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最劣､最受歡迎的教授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成了天下之「最」﹗
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被選為最佳教授。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被選為最劣教授。與此同時，眾人都說我是港大最受歡迎的教授。天下兼得此三「最」者，大概只有我一人而已﹗
在「最劣教授」公佈的前兩天，港大幾位學生代表到經濟系的師生討論會中投訴，說我教的那一班坐位不夠，要坐於地上聽課云云。但我講課的課室是港大中最大的了，坐位三百五十個，連坐在地上的，共有四百多學生。幾年前，我見坐位不足，遂限制學生人數。但一些家長打電話來，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加以通融，「網開一面」。
四百多名學生的那一科，並非僅開一班。我刻意地選用一位教得好的同事，在同一科上多開一班，讓學生大可選擇。然歷久以來，選修我教的那一班人頭湧湧，擠得水洩不通。
我本來對什麼「最」都不放在心上。教學三十年，深知自己之能與不能，他人對我的評價如何無關重要。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問題是，在港大一些學生所辦的「最差教學獎」的選舉中，他人得劣獎，反應如何我不知道，而我榮登劣座，幾乎全港嘩然﹗這是要解釋一下的。
港大校內一些人的解釋，似乎不對。一說學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答問卷，選錯了應答的空格，另一說四百多名學生的一班，答者只有二十多人，大都是要投訴什麼的，其他的懶得「填」答。這些說法我都不同意。
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一）我從不備課——自己天天為之思考的經濟學，備課是多此一舉。即使最近我在瑞典對眾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講話，我事前也是沒有什麼準備的。（二）我從不用講義——寫下來的講義，到講課時思想有了新的靈感，怎可以墨守成規﹖（三）讀物指定之後，我從來不依書而教——書中可以讀到的，是不需要我來說什麼吧﹖我從來沒有遇過一位在國際上稍有份量的教授，是依書而教的。另一方面，老師在課堂上談過的問題，下課後學生是要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尋其他有關的讀物的。這是學生的責任（倘若他有自覺性的話），而學用圖書館是進大學的必需訓練。
（四）我認為教與學的重點是思想的啟發，學生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百個學生中，將來會成為經濟學家的可能沒有一個，所以重點不是教經濟學，而是利用經濟學的推理去使學生懂得思考的方法。
（五）今天我教學的方法，與二十五年前獲最「佳」獎時有一點不同﹕今天，我很少用黑板寫些什麼。我只是坐談，在一個題目上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學生遲到､早退或缺課，則「貴客自理」。
以上所說的教學方法，以評分論佳､劣，當然是看問卷的問題如何問。若問﹕你對教師的學問是否有信心﹖教師對你思想上的啟發如何﹖那我就「勝」來容易。但若問﹕教師的講義夠不夠清楚﹖讀物表是否容易學習﹖那我就「劣」矣哉。
我曾多次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這制度使學生們養成務求考試及格而不求知識的習慣。他們要老師像教幼稚園生那樣「扶」他們。講義要清楚，大綱要固定，什麼要讀，什麼可以不讀，要說得明明白白，考試的題目會如何如何，問題要如此這般地作答等等。
香港的學生還有一點與外國的不同之處﹔他們進大學大都是為了日後的謀生或出路，目的是取得銜頭，愈容易取得的愈好。他們於是但求易讀之「書」——考試易於及格——至於知識的多或少，有沒有真才實學，他們絕大部分是不管的。在美國就讀時我只缺過一堂課。相比之下，在港大，有五成學生上課的老師是高手了。我的一班雖然人頭湧湧，缺課的學生還有的是。困難在於﹕以我教學的方法來說，缺一兩課就不容易「跟」上。在港大有數百學生的一次授課中，我對他們說﹕「當年我在芝大教書時，一下課所有的學生都立刻跑到圖書館去，一個不漏。你們當中有誰會在下課後立刻到圖書館去的﹖」他們完全沒有回應。大學是高級教育。學生要養成自立､自修､獨立思考的習慣。大學教師應該做的是引導､啟發，而絕不是把學生「扶」去拿銜頭的。我被學生選為最劣教師之一，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
一個教師的教學成績如何，唯一可靠的準則是看他的學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個準則衡量，我與奈特相去甚遠，但屈指一算，總算有數十個學生在美國當教授了。比較難明白的問題是，一個被認為最劣的教師，為什麼學生之多冠於全校﹖（我每年所教的學生，人數大約與一個較小學系的總學生人數相等。）思前想後，認為這問題有兩個解釋。其一是學生喜歡聽我的課（正如我到任何場合演講，聽眾必然濟濟一堂）﹔其二是一些學生慕「名」而來，只求是我的學生，不論其他。說實話，後者我是不樂意教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他人的班我管不。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的——要改變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但願今後要進我門來的學生，有我們老一輩昔日做大學生時的學習態度。
演說的秘密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絕大多數的演說是事前毫無準備的。有時預先知道題目，有時幾分鐘前才知道，但要有兩三個選擇。沒有手稿，也沒有腹稿，要講就講。講正題的時間､聽眾發問的時間，任君選擇，我可以校得很準的。這種毫無準備的演說，可以講得掌聲雷動，也可以大失水平。其中的差別，可不是碰巧使然，而是由一些明確的因素決定的。我經歷過多次的成與敗才找到這些因素。這些是我演說的秘密了。
回頭說，有小部分的演說我是先行寫好了手稿的。這樣的講話，效果永遠不稱意。最差的效果，是拿手稿但不一字一句地讀出來，只是看手稿發揮。效果比較好的是讀出來。我的困難是愈讀愈快，使聽眾聽不清楚。講得最好的是沒有準備之中的佳作。本文要談的是這後者的秘密，茲點列如下﹕
（一）講時不能太疲倦，事前要多休息。重要的演說最好先睡一覺。
（二）講前的三幾個小時，腦子要什麼也不想，最好是一片空白。要記，講前受到干擾是大忌。前年在北京演說時（三天講了五次），因為交通擠塞，影響了情緒，比不上在武漢的表現。
（三）講前要多喝水，因為講時會大量消耗水分。口乾是講不出來的。
（四）這是最重要的。講場聽眾一定要人頭湧湧﹔站的擠得水洩不通更妙。千萬不要要求大講場。較小的站滿了聽眾，可取也。大講場站滿了人也不錯，這是有點苛求。
老友弗裡德曼口才冠絕天下，也是喜歡不準備的演說。他多次告訴我聽眾愈擠迫愈好，所以他也喜歡選用中､小的講場。弗老大名鼎鼎，就是大講場也有人滿之患。但他就是怕不滿，要選用較小的。
（五）講場不滿，而前面的幾行坐位若是空空如也，可能有災難性的後果。要知道演說是要自然地對聽眾講，好像是對朋友說話。在講台向下望，前幾排若是空了，你要望天打卦。
（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演說，一開口不要先作多項稱呼——什麼校長先生呀､主席呀､先生小姐呀之類的，可免則免。我常用的開場稱呼只有四個字﹕「各位同學」或「各位朋友」。要是你隆重其事地作幾個稱呼，你就會緊張起來，落筆打三更。
（七）入正題之前最好是先說笑話。聽眾若不笑你就很麻煩﹗再說第二個笑話，聽眾還不笑你就要忙顧
左右而言他，替自己鬆弛一下。若聽眾大笑，那你就「執到寶」，因為聽眾與你一起鬆弛起來了。
（八）這項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那就是一開始講話時，你要在自己目光所到的舒適之處，找三四位聽眾的臉孔來直接地跟他們說話。不要找「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也不要找愁眉苦臉，或心不在焉的。你要找笑容滿面，細心聆聽的，要在不同位置找三幾個。找到之後，整個演說你的目光就集中在這幾個臉孔上，對他（她）們說話。其他的聽眾你是不需要顧及的。（他們不會知道你是在跟選定了的人說話。）
從聽眾中選幾個「目標」不困難，開講後不久你會很自然地找到對象。要點是找到了之後，你要心安理得､時左時右地跟這幾位說話，好像是對朋友閒話家常的。要記，沒有任何演說可以比對朋友說話來得高明。你的「目標」在笑，你不妨說得輕鬆一點﹔「目標」似乎不大明白，你就多解釋一下。
（九）這最後一點，是講者往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講者要舒適。講台不要太高（俯視而講發音辛苦，過了二十分鐘你就會覺得疲倦）﹔擴音器的聲浪要清楚自然，使自己聽得舒暢﹔坐講或站講皆要舒適。演說一兩個小時——尤其是沒有準備的演說——是一項很集中的腦力活動。外人不容易明白在一兩個小時內講者的精力消耗量可以是大得驚人的。因此，舒適環境的重要是沒有誇大的。我可以用三次不同的演說例子，來說明上述的可靠性。
例一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科斯拿諾貝爾獎前夕的講話。是晚餐後的演說，在場的諾獎得主二十多人，加上其他重要的來賓，我雖然不用手稿，但腹稿是有的，而且想得用心。殊不知講時一位我敬仰的大名家坐在面前，合眼睛，愁眉苦臉，使我亂了陣腳，講得一塌糊塗。弗裡德曼在晚餐的圓桌上坐在我的右側，我講時他笑容可掬地替我打氣，但我不能常向右看，避不了向前看到愁眉苦臉的大名家，於是飲恨瑞典。
例二是一九九三年。港大校長王賡武搞一系列的「香港演說」，是準備出書面世的。我推卻了那次講話。殊不知事前一日，賡武給我電話，說已發了廣告，不能更改，我是非講不可的。是星期六早上十時的演說，我駕車回港大時掛個電話給女秘書才知道題目，是關於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發展關係的。
會場有三百五十個坐位，補加坐椅一百，但坐的聽眾只有大約三十人。賡武見到我，前來握手，說﹕
「今天聽眾不少呀﹗」我看到那冷清清的場面，心想，上帝也救不了我。賡武安排我跟他坐在第一排。過了十分鐘，他跑到講台上介紹我。
介紹講者，王賡武是個奇才。他可以不用手稿，恭維的話說得不露痕，瀟灑自然，一口氣地說了二十分鐘。到我上台了，硬頭皮走上講台，聽得背後掌聲雷動。向台下望，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應該有五百人以上，把我嚇了一跳。於心大喜，深呼吸一下，馬不停蹄地講足指定的兩個小時。
後來這次講話的錄音整理成文，在兩處發表。港大輯而成書是由黃紹倫主理的。後來遇到他，他說想不到完全沒有準備我可以講得那麼好。我的回應，是主要因為沒有準備﹔有準備反而不成。但其實重要的是聽眾夠多。
更為成功的第三個例子，是去年在武漢中南財經大學的講話。那也是毫無準備的。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但學生早上十一時就輪候。結果是三百坐位的講堂擠七百多人，在講台前站得最近的倚台而立。用廣東話講，太太在旁翻為普通話，舒適自然，而太太翻譯時，我有幾秒鐘的時間想下一句。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後來該講話的錄音，整理後成為長文在內地發表，我不需要過目。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答黃有光大俠
二○○一年五月十日
四月十四日到大連東北財經大學講兩天課，十七日飛北京到保定與石家莊再講，上機前王玉霞給我三月二日的《經濟學消息報》，內裡有關於我的文章。僅五十分鐘的飛程，坐的竟然是七四七，機艙空空如也，顯然是飛機周轉不靈，借來一用的。
有關我的文章的題目是《張五常〈佃農理論〉自述的試譯》，作者徐唐齡是湖南大學的一位前輩。徐前輩說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反覆讀了幾遍，擊節吟誦，慨歎久之。」讀了他的「試譯」，我也慨歎。我們這老一輩的人，記得中國近代的往事，能不慨歎乎﹖
徐前輩談及我分析的台灣一九四九年推行的三七點五租管（地主的農產品分成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說在大陸早有前科。那是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大陸提出（可沒有真正推出）的有名的二五減租（地主的市場分成率是百分之五十，減百分之二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了）。這項前科我當然知道，但地主的市場分成不可能剛好是百分之五十。到了台灣，國民黨認真一點。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平均地主農產品分成估計為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管制在三十七點五是減百分之三十四，非二十五。這可見國民黨到了台灣還是亂來﹕一九二六年說是三十七點五，一九四九推行的就是三十七點五了。
說到卜賽教授的譯名，徐前輩說應該是卜凱。我也聽過卜凱之譯，但既然卜教授的老婆之名（PearlBuck）被譯作賽珍珠，我就選「賽」棄「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