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考生準備不足，拿試卷回家作答，翻書參考也無補於事。請高人代筆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試卷回家。但兩年前兒子在美國考試，其中一科有了進步﹕考生可拿試卷回家作答。兒子回家後卻去看電影，比我當年喝咖啡勝了一籌。
不久前太太買了一套《雍正王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舉的過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監管如囚犯，而洩露題目的要被殺頭。我想，不可能吧﹗中國的科舉試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夠，讓你先知題目又怎樣了﹖殊不知我以為是拍攝影集的人的誇張，原來真有其事。
最近到昆明一行，到雲南大學講話，校長帶我去看校園內的明代考舉樓，據說是整國尚存的三間中保存得最好的。
朋友，你道科舉是怎樣考的﹖一間一間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間大約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張，桌､椅各一，馬桶一個。一個考生被鎖進這樣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來。
俱往矣，但小程度上舊習仍在。幾年前在內地訪某大學，改試卷的老師要被關進樓中一個星期，卷改好後才能離開。這與美國的情況有天淵之別。香港的情況比較自由，但港大考試，考生的座位皆有編號，不能亂坐，監考的有好幾個人，而考前主監者要宣讀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奇怪，我參與香港中七經濟學會考出試題的工作，凡十八年，從來沒有遇上試題外洩的事。（考試局本身曾經闖過禍，但與出試題的無關。）我說「奇怪」，是出中七試題的有好幾個人。我那一組就有四個中學老師協助，而他（她）們的協助是重要的。試想吧，除我以外，中學老師是常常更換的。十八年換來換去，那麼多的參與者，而試題從來沒有外洩。這是一種文化，或一種習慣，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職責所在，看得起自己。（試題若外洩，考後不難發現，要斷定誰外洩是比較困難的。）我還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組人從來沒有受到什麼警告，也沒有刻意地秘密從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規例，大家都知道，新參與其事的老師是用不提點的。
我為中國古時（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舉的近於無稽的約束這個怪現象想過好一陣，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觀樓一走，讀到樓內關於那天下第一長聯的作者孫髯翁的簡短生平事，知道孫才子因為進科舉考場要被搜身，認為是奇恥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終。我於是又再想到科舉試這個怪現象了。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為什麼要那樣嚴峻﹖被考的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主考的可能被殺頭﹖區區考試，怎會搞成這個樣子的﹖前思後想，我想出如下幾項因素，讓讀者考慮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沒有什麼高見。
（一）歷史上，神州大地考試作弊成風，加上貪污的協助，考生大出其「術」，考官其「術」不正。這個解釋顯然有問題。第一，科舉試考的是文字題，大做文章的那一種。這種考法不容易出術，就是預先知道試題也幫不到多少忙，更何況有三日三夜的時間作答。第二，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種人。事實上，歐陽修見到蘇子的答卷，誤以為自己的門生，為了避嫌而把蘇子降為第二。這是說，昔日參與科舉試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說是誇張了。
（二）科舉試中了個進士，姑勿論狀元､探花，陞官發小財差不多是慣例。這點比較有份量﹕牽涉到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隆重其事地處理不難明白。問題是，說比較隆重，可不是說隆重到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今天的社會，考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牌照也牽涉到財富的分配，但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考試有近於昔日考科舉的規限或約束。
（三）這點似乎最有份量，但也最難明白﹕在中國歷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試似乎沒有其他的重要準則。以今天的西方學術來比較一下吧。在西方學術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學術工作，考試成績怎樣了不起也幫不到多少忙。名校畢業幫一點，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薦信很有用處，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論文，而這二者通常幫助找第一份學術工作。之後要爭取學術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發表的學術文章決定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不論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視文章發表的學報的名氣——主要的是作者說過了些什麼話，或提出了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觀點。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學術不重視考試，是因為有很多其他的衡量準則被採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單憑考試，那麼考試就會變得隆重其事，雖然不一定會隆重到要把考生關起來。
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科舉試，其他的——通常是遠為可靠的——衡量準則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知得不多，其他多種重要的準則被採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覺上少用其他準則是我的感受。
這裡我還有一個疑問。今天我們在西方學術上寫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餘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蘇學士寫好了《前赤壁賦》，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開罪朝廷而不敢示人。如果是因為朝廷的混賬而廢除了文章發表的重要準則，那麼大做文章的科舉試究竟是考些什麼呢﹖
干預教育災難必然
二○○六年三月二日
跟五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做學生時相比，今天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當年官立的只有港大､理工，與一小撮中小學，都是名校，而私立的中小學不少有口皆碑，令人羨慕。五十年代中期，學位短缺，「野雞」私校群起而出，可幸出錢的家長不傻，這些新校力爭上游，辦得很不錯。我的一位今天在生物學上得享國際大名的外甥，是新法書院培養出來的。
離開了香港二十五年，不知從哪時起教育制度開始闖禍。首先是聽到教育司署的權力膨脹，干預課本的選擇。六十年代中期，他們淘汰了我認為是好得不得了的《中華文選》，其後英語課本再不容易見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喜歡背誦的文章。
七十年代中期，政府資助教育開始淘汰私校。我的母親把一間工業建築租給一傢俬校營業，每年要補地價。該校辦得不錯，有原則，但因為政府津貼的學校教師薪酬急升，私校只聘用低薪的，鬥不過，節節敗退。我從來不過問母親的事，但她見該私校交不出租金而要訴之於法，我身在美國也干預。恃我是母親最愛的兒子，吵､吵､吵，一說身體不適她就讓步了。聰明絕頂，她不可能不知道兒子在說謊，只是愛子心切，無可奈何。八十年代中期，該私校不交租也守不住了。是政府，不是我的母親，把該校淘汰了。差不多所有私校都遭淘汰。
不久前香港有兩位教師跳樓自殺，有說與政府推出的「教改」有關。希望不是吧。如果真的有關——只有天曉得——那麼自殺是判斷錯了。政府花那麼多錢搞教育，懂也好，不懂也好，他們多多少少要推出一些「改革方案」給市民看。市民懂也好，不懂也好，沒有大群跑出來破口大罵，「方案」就過了關。這樣，作為教師的要不是辭職不幹，就是為了飯碗而隨波逐流，沒有其他選擇。隨波逐流有違己願，但工作情況不會太壞。人做你做，交差算了。
沒有誰會像我當年在港大那樣，寫信給一位副校長，說﹕「要管我嗎﹖請你先拿出一點學問來﹗」聽說這位副校長給我氣得紮紮跳，但沒有死，後來校方不給他續約，回到老家去了。
除了因為增加了政府干預，我們無從解釋今天香港政府花那麼多錢搞教育，求學氣氛遠不及五十年代。當時我是個逃學生，十試八不中，但口琴比賽了得，乒乓球左推右掃，下象棋閉目讓雙馬，同學們都給我一點情面。留級歸留級，總有老師看得起，認為逃學是我的專利，要學時總會指導一下，給我啟發，培養了我的好奇心。說實話，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讀中小學，除了兩三位我討厭的老師，校園的求學氣氛很不錯，只是沒有釣魚或放風箏那樣過癮罷了。
想當年，語文課本是老師自選的，要怎樣教政府完全不管。好些老師悶得怕人，但精彩的彷彿當年西灣河海旁的說書人講武松過岡。自小學得快，懂得舉一反三，只聽一位精彩的國文老師搖頭擺腦地教一次
《滕王閣序》，我知道所有古文都要搖頭擺腦地讀。舒巷城曾經說，我的文采是當年搖來搖去搖出來的。可不是嗎﹖文章讀來沒有節奏，不可能有文采。
香港的中小學今天搞教改，自己不身在其中，所知不詳，評價難以妄下。但香港的大學八九年前推出的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這裡譯為「研究評估操作」），我曾經參與。跟「教改」異曲同工，這「操作」一則可圈可點，二則見笑天下。那是要大學的教師按時提供文章的發表數量，是合著還是獨著，在哪份學報發表，等等，起初一年一次，今天減為五年一次了。資料提供後，某些不見經傳之士替學報的不同名頭打分，加上什麼這樣打那樣算。學問的高下可以計分已是天下奇聞，以之決定薪酬或經費更是胡而鬧之。
不要說我這個曾經拿過零分的大教授認為葡萄是酸的。他們今天重視的文章引用次數，一位朋友最近算，我的英語學術論著平均每篇被引用近百次。這是說，只一篇就比昔日給我零分的頭頭的平生所著的引用次數高出二十倍以上。如果當年多帶博士生，平均引用次數大可倍升而破紀錄。要拜我為師的學子無數，但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從早到晚想自己的，不容易管他人怎樣想。
其他學系我不懂，無從衡量，但經濟學是過來人，知道要在名學報發表文章易過借火。有三個條件。其一是英文要寫得好，其二要懂得學術文章的規格，其三要受得起學報編輯及評審員的氣，他們要怎樣修改就怎樣修改。首兩項我是專家，只是第三個條件不及格。從來不妥協，想了一年才寫出來的幾十頁紙，玉皇大帝也不能動。
回頭說因為政府干預而在香港的大學搞起來的研究評估操作，以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是鼓勵了產出廢物。上述的三個足以在正規學報發表的條件，沒有一個是關於思想創新與啟發性的。正相反，一篇思想創新或有啟發性的文章，要在正規學報發表實不易。這是因為除了很少數，懂得判斷思想重要性的高人，不會花時間編輯學報或評審文章。
想當年，斯密花了十二年寫《國富論》。發表的那一年，今天香港的大學研究評估，可能千考慮，萬考慮，格外寬容，給他三分（書本可能不算）。之後斯老每年皆零分也。芝加哥大學的戴維德，影響了我這一代，以香港的偉大評估算，年年零分。區區在下只拿過一年零分，僅在戴維德與斯密之後，排第三，也算是天下高人了。
我往往懷疑，為什麼曾經管治香港百多年的大英帝國，學問與創作的成就高得那樣超凡。牛頓､斯密､達爾文､莎士比亞､狄更斯､端納等大師，其成就雄視百代，都是英國的。只是大概地看。以我熟知的經濟學，邊沁､李嘉圖､密爾､馬歇爾､凱恩斯､魯賓遜夫人數之不盡，都是英國的。以香港今天的研究評估，這些大師不容易合格，更不會年年合格，但朋友，你認為今天的香港經濟學者中，有一個可以擠進他們的行列嗎﹖這樣問，是因為自己退了休，不算（一笑）。毋庸置疑，香港政府在教育上花錢太多，搞得太甚，一塌糊塗。香港教育最可觀是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應該回復到那時政府資助教育的財政預算比率，將那比率用於今天，然後什麼都不管。政府花錢少，教師之外大家懶得管。只是我欣賞羅范椒芬，衷心的。讓她做義工吧。
補習與考試
二○○六年九月五日
（一）
報章刊登不少補習廣告，往往頭版全版，有時全版還不夠，要跨頁。心想，地產商也沒有這種威勢，補習怎可以賺那麼多錢﹖不要誤會，我不反對補習社賺錢。市場有價，名正言順，沒有誰可以反對。問題是什麼局限促成補習在香港那樣盛行呢﹖對學識的增長真的有幫助嗎﹖
昔日自己的兒女在香港讀中學，我少管，只有兩項硬性規定。其一是晚上十時之前要回家（進入了大學這項取消），其二是不准補習。後者有兩次例外。其一是女兒要考數學試，認為不懂，在我背後打電話給我的一位學生，要求補數。一個下午偷偷地補了三個小時，考個第一，之後不再補了。我知道這件事，因為該學生找我收錢。收三百，我給五百。偶一為之，沒有責罵女兒。其二是兒子中學畢業後，要到美國進大學，整個暑期無所事事，對我說恐怕數學基礎不夠，
要求我找人替他補數兩個月。我同意，親自為兒子挑選數學補習老師。勞師動眾，朋友幫忙，終於找到。我會見了，認為很好，要求他只教兒子數學的概念。教得好，後來兒子在大學讀數，全部成績是四點零。兒子的記憶力強，想得快，但數學的天賦平平。後來讀生物，數學得到好老師指導了兩個月，幫助了他需要選修的幾科物理。
反對考試的教育高人無數。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以教育高見名動天下，後來辭去該職位，跑到SantaCruz的加大分校主持，力排眾議，取消考試制度。這大膽嘗試後來不成功，因為其他大學有考試制，收學生要看成績，獨自取消考試，學生轉校有困難。然而，原則上，支持該校長取消考試理念的大不乏人。這是說，原則上，考試不是上選的教育制度，我這一代的學者朋友中沒有一個不同意。問題是不容易找到可取的替代。
在美國求學時，除了本科首二年的課程，我沒有為考試讀書。不管老師考什麼的求學意識，在當時的美國可以，今天如何沒有跟進，而香港及內地擺明是死路一條——除非你是張滔，只把書翻兩翻就全部記得。當年在美國，尤其是進入了研究院，我讀書只是為了過癮，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老師出試題，我很少依書而答，也懶得管老師在課堂上說過什麼。讀是讀得很用功，聽是聽得很專注，但答試題永遠是自我發揮，表達新意。當年老師不僅接受，而且傳了開來，答錯了也得高分。這樣的情況，聽說今天不普及了。
（二）
香港的中､小學生消費補習盛行，盛行之極也。遍問知道外地情況的朋友後，選香港補習之風冠於地球。每個學生算，香港政府補貼教育也冠於地球，冠來冠去，香港的教育產出過多少個國際級的學者呢﹖中大劉遵義，曾經是香港中學會考獨一無二的狀元。是否出自公立學校不知道，但敢打賭，遵義老弟沒有補習過。科大王子輝，名家也，當年也應該不知補習何物。港大張佑啟，也名家，昔日要他補習可能殺了你。我的外甥趙承恩，出自香港野雞私校，補習免問，今天是國際大師了。區區在下被逐出皇仁校園，不好意思算進去。有哪位曾經在香港大補其習，然後在國際學術上殺出重圍的，請都站起來，我每位打賞一百大元，跟用知名天下的狂草寫個「服」字。
看官，香港學子的補習理由有多種，只准你說一種，最主要的，你說得中嗎﹖猜一猜再讀下去吧。
無可置疑，香港補習的盛行起於會考制度，尤其是加進考試局監管之後，考法墨守成規，升中六或進大學不僅看會考成績，而且只看。中五畢業要會考，中七的高考也是會考。課程怎樣教，會考題目怎樣出，皆由考試局監管。算你是愛因斯坦，會考成績不濟，除非有機會跑到外地去，大學前途免問。
看官會問﹕難道香港的中學老師不懂得教會考課程嗎﹖難道他們教得不對，所以學子要補習嗎﹖你看錯角度了。對的看法，是如果香港沒有會考制度，又或者大學不管或不重視會考成績，只重視中學校內的成績及老師或校長的推薦信，那麼中學老師會自我發揮，各展所長，教法不同，思維有別。這樣，補習社要關門了。好比經濟科目，如果不同中學老師教的有別，試題格局變化多端，沒有統一會考，補習社是無從入手的。
從來不懷疑，中學老師各自設計課程､自我發揮的教法，對學生的思維啟發遠勝於會考制度。水平會有點參差不齊，但大學收生不難知道哪家中學有水平，哪位老師有份量。當年在港大收生，我考慮不管會考成績，只看中學校內的成績與老師或校長的推薦信，心想，這樣招收兩三年就可以掌握個別中學與個別老師的水平了。我有權這樣做，而如果這樣做了，其他學系跟仿傚，考試局說不定要關門。
後來沒有這樣做，因為校長對我說，香港的經濟高考從盤古初開由港大主理，雖然他尊重我對會考的看法，但希望收生漠視高考成績之餘，港大還繼續主持經濟高考。這要求難倒了我，因為港大主持經濟高考，不能公開否認該高考的成績而自圓其說。無可奈
何，我逼免費替數百位中學經濟老師在晚上「補習」，補了三年，筋疲力盡。經濟的高考試題呢﹖我堅持不鼓勵學生背書，要鼓勵思維啟發與想像力，重視基礎理論與概念，以解釋世事為學經濟的唯一目的，而有新意的答案，就是錯了也要把分打上去。是艱巨的工程，可幸得到無數中學老師的協助與支持，考試局也網開一面，算是做出一點貢獻了。
回頭說香港的中學老師，他們真的不懂得怎樣教，所以學子要跑到補習社去嗎﹖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有些補習老師教得好，有些不怎麼樣，而中學校內的經濟老師也有高低之分，但無從判斷哪一方的水平比較優勝。
還有一個有趣問題。在中學教得好的老師，往往不僅不反對學生出外補習，而且鼓勵他們去。為什麼呢﹖不是偷懶，而是在香港的會考制度下，一位中學老師的學生會考成績好，校方間接地有獎賞。出外補習會改進學子的會考成績嗎﹖會的，因為家長要出錢，入肉傷身，子女補不出成績會被打屁股﹗這是需求定律，我教過，老師們應該知道。