫得用心，有斤兩﹔那封信的作者歷來大讚學生，作不得準。
有一封從以色列大學寄來的信，大名的作者簡單地說他推薦的學生是可以的，而該學生的成績只是中上。Lewis一讀該信，大聲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位推薦者說一個學生是可以的，於是把該學生排名第一。後來這位學生不到芝大就讀，究其因，是美國幾家頂級大學都給他獎金。
是的，一般而言，名家寫推薦信是否可靠，在行內傳得很快。要是熊巨俠收了巨金而替學生寫得格外「認真」，他可能成為「超俠」，或「原子飛天俠」，但一個回合就玩完了。
給中國的同學們
二○○一年八月二日
各位同學﹕
可能你們知道我這個老人家既不看電腦，也不讀文章，這些日子我收到好些由你們傳來的「道聽途說」。據雲﹕張五常在內地的網上不僅有名，而且有爭議，同學們因為我的存在而熱鬧起來了。這類傳言我從小聽慣，數十年如是，百思不得其解。令我稍為安慰的，是蘇東坡當年也遭受到類似的「爭議」困擾。但我怎可以與蘇子相比呢﹖
幾天前一位朋友給我看一連兩期的《經濟學消息報》，每期有一整版的所有文章都是關於我的爭議。我衝口而出﹕「看來當年的馬克思比我不過﹗」當然，我是在說笑，但整個現象來得不尋常。我關心的不是我自己會怎樣﹕餘下來的日子不多，學問再難有大進了。我關心的是近來聽到的及幾天前看到的言論，覺得你們的求學意識跟我年輕時很不一樣，希望在這裡給你們指導一下。
首先要澄清的，是你們之間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傳言，說汪丁丁和我在論戰､吵罵。我從來不參與這種無聊的玩意。你們知道嗎﹖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經是我的學生的學生，也是我本科生時的一位老師的學生。追溯起來，淵源遠達四十多年，你們的爸爸媽媽還是小孩子。後來丁丁受聘於港大，是由我親自打長途電話到夏威夷大學找我的學生，問個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沒有見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風滿面，還是像我那樣，塵滿面，鬢如霜﹖
回頭說由我而起的同學們吵鬧怪現象，起於這幾年電腦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發表的兩篇文章，聽說不幾天就出現在你們能看到的網頁上。加上近兩年我到內地講話多次，太太用普通話翻譯，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講來刻意地與同學們過癮一下。
然而，主要的導火線，還是香港《蘋果日報》連載的《經濟解釋》。有兩本名為《經濟解釋》的書。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語文章的中譯結集，由北京商務出版。我沒有讀過這譯本。其二是今天還在連載的《經濟解釋》﹕打算寫三十多萬字，寫兩年，分三卷。卷一名為《科學說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暫名《供應的行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暫名《制度的選擇》，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學們對連載中的《經濟解釋》反應嘩然，認為我所說的與同學們認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樣。這是個好現象。記得一九六三年我開始旁聽阿爾欽的價格理論，當時在研究院內成績冠於同窗，同學有什麼理論難題都求教於我。但阿師的課把我嚇得清醒過來。他不用黑板，不用術語，更莫論什麼方程式了。在課室內行來行去，自言自語，時而停下來細想，時而輕笑幾聲。阿師講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題目。我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懂﹗說也奇怪，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覺得自己開始掌握經濟學了。
連載中的《經濟解釋》是我最後的一本經濟學論著，所以下筆很用心。以中文下筆，是專為你們寫的了。你們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級的經濟學，或讀過一本有幾條什麼曲線的經濟學入門。學得再多可能有害無利。先入為主，除非你所學的是馬歇爾､弗裡德曼等人的傳統，你可能覺得《經濟解釋》與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筆與中譯的作品不一樣。翻譯十分困難。我在內地翻閱過幾頁有名的經濟學課本的中譯，不以為然。不一定是譯得不好，但讀者會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國及亞洲一帶的例子示範。用很多實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經濟學書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經濟學行內，瑣碎的現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裡德曼所知的天下貨幣大勢，而是街頭巷尾的實例。外國的課本就有這樣的困難﹕好些例子你們不會知道是怎麼回事。
與所有經濟學書籍不同的，是《經濟解釋》集中在解釋行為或現象的分析，其他什麼也不管。這應該是你們感到所學全非（指不同也）的一個原因。我剷除了所有我認為對解釋行為無關痛癢的理論，把餘下來我認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補充。這樣，同學們可能覺得《經濟解釋》是怪書一本了。
還有一點要提的，是這本書似淺實深，但你們若能細讀､細想，反覆重讀，總可以明白。我一向堅持解釋世事要用簡單的理論，但世界非常複雜，簡單的理論一定要經過複雜的蹂躪才有解釋力。是的，可用的簡單理論要有深度，要有複雜的層面。
我給你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聽到或看到你們對《經濟解釋》的評語，一般地有一個嚴重的錯失。你們喜歡說﹕張五常對了，或張五常錯了。這樣讀，這樣想，你們不容易在我的論著中學得些什麼。我絕對不要求你們相信我說的，也不要求你們同意，而是要求你們衡量與考慮。
我也不認為你們一定要學我的經濟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學，那麼讀《經濟解釋》時你們就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次又一次地跟想，考慮為什麼我說這點重要那點不重要，為什麼例子時假時真，為什麼推理這樣轉，又突然那樣轉。整本《經濟解釋》，從頭到尾，下筆時的意識就是要在紙上「想」給你們看。你們記得嗎﹖這本書開始時，我望出窗外，見到風搖翠
竹，就一路想下去。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我是什麼思想大師。但我自己的學問，是跟老師或朋友的思路想出來的。這學問不一定可取，而老師或朋友的思路有些我不喜歡，有些與我格格不入。但當年我跟得上而又影響了我的，不下一掌之數。你們今天沒有我昔日的際遇，也不能像我當年那樣，可以方便地向這些師友發問。要補救這最後一點，下筆寫《經濟解釋》時我盡可能把思路寫得清晰，而又恐怕有所誤導，盡量保持思路的真實性。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是蘇東坡說的。中國今天學術思想開放。在學術的汪洋大海，你們之中將會有幾尾大魚跳出來。我逢場作興，免不了興風作浪，下筆為文是要早點把大魚趕出來。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凌晨 張五常（五常按﹕本文提到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我最後的嚴謹學術論著，但二○○七年我變了卦，因為無法推卻科斯的要求，寫了《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是嚴謹的學術論著。）
想像力是怎樣教出來的﹖
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在深圳市委黨校講話，一位聽眾問為什麼這兩年在內地出現了「張五常熱」。我回應說內地的媒體既不能談政治，又不能說宗教，批評政府不成，大爆貪污有難，黃色不准，黑色要免，不適者淘汰，剩下來可以大炒特炒的只有張五常。這回應博得哄堂大笑，一片掌聲。
是的，天下雖大，媒體到哪裡去找一個被人讚､罵皆無動於衷的人﹖內地的朋友卻有別說。一說是罵張五常可以成名，所以要成名的就出來湊湊熱鬧了。這假說不對，因為罵張五常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是「熱」的效果，不是「熱」的原因。另一說此「熱」也，是起於我反對濫用數學與博弈理論，開罪了某些專家們。這更不對﹕街上的人不可能知道數學經濟或博弈理論是些什麼，而這些專家大都是朋友，歷來是君子和而不同的。
我自己對那所謂張五常熱沒有什麼感受，雖然內地的媒體很有點過甚其詞。個人認為，如果真的有張五常熱的話，那應該是這幾年內地的年青同學拍掌拍出來的。三年來我和太太到內地講話五十多次，講得用心，掌聲是賺回來的，但那是我倆和同學們之間的事，不應該傳到媒體那邊去。
不久前一些內地的朋友說，批評張五常的言論，除了無聊的人身攻擊，是指我講話信口開河，誤人子弟，「不是天才不要學張五常」云云。「天才論」是香港朋友多年來的說法，聽說內地最近有「手抄本」。胡說八道，就是上帝也不知道我是個天才，而又有誰可以說任何一位生理正常的青年肯定不是天才呢﹖我教學是希望能把同學的腦子打開，讓天才冒出來。這是不容易的教育工程。真正的天才鳳毛麟角，但被我教成准天才的不下兩掌之數。喜歡教學的人不會放過一個好學的學生。但好學不足夠，有好奇心更為重要，是可以成為準天才的先決條件。像當年自己的老師一樣，我教學的主要意圖是觸發學子的好奇心。這就是我常說的思想啟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